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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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语言天赋不凡，行文开合自如，声情并茂，集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于一炉，对于普及历史、文化、文学的常识功不可没。《文化苦旅》是在一种相对无功利的状态下写作的，俗气尚少；《山居笔记》余势不衰，但已体现出令人隐忧的自恋情怀；之后的《霜冷长河》则显出了养尊处优的名流派头。新千年推出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书则直接沦为炒作的产物，通过它们，余秋雨俨然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代言人，成为当代中国的超级文化明星。余秋雨相对出众的语言才华和相对高明的叙述策略，使得他笔下所写虽属常识，但经过一番语言的妆裹，总有其动人处。如《千年一叹》中的《元气损耗》谈埃及人的得过且过，《我拒绝说它美丽》对印度文明的审思，都有可取的视角。余氏文本，多的是清词丽句，文采风流，少的是内心的真实——倘有其“内心的真实”，那也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优雅自得，顾盼自雄。在我们寄身的这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自然清楚他更应该关注什么。可惜，余秋雨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精明、下笔越来越有所选择了，他早已自动放弃了《家住龙华》、《酒公墓》式的优秀现实主义路数，为文不从博大的时代与普遍的人性出发，多是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怀书写。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浓厚甜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作为典型的个案，余秋雨的人与文充分印证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才情横溢，表现于文本，最终起作用的终究是人格的力量——人格决定文格，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征途上到底走多远。在张扬名士气和功成名就感方面，余秋雨与贾平凹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余秋雨看起来像一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绅士”，贾平凹更像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再加中山装再加西装的小农与知识分子的奇妙混合体。
三
近几年，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大雅村言》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但却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的借古讽今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拉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
李国文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司马迁之死》认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满表演欲的通病。司马迁一生追求自由、价值、思想力，富于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他因坚持真理而惨遭宫刑，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竟以如此幸灾乐祸的腔调道出，全无对一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腔痞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李国文的文章还存在着严重的身份歧视问题，尤其对于草根阶层颇为不屑，一律斥之为“小农”“农民”，流露出市侩式的清高刻薄。《美人计》嘲笑历史上那些农民政权的统治者是“昨天的庄稼汉”、“腿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假如阿Ｑ当作家》说：“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唐朝的声音》说“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这是一种“唯出身论”，一种想当然。《和辜吻斐员ァ芬菜担骸昂瞳｜，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李后主之死》则说：“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李卓吾之死》更表现出市侩式的偏见：“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何等赤裸裸的身份蔑视。
四
时下，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以招眼的篇幅出现于一些文学名刊，它们短则一两万言，长则四五万言，连以蟋蟀为题的《国虫》一文竟也达到三万五千言，可谓洋洋大观。李存葆近期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所收《鲸殇》、《祖槐》、《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诸文，表现出对重大题材和社会轰动效应的执著追求。作者忧黄河断流、汾河污染、物种灭绝，努力思考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爱的迷失与情感危机、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等和历史、生命、自然相关的大题旨大命题。“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的苦吟精神可嘉，但其作品选材、资料、分析、考证、构思、创意均不脱传统的骚人墨客之思，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人类意识。尤其李存葆下笔文白缠杂，寻章摘句，雕肝琢肾，远不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常常以呆板的书面语代替了典雅的文言，以乏味的大白话代替了活泼的口语，给人的感觉是在用方块字堆砌七宝楼台，看上去炫人眼目，拆开来不成片断。这使他的“赋体散文”，既得汉大赋式的铺张扬厉，也得汉大赋式的呆板凝滞。
同属生态环保主题，张承志两万字的大散文《匈奴的谶歌》典雅而沉雄，愤激而从容，渗透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比之李存葆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鲸殇》、《大河遗梦》诸作，便有斫轮老手与文章学徒、世家公子与暴发户之分。刘长春《大地笔记》中的一些篇什，如两千余字的《蓝色的黄河》，写来干净、自在、随意、纯粹，亦不下于李存葆的长文《大河遗梦》。“黄河，这就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天生圣人为万世，惊涛拍岸鸣春雷’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劲催双橹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桃花水涨冲新渠，船船满载黄河鱼’的黄河吗？……”（《大河遗梦》）如此呆板无味的排比句式，除了证明自己读过几句古诗词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炜的散文一向倾力于书写思想者的心路历程，抗争世俗，自明心志，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严肃的精神思考和执著的入世情怀。但与其小说一样，张炜散文在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中，表现出了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在对精神向度的追求中，也一直存在着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观察者的作家在对时代、社会进行文化评判时，尤须一种全局观念和包容心态，如果纯然从个人视点出发，而不从人类的普遍经验出发，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结构缺乏关注的兴趣，过于倚重个体的力量、道德的自信，就会在价值观上偏执一端。事实上，张炜的个体经验常常只是作为特例而存在，无法与大众相通。如《我跋涉的莽野》说自己从小怕人，“我对这个越来越吵闹的成人世界是反应强烈的。我当然不喜欢，不习惯，本能地要躲避和反抗……我对付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靠想像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野”。这是一种对实在世界和现代文明的病态拒绝。《世纪梦想》担心高科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网络垃圾无法打扫，核威胁鲠在心头，电视衍生的大面积低俗文化”，作家更多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而较少看到技术造福人类消灾弭祸的正面事实，流露出义和团式的偏执。在一个消解启蒙的时代，张炜以启蒙者的姿态昂然出现，但启蒙主体原本良好的文化理念，倘不能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则于世无补。
张承志近年出版了《一册山河》、《谁是胜者》、《文明的入门》、《鲜花的废墟》等散文著作。十年来，张承志作别了小说，专事散文随笔的写作，这一点与鲁迅后期的专攻杂文仿佛，看来，他是找到了一种批判社会人生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但张承志有鲁迅式的激情，却无鲁迅式的理性；有鲁迅式的尖锐，却无鲁迅式的深刻。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遮蔽了他身上本应有之的现代意识和博大视野。在文化立场上，张承志既反封建、反专制，亦反现代、反文明，呈现出奇妙的悖谬，这使得他常常如黑旋风李逵一般，化笔为斧，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必须承认，张承志的散文奇崛、高傲，充满历史厚度和生命激情，富于情感冲击的语言和呐喊般的句式节奏，对当下散文创作中出现的消费化、快餐化、帮闲化倾向构成强力反拨。他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张扬正义、崇高、血性，痛斥物化与俗化，在以笔为旗的愤激里，蕴含着浓黑之色，发散着阳刚劲挺，显出汉民族难得一见的决绝气质。只是这种拜伦式英雄的桀骜不驯，也往往使他自己偏离了健康的民众意识及平和的文化立场。
这几年，周国平先后推出了《周国平小语》、《今天我活着》、《享受生命》、《安静》、《朝圣的心路》等多部散文集。在一番番“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式的炒作下，周国平屡屡成为媒体焦点，作品也较为畅销。周国平的散文善以语录体与格言体谈论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追求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外观颇为清高雅致，却因哲理的提炼不足而显得矫情，流于琐屑平庸的人生说教。平心而论，他那些人生感悟、读书感言、诗意哲理类文字，更多呈现出的是白领化、趣味化、世俗化特征，与一度盛行的绵软浅薄的“小男人”体并无本质差别。究其实，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散文随笔，失了特有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深度，在一种导师心态的支配下，不自觉地走向商业化写作。于是，当他试图以高深精妙的大道至理点化世俗时，仍不免为世俗同化，让人感慨于所谓哲学的深厚、文学的灵秀，与商业化写作是不可兼容的。苛刻而言，这样的文字类似市场上的大白菜，多一棵不算多，少一棵也不算少。
新千年之初，王朔的第一本个人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出笼，书中二十余篇文章，或谈论自己的创作与追求，或评论文学与文化现象，表达个人喜恶臧否，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倒也痛快淋漓。王朔批老舍，批金庸，也半真半假地批自己，其风格姿态颇为新奇，但作者有限的学养，使得其文字好读而不耐读，流于偏激、轻率与情绪化。某种意义上，以痞子语体参与文学评论，以随笔方式对所谈对象做零距离攻击，王朔开了当代文坛恶先河。继《无知者无畏》后，王朔又推出《美人赠我蒙汗药》，在书中，王朔与一位来路不明的学人“老侠”谈天说地，谈俗论雅，遗憾的是所谈内容多流于常识乃至陈词滥调。王朔的这类随笔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文化的亵渎，而不具备多少文化意义。
五
时下，对一些粉饰历史苦难、书写个人情怀的名家之作的追捧，颇不正常。2003年，杨绛的长篇回忆散文《我们仨》面世，独伴青灯的杨绛先生以九秩高龄，用文字为亲人招魂，其情可感。然而全书读来，只觉其笔法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