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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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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像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像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像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像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像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像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像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像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像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4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贴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N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同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1)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著  冯克利译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1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7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疼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种族    
  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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