威廉[1].恩道尔-粮食危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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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嗣拦�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第50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0）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年颁布实施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的那样，自1933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某些农作物设定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业法中，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的农业法在1996年短暂的经济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要农作物提供了机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正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所总结的：
由于1996年的《农业法》剥夺了政府通过闲置土地来平衡供求的权利；粮食价格急剧下跌。粮食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所有土地都不被闲置时，农业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下降，农田的价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农田越来越贫瘠；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市场挤干了农田土壤的最后一滴油；造成产粮地区单位成本的增加；导致这些农田要么改种别的农作物；要么变成牧场。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浑然不知。到2005年，肥胖、过敏以及沙门氏菌、中毒、大肠杆菌等罕见疾病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把这种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第51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1）
1998年时，戈德伯格虽然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十分活跃。他身兼很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如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董事，还为世界银行就商业化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咨询。那一年，他在哈佛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研究团队，对基因革命将如何影响世界粮食体系开展研究。
这位商业化农业的创始人正在准备把基因革命整合到商业化农业革命之中。他规划出了三十年后世界粮食体系的转型。
他通过计算得出：“传统的商业化农业系统（不包括制药业、卫生和生命科学部门）到2028年将成为产值8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农业部门的附加值比例将从1950年的32％降低到10％……而食品加工和分销占1950年代附加值的一半，到2028年它的比例将超过80％。”戈德伯格认为，农民在未来世界农业巨大的产业链中作用甚微。
戈德伯格计算了加上由基因工程最新进展所创生的全新部门（他把这些部门统称为“生化农业系统”）所增加的产值，其中包括通过转基因技术创生的转基因植物药品。他宣称：“到2028年，在新的生化农业系统中加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衍生的各个产业，该系统的整个附加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农民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缩减到7％。”他满腔热情地宣布“基因革命正引领食品、健康、药品、纤维和能源产业的融合。”
也许他还应补充说；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做到让全世界断粮。
第52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1）
第七章
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金会控制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事实上，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反证法的应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资金极为稀缺的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事，后来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于基因学家来说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减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构建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并不在意简化论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计划的理论支撑。
第53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2）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