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甓焕矗奶任槐洌廾捞└甓晕鞣轿镏手饕宓呐泻投远轿拿鞯脑廾溃⑺潮阋菜盗诵矶喔胶偷幕啊Ｋ购推渌队咭黄鸱丫⌒幕烟└甓虬绯梢晃怀踩胧サ纳裣桑谷撕鍪恿怂导噬鲜且桓鋈劝畹姆踩耍凰腔贡湛诓惶柑└甓枷胫蟹纯沟酃饕迩致院头饨ㄖ饕宓囊幻妫灰晃兜乜浯笏炊晕鞣轿镏饰拿鳎岢降木裎拿鳎峁嗣蔷途醯锰└甓娜克枷刖椭挥幸桓觥鞍弊郑窃秸庋炊哉呔驮揭泄セ饕韵涣加跋欤峁壅筒豢杀苊獾卦嚼丛郊ち液图饪獭�
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用了种种苦心，竭力把泰戈尔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变成可用于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这从他们对泰氏的过分的宣传、吹捧中可见一斑。他们织下的这层层华丽的帷幕，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也真应了郭沫若一针见血的断言：在对泰戈尔的思想、作品没有做系统地考察研究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什么“太戈尔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地演办一次神会。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华之前，徐志摩就为了顺应泰戈尔而说了很多言过其实的话，如他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就不无夸张地说：“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4〕而实际上当时除了冰心之外，还谈不上有谁受到泰戈尔这么大的影响。另外，从他介绍泰戈尔的文字中，人们只感受到一种不可自抑的情感的奔泻，在珠玑般晶莹华丽的赞美语句下，并没让人看出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有多了解。在对泰戈尔谈到中国准备欢迎他的热烈情景时，他都是以中国青年的名义对诗人表示满腔仰慕之情，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中国青年”只代表了当时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他的浪漫气质以及自视甚高的心理使他总觉得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应该为他人同样共有，这样说出来的话就难免过头，甚至当泰戈尔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界对自己的态度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众口一词时，徐志摩还千方百计在他面前掩饰。这虽然会使泰戈尔得到一些安慰，但也更使泰戈尔对来华访问一事感到失望。实际上，这种一味的吹捧在他们都感受到国内那种不和谐的气氛时更是在客观上增加了泰戈尔的不快和不平衡：如果当初徐志摩们并不是那样说大，泰戈尔或许就不会对中国之行抱着完全乐观的信心，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泰戈尔或许就不会这样悲哀。更有甚者，徐志摩后来竟然还替林长民代表当时的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邀请泰戈尔再度访华。军阀政客邀请一个诗人来访问，无非是为自己增加一些政治资本罢了，只会使被邀请者更加受人唾弃，幸好诗人没有接受，否则他不但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在历史上可能就要留下与封建恶势力勾结的罪名了，而徐志摩也就更难以摆脱干系了。
在对自己所欢迎的人的思想和学术没有仔细研究的前提下就表示热烈的崇拜或完全的否定显然是不理智的，也很容易造成误解：批评者因误解而对泰戈尔大肆攻击，欢迎者则因误解而过度抬高泰戈尔从而给他招致更激烈的批评。也许是泰戈尔头上的光圈散射的光辉让徐志摩眩晕不知自己，也许是他无法理智地观照泰戈尔和自己，他好像对泰戈尔丰富多彩的作品视而不见，即使在谈到泰戈尔的诗时，他也好像是怕中国人怠慢了泰戈尔似的而只一心夸耀他的诗歌对中国的意义；他甚至回避谈诗人的诗，而只注重诗人那确实如泰山日出般光彩耀人的崇高人格，并用汪洋恣肆的笔墨在想像中描绘这位东方巨人的伟大形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泰戈尔可以说是被徐志摩这样的热烈的欢迎者“捧杀”的。这一点还是鲁迅分析得最透彻，他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到：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知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徐志摩对泰戈尔受到激烈的批评当然感到非常愤怒，但他可能始终都没明白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其思想的悲剧。
当然，泰戈尔的尴尬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尴尬。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前后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并不注重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本身的价值，对泰戈尔也是这样。这样的欢迎或反对就都难免具有某种盲目性，容易演变成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不客观的批评或欢迎，也自然会产生许多“意不在酒”的“醉翁”，徐志摩也可算其中之一。
注释：
〔1〕〔3〕《新文学史料》，梁锡华译，1982年第4期。
〔2〕〔4〕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废名的真
废 名 的 真
？ 陈建军
关于与熊十力“打架”
有关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的传闻，坊间版本颇多，但大都极尽想像、虚构之能事，离事实相去甚远，遑论史料钩沉所讲求的一个“信”字。2002年《万象》第9期载有汤一介先生的一篇题名为《“真人”废名》的文章，文中云：
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文一出，即招来张际会先生的质疑：“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1〕嗣后，汤先生在《万象》上特作“一点说明”，声言熊十力与废名二人“互相卡住对方脖子”一事，是“听季羡林先生说的”，除“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一句外，“其他细节都是亲耳听季先生所说，应不会有误”〔2〕。1998年，汤先生曾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明确说过，熊、冯二人互卡脖子是季先生亲眼所见〔3〕。早在1990年，汤先生就对废名的亲侄子冯健男先生说过“季羡林先生当年曾见，废名和熊老仍有‘扭打’之事”〔4〕。汤先生所言或许“不会有误”，但诚如张际会先生所说的：“似乎有演绎的成分。”其实，熊、冯二人“扭打”之事源自周作人的《怀废名》，周文是作为废名的“逸事”来记载的：
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5〕
《怀废名》写于1943年，而所记乃是1937年以前的事，确切地说应当是1933年夏日的事，因为熊十力此时正住在北平后门二道桥。抗战爆发后，废名避难湖北黄梅。1946年9月返回北大，初住西语系教授袁家骅家，后被学校安置在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一排平房里居住。1947年春，熊十力由重庆返北大任教，与废名邻居，同年秋离开北平，次年2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可见，汤文中“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与事实并不相符。据冯健男先生和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当时熊十力单身一人住在北大，雇了一个男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他让废名父子（冯思纯先生时年十二岁）在他那儿搭伙〔6〕。熊、冯二人相聚北大后，“论道之事仍常有，争论亦常有，有时在房间里，有时在院子中，争得面红耳热几乎难免”，但“扭打”之事却没有见过〔7〕。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中行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因编务上的缘故，曾与熊十力、废名过从甚密。张中行也没有看见熊、冯二人“动手的武剧”，他在《废名》一文中写道：
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成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让，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8〕
熊、冯二人“动手的故事”，是一路传来的。冯健男先生是听汤先生说的，汤先生是听季先生说的，周作人是听“余君”说的。“余君”虽云亲见，但正如季先生一样，毕竟是孤证，真实与否，甚可疑。既然是“传说”，在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样的现象。周文本是说熊、冯二人“扭打”，汤文则变成了“卡脖子”。另有人添盐加醋，说二人是在桌子底下扭成一团。还有人称，打架的时候，熊翁正坐在“马桶”上。苟如此，废名则未免不讲道义，有乘人之危之嫌。“扭打”之事或许仅此一次，后世好事者则妄称熊、冯二人“三天两头”打架，意见偶有不合，便拳头相见，大打出手。
关于佛学论著《阿赖耶识论》
1922年，熊十力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唯识学。他曾屡劝还是英文系学生的废名学佛，但不久，熊十力自己却背弃师说，由唯识而反唯识，由佛归儒，自创新论。一日，他俩同游北海，废名问熊翁：“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翁答曰：“他讲什么种子。”〔9〕当时，废名因为没有学佛，所以“种子”于他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熊翁的答话则如同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1930年以后，废名系统地阅读了《涅槃经》、《智度论》、《中论》等佛书，始信有佛，并对熊十力的学说多有不满之意。
废名在黄梅乡间观农人播种、收获等农事，乃悟得种子义。1941年元旦，他写了一篇《说种子》，抄了三份，一份寄北平的周作人，一份寄重庆的熊十力，一份寄施南办农场的朋友（一曰程鹤西）。三方面都有回信，但都令废名失望。在废名看来，熊十力因为反对唯识种子义而著《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年10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他不懂佛教，于佛教无心得。“‘说种子’一文等于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心得，给熊翁一个反省，佛教的种子义正是佛教之为佛教”〔10〕。1942年春，熊十力从重庆寄来《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1942年正月以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名义出版），废名读罢，大不以熊翁为然，于是动了著书之念，并将其书名题曰《阿赖耶识论》。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据他讲，一是从儒家挑拨起来的，讲阿赖耶识，可以教儒者以穷理，“使他们未圆满的地方可以圆满”。这是一个远因。还有一个近因，或者说直接原因，就是由熊十力挑拨起来的：
黄冈熊十力先生著有《新唯识论》，远迢迢的寄一份我。我将它看完之后，大吃一惊，熊先生何以著此无用之书？我看了《新唯识论》诚不能不讲阿赖耶识。熊先生不懂阿赖耶识而著《新唯识论》，故我要讲阿赖耶识。所以我的论题又微有讥讽于《新唯识论》之不伦不类。熊先生著作已经流传人间，是大错已成，我们之间已经是有公而无私。〔11〕
《阿赖耶识论》动笔于1942年冬，1945年秋脱稿。1947年，中国哲学会曾有意付梓，稿费已给了废名，但事不果行。对于《阿赖耶识论》这部著作，废名十分满意，也非常自信。1946年，废名欲回北大任教，俞平伯向胡适写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特别提到《阿赖耶识论》，称这是废名“生平最得意”之作〔12〕。1947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过：“我的话如果说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一盲曾将废名过访的情形以《佛教漫谭（四）》为题发表在《世间解》月刊第４期上，文中有“或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之语。废名对此表示抗议：“我将《阿赖耶识论》手抄本请他看，只是让他先睹为快，并没有想他另有意见向我提出的意思。这并不是我不谦虚，乃是我本不应该客气的。”〔13〕1949年，卞之琳从国外归来，废名把《阿赖耶识论》给他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14〕。
有人未曾得见《阿赖耶识论》而妄断这部佛学论著“未传”或“已亡佚”。事实上，《阿赖耶识论》并未遗失。劫后犹存之手抄本，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居然有两个：一个存于冯思纯先生处，该稿本之序及正文第三章、第九章的一部分系废名的手迹，其余则是冯健男先生抄写的；另一个手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内容与前一稿本完全相同，是废名和他在黄梅的学生潘镇芳合抄的。
关于废名之死
2000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述及废名的：
1987年秋，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万国公墓，向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并低声吟哦《感怀》绝句一首：“临阵逃脱解甲兵，只留清白不留名；砍头烧戒一样痛，有脸敢来见先生。”这位老和尚就是废名，五四进步的热血青年，活跃的新派作家，曾师从李大钊、钱玄同，后趋向消沉，几度出家为僧。晚年去拜谒李大钊墓，明显带有自责忏悔之意。〔15〕
有资料显示，废名与钱玄同确曾有过交往，但他并未师从钱玄同，更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