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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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如此便可认为，这样做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基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集体，不管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群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一般性问题上，40名院土的投票不会比40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他们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我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肯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
群众的选举权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给予，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样的；说一千道一万，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示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经常遇到它，由此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印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柱，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5 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难以改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而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演讲术的要点/没有名望者的演说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作用/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找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或者削弱，或者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大不相同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也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如何。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人之见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基内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片为人知。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程度：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没发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无及。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负——和生动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这种辩才在所有集会中都可以看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像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重要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早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胁。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间吗？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肯定会向他投降。
哗哗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领袖有利。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并且不会遇到强烈的抗议——金融家和僧侣在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也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在场的人会担心，假如他们表示抗议，他们也会被当做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集会中都极为有效。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也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紧谢各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他一厢情愿地开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