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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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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简介    
   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鹤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②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这些著作因为既不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又是一些过于严肃的话题,因此大多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惟独《乌合之众》一书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也仍可看到此书的多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Ceomp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推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远远不及自己同胞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某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    
  罗伯特·墨顿(Rwt Merton)在为此书的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奥尔波特(Goldn W.Allpo)给予勒庞的极高评价。这位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墨顿先生则认为,“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只要读一下勒庞此书,人们想必也会很容易理解以上这些言论。的确,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庞那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中译者序)(见书尾)
作者前言    
   以下研究是要对各种群体的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推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法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著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目前的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元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惟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淮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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