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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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超然的口吻，活画出时代看客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该段文字涉及的背景，是共和国惨绝人寰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也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此意态悠然，自得其乐，对时代苦难保持沉默，诚非知识分子所为。早年《干校六记》揭露真相的勇气和《老王》、《林奶奶》、《纪念温德先生》等文本中星星点点的人道情怀、平民意识，到《我们仨》中只剩了自夸自炫。
书中提及，1974年至1975年间，钱氏夫妇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接他们游园的好意。但从全书前后文来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岂敢如此大义凛然地去招惹江青呢？所以，拒绝江青的垂青可能有之，怎样拒绝就未可知了。谈到胡乔木同志，作者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多么得体的谀附之辞，既抬高了要人，也抬高了自己，哪里是“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之所为呢？“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一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吻，一派传统士子知恩图报的陈腐观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彰显的正是一种由“隐”而“仕”的得意之情，一种受到国家大员青睐后的洋洋之态，一种赚了便宜卖乖的心理。接下来杨绛又乘胜追击般地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自得，捎带着报复的快感，当代“大隐”的心计与心迹展露无遗。
新千年以来，王蒙出版了散文集《王蒙散文》、《印度纪行》、《访日散记》、《我爱非洲》等。王蒙的散文随笔，本质上是一种杂拌的艺术，彰显蝙蝠的心态——一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游移徘徊试图谋求最大安全值的心态。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但察其近年文本，几无对个人灵魂的叩问，更遑论民族灵魂的叩问、知识分子命运的自省了。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在书中倡导道德原则、良知原则、合法原则、公开原则、尊严原则，探讨“术”与“道”，传授“黄昏哲学”。王蒙一方面标举“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一方面又颇有看到敌手倒霉而禁不住拍手称快之态，彰显自相矛盾的心灵图景。《不设防：我的一枚“闲章”》写道：“为了明朗的生活就要对万事万物采取一种光明、透明、敞开、开放的态度，永远不搞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神神经经。我有一枚闲章，叫做不设防。我特别喜爱‘不设防’这三个字。”但写着写着，王蒙笔势一转：“最后，不设防还是最好的防——在一旦需要防一家伙的时候。我还很欣赏一个成语，叫做防不胜防。防永远是有漏洞有破绽的，能防就能攻，防的严密未必顶得住攻的犀利。而由于不设防而形成的明朗与坦白、交流与信赖、好感与打成一片、好脾气与容易接近，以及由于诚信而得到的了解与支持，这不是最好的防，而且是无处不在又无具体设施可打可拆可成为攻击炮火的靶子的防线吗？当一些别有目的的人企图伤害你的时候，你不是更会博得同情而使那些对你不好的做法陷于孤立吗？……那些想加害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无从下手；那些意欲批倒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没个抓挠；那些咬牙切齿地整不设防者黑材料的人，常常埋怨材料整得不好。妙哉！善哉！”看来，在“不设防”的表象下，王蒙自有其森严城府。“兵者，诡道也”，王蒙的处世之道，更多体现为中国传统的权谋之术，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世俗哲学。全书行文既直白坦荡，又闪烁其词，仿佛一座文字摆下的八卦阵，于散漫随意中暗含阴阳五行、奇门遁甲，令人望而生畏。王蒙的这种人生哲学，其核心仍为东方式的老谋深算，并不具备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某些方面甚至与“厚黑学”相通。
可以想见，生活中的王蒙之所以左右讨好，折衷调和，其意在于能够使自己时时立于不败之地，从容周旋于各类漩涡，又能够全身而退。人情练达的王蒙，主张宽容、多元、和解，喜欢兼容并蓄，试图心平气和，然而终究心难平气难和；“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尤其当他试图把一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化合在一起，比如把崇高与平庸化合，把神圣与世俗化合，把和解与批判、深刻与世故化合时，结果必然非驴非马。王蒙文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和解，确是一种衰老的表征，一种暮年心态的映射。
六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小说家和诗人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异军。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王小妮、林白、翟永明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周涛、筱敏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和诗人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不具备的放荡跳动的质素。小说家和诗人的身份，使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灵活现，行文跳荡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如刘心武的散文，常常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再就是行文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这种问题，在上世纪末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贾平凹近年创作的《西路上》，写西部某油城到处是歌舞厅、按摩房、洗头屋，“前天一个小姐给她的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把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细节信手植入文本，混淆了小说与散文的边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散文《俄罗斯散记》，他说：“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等号，有失“修辞立其诚”的精神。散文允许一定限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仅仅凭感性写作，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
与散文的表面繁荣、全民参与相比较，近年一些散文大赛、散文排行榜的做法，多已沦为哥们姐们间互送秋波式的自娱自乐。比如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排行榜”系列丛书中的《199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不无特色，但炒作跟风的性质颇为明显；再如《北京文学》半年一评、坚持了近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其上榜的散文随笔也问题不少。与此相似的还有《散文选刊》组织评选的数届中国散文排行榜，无不大同小异，依据作者的官职、资历、文坛影响力排定名单的成分居多，这种因人论文的俗套，委实无趣。
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后散文文丛”、“后散文书系”，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散文丛书”，南帆、周晓枫主编的《七个人的背叛》，以及《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大家》的“新散文”栏目，推出了一批新锐散文作者群，展示出散文写作的多面可能性。这些新锐散文家更多的是凭敏锐和直觉而非经验和阅历来创作，试图以其前卫与个性冲击传统的散文样式，部分作品打着探索的旗号，存有故弄玄虚的倾向。他们在创作中能够走多远，尚待时间的考验。
职业散文写手往往刻意为文，专以丽辞巧语为能事，难掩境界的逼仄和内蕴的空虚。近五年来，跨职业写作诞生的文坛外高手，成为散文一景。如电影导演陈凯歌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少年凯歌》，研究员章诒和的长篇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画家陈丹青的艺术散文《纽约琐记》、《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比起那些拿着正宗架子、打着“新”、“后”旗号的散文要强出许多。其实，散文随笔类文体，最应持一种业余心态，信手拈来，随意涂抹，于潇洒无意间反能开出新境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似更切合散文本性。《少年凯歌》讲述作者“文革”中的成长历程，富于人性的深度和社会学的高度，下笔举重若轻，哀而不伤，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出色的叙事才华，足令职业写手汗颜。陈丹青的散文头角峥嵘，尖牙利齿，文字如行云流水，骁野率性，既调侃戏谑，又省思鞭挞，字里行间流溢着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自由，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其他，历史学家朱学勤的随笔立意高远，辞气酣畅，达到了灵动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交融的境界；小说家韩少功的散文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评论家南帆的散文起落无迹，洒脱放达，体现出智者本色；庄周的《齐人物论》一书成功地复活偏废的文言，间以活泼的白话，在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印象式点评中，随意挥洒点染，而能遍地风流。近期涌现的无名作者春儿的《臭臭，我想你》、树儿的《娘，我的疯子娘》，从生老病死中，升华出人间大爱、悲悯情怀，极具穿透力，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作为亲情散文的极致，悲情散文尤为动人。
说到底，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淡的、自然的、质朴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然也不妨是凌空蹈虚的，但一定是空而不空，虚而不虚。散文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与精神有关。“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苏轼），这“真人之心”与“众人之心”，正是高贵与平庸的分水岭。如何处理好散文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书斋化写作和生命激情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散文不应仅仅是文学的小园香径，也可以是巍峨的崇楼宏厦。关注社会进程，强调良知道义，有益于散文精神的构建。高扬人文立场、秉持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写作，并非小说专有，也是散文领域一种常青不凋的开阔的创作手法。
中国是一个散文帝国，有着辉煌灿烂的散文传统；我们对散文创作现状的不满，乃是源自一种更高的期冀和希望。当代散文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中兴格局？我们翘首以待。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
？ 钱理群 孙绍振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又想起了鲁迅，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种情况，我理解就是“三部曲”。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你会受到权力的压制，习惯势力的抵制，举步维艰。到压不住的时候，就纷纷改变态度与策略，变成支持改革了，突然之间，改革就成为了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但在鲁迅看来，这时候恰恰就孕育着危机了。我理解鲁迅讲的这个危机，就是指一种理念与倡导，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第三步的曲折，就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重走回头路，鲁迅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步大概已经走过来了，中学语文改革已经成为潮流了，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反对改革，而且都自称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热闹之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搞不好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孙绍振（以下简称“孙”）：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改革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把语文搞得像政治课，或者是道德修养课，不太像是语文课，时间长了，就产生自我蒙蔽，觉得这一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别无选择。我认为，要求实，求语文课之实，求政治课、道德课之实，就不能不把自己从习惯和现状的蒙蔽中解放出来，还原一下，语文、政治道德课的本来面貌，把蒙在它们上面的表面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灰尘扫除。所以说“求实”跟“去蔽”是结合在一起的。
本来语文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语文世界，尤其是文学作品，是超越了实用价值观念的、自由的心灵境界，语言到了这个领域是非常神妙的、非常动人的。我们小时候看小说看书看得都不想吃饭了，可是为什么到了上语文课，就让人感到精神窒息，这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明明是很精彩的课文，你不去看那些教参还好，一看，都是些干巴巴的，叫人哭笑不得的玩意儿。把这个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