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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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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红楼”

  
  ? 张宗子
  胡林翼曾经感叹:“本朝官场中,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清人好谈官场秘籍,盖风气使然。其实官场这一套用世之学,套句现成的话,也是古已有之,而且并不“于今为烈”。《庄谐选录》“官诀”条云:
  今日做官,灵巧圆滑四字缺一不可。有机必觉之谓灵,随缘能转之谓圆,用术不穷之谓巧,遇难不滞之谓滑。苟精熟此四字,做官无不得意者。
  这属于总则性质,同书另一条“官诀”讲得略为具体:
  今日官事,应之之道有三:曰应酬,曰对付,曰敷衍。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对付者,己心所不欲而意有所惮,其事不能利我而足以害我,不能不因缘而与之上下也;敷衍者,神思之所不注,利害亦不甚关,然有是事有是名,则不得不聊且敷衍取塞责而已。
  应酬敷衍,属于常识范围,入门必需,“对付”一条说得最恳切,因为见识浅陋的俗手,利我二字念念不忘,“足以害我”则始料不及,败事常常拜在这种不经意的地方。
  局外人说官场,外行虽然可以看个热闹,内行绝对嗤之以鼻,这就像笑话里乡下人形容皇帝老爷的富贵生活,无非坐在床上,一手大饼,一手油条,镇日消受,别无余暇思及其他。
  西周生所作《醒世姻缘传》,起首便讲了穷秀才晁思孝的发迹史,无非意外选了个富庶地方的知县(也是靠老师的关系),狠狠刮了几年地皮,腰包填满,有了进阶的资本,大手笔再投资,托人走当权太监王振的门路,谋得通州知州,地皮扩大几倍,更是刮得手忙脚乱,津涎垂流。后来虽被弹劾丢官,家产分文没少,回到乡下,俨然缙绅世家了。
  晁思孝的故事毫无新奇之处,因为太普遍,易时易地都能成立。不过西周生大笔如椽,寻常细节,一经点缀,顿成妙文。
  老晁任华亭知县,“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一般”。对待三种人,三种态度,因为取舍不同。官必结交富人,当今号称民主的美国亦不能免俗,政客的酒席上,富豪永远是座上客。精神用在上司身上,所以“跟脚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动”,钱夺之于下而用于上,故曰“政以贿成”。
  西周生是明末人,“政以贿成”这句话,到晚清,便发展成“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有政皆贿,以贿为政”。
  为官既富且贵,富贵的滋味,仅从民众的捧场上就能窥测一二。“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于晁大舍,充做管家”。晁大舍带妾出猎,“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奉迎小阿妈”。
  晁思孝打通王振的关节,送了礼,还要认干爹。倒是久经沧海的老太监处理这类事驾轻就熟:要升官,“这件小事,其实你们合部里说说罢了,也向我要帖儿!——也罢,拿我个知生单帖儿,凭你们怎么去说吧”。做干儿子,“那认儿子的话不要理他。我要这混帐儿子做什么?老婆当军,没的充数哩!”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有一条,议论官员之红顶,虽都是红,名称却有分别:“由私函请托而得者名笺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红。”作者戏问:“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人对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似晁某这样,既是银红,又占了一项笺红。而说到“肉红”,想起多年前听到的真实故事。某机关科室主任退休,副主任两人,力争扶正,其一有文凭,条件较硬。另一人没有优势,仗着老婆年轻,苦劝其自荐枕席于局长,果然打败了那位大专生。我后来见过那位大义和亲的太太,言笑之间,江湖风致宛然,原本觉得做丈夫的太残酷,现在晓得二人原来志同道合,如此,三更赴会,不过小事一桩罢了。《庄谐选录》中“河南巡抚”一则,记述者因对事情原委知之甚详,故事就有趣得多:
  道咸间,某公为河南巡抚,年少骄侈。其妻已前没,妾某,甚有宠,衣服礼秩如谪,署中人咸呼为太太。官场中欲得志者,往往使其妻妾因缘入署,拜太太为干娘。时或被留署中,由是人谓某公实以自侍,声颇丑秽。
  有杭人某者,以知县候补于河南,其妻亦拜太太为干娘。一日入署,时方亭午,外传呼大人入内午膳。俄而某公便衣入,太太指挥诸婢妪进食。某妻亦以干女礼,垂手侍侧。太太目干女儿谓某公曰:“汝看此娃娃,煞甚可怜,闻彼夫婿至此久,尚不得一差委,汝其不能一为设法乎?”
  大人闻此言,停箸凝思,不觉以手抚弄左手所带搬指,又时以拇指出没搬指中。太太睨视,笑曰:“汝何必作此状?汝但速为设法。此事甚易办,何必用此羞人也?”
  某妻羞甚,红涨于颊。某公知太太误会,亟忍笑俯食默不语而出。然此事已被侍者传出。无几,某令果得优差,于是外间丑诋颇甚。某妻羞忿投缳,遇救,得不死。
  这个故事中,之所以产生误会并传为丑闻,是因为枕席交易已成官场习气,没有这种交易,大家反而觉得不正常。
  官场故事是喜剧的好材料,和一般喜剧略为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靠差错和巧合构成喜剧情节,它是靠事件的荒谬,也就是悖逆常理,引起读者的笑声的。在官场喜剧中,读者看到的是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假如说奔波钻营、损人利己本来就是人性中的固有成分,读者看到的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可以绽放出多么绚烂的花朵。生死争斗本来悲壮豪迈,演出在官场中,甚少能成就感人的悲剧。明人笑话中,嘲弄贪官的为数不少。笑话本以夸张为特点,但读过很多官场故事之后,才发现这些笑话的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大的故事且不去说,照前面所说的原则,避重就轻,只随手转抄几个小品,作为所闻所见的参照,看看太阳底下究竟有没有新事。
  其一,虚坐:张孝达尚书督粤时,一次会见属下州县官员,共来了八人。原设的客座只有七个,仆人又忘了增加,其中一位居然表演出难得的杂技功夫,“屈膝顿股”,虚做稳坐的样子。不料谈话时间太长,听指示又听得太认真,一不小心,身子转动,仰面摔倒在地,“一座愕然”。
  贿能得官,只要人情到,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当官。清代公开卖官,美其名曰捐,买主一应品类俱全,所以糊涂官特多,糊涂官故事最具神韵。天津一县官,问案总是夹缠不清,因有“浑蛋”之称。某日一妇人上堂控诉,反复多遍,县官就是听不明白,气得妇人大骂:怪不得人说你是浑蛋,今天看你如此,果然是个浑蛋。县令拍案怒斥:胡说!像我这样的浑蛋,你们家有吗?
  再一则:光绪初年,河南大灾荒,一乡下人饿极,将自己兄长吃了。邻居控告,官府抓来审讯。那人辩解说,实在是因为饥荒,老兄当时奄奄一息,就算我不吃他,别人也会吃,那还不如自己吃合算。县官听罢,大怒,说:你有哥哥,可以吃哥哥,像我没有哥哥,我去吃谁?
  贿赂之事最普遍,前些年盛传蛋糕中藏钱,纸烟中藏钱,甚至爆竹中藏钱,送到上司家,自以为巧妙,可惜上司不曾揣摩到此,那些“菲薄的”礼品被送到小店寄售,让买走的人拣了便宜。这些年,经济水平提高,这类原始人的傻事再没听说。《都门识小录》中说,某京官送了一万金庄票给某王公贵族,谋求好差。他走后门,银票交与贵公的太太。贵公等钱不来,直接索要,京官说,早已送到府上了。贵公大怒道:既送到府里,差事你去找府里要吧。那人吓坏了,长跪不起。贵人久而怒气渐消,提醒他说:这笔钱你全送给我太太用,我呢,就不用了。京官醒悟,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即到手。
  这样的故事,抄不胜抄。
  早在乾隆年间,有一姓汪的太史,谄事权贵出了名。他的老婆先拜于相国的小老婆为干妈,等到于某势衰,梁某执掌权柄,又让老婆拜梁为干爸,来往亲昵,不避嫌疑。冬月严寒,梁某早朝,汪的老婆先取朝珠贴自己胸前温暖,再亲手为干爹挂上。此事哄传京师,据说纪晓岚还作了一首诗讽刺,其中的警句云:“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
  孔子爱讲君子小人之分。贪官之为物,以地位而论,是君子,是大人,以品行而论,则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小人无不多才,皆是聪明绝顶之人,忘了这是谁的总结。做小人,说实话,远远难过做君子。君子无非是有所不为而已,只要性情懒惰一点,感觉麻木一点,行动迟缓一点,中人以下之资,成就一个君子要比高中生考上中专还容易。小人则不然,他得时刻保持进取的精神,寻找目标,制定计划,深思熟虑,百计齐出,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集腋成裘,毕大功于身家性命于一赌。这种事业,岂是等闲之辈所能为?君子守株待兔,令名自天而降;小人夙兴夜寐,靡有安闲,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乃小人中的白眉,其人可以一言否定乎?严阁老,诗坛才子,诗品据说颇高,近有《元明清诗鉴赏词典》收入其杰作为证;贾秋壑,鉴赏大家,《西湖梦寻》卷一“大佛头”记载了他临事不乱、指挥若定的逸事;蔡鲁公,书法圣手,他儿子说他榜书天下第一;至于秦会之先生,他的才干,有《齐东野语》卷十三“收诸将兵权”一则可参看,他借剃头师傅一举解决钱荒问题,也被传为佳话。这里不一一抄录。在官场上行走,如果不以人废谋,秦的一则小故事是很有启发性的。《鹤林玉露》卷二:
  “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知。”
  臣下的享受竟然压过皇家,这样的臣下能有好结果吗?刘义康吃的橘子比宋文帝的大,文帝不平,义康“旋以罪废”;下官献琉璃盘,给唐代宗的径九寸,给相公元载的径一尺,而后“元载竟诛”。秦桧的应变本事一流,清人赵翼说,像蔡京这种人的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高宗嫉恨秦桧,却无所措手,任其善终,其中因素固然复杂,然秦桧应对上下的机谋,显非庸人所能及。

  正误交织陈独秀

  
  ? 邓立勋
  陈独秀早走进了历史,他不仅在中共党史和近现代革命史上影响至巨,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陈独秀是一本厚重的书,对他不同的解读,时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
  胡明先生的《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从政治历史角度,而且更多更好地从思想文化角度对陈独秀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是作者继《胡适传论》之后又一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交叉结合研究的力作。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其正误是非,评说很多。对于其“正”,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就说过:“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由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由他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然而,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陈又被无情地平面化了。我们撇开“叛徒”“汉奸”之类无端攻击的话不讲,被指为陈独秀严重错误的就有所谓“三大退让”,即等待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对蒋、汪的软弱和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等,随着前苏共档案的解密,近年来为陈独秀正名的文章认为,就是这些错误,也不应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当时都是共产国际与联共及其驻华代表直接参予谈判和指使的。
  《正误交织陈独秀》当然要叙及上述政治历史内容。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从政治历史角度评判陈的是非功过,容易与以往评说陈陈相因,又容易陷入某种历史漩涡和跳不出人事上的纠葛。
  《正误交织陈独秀》更多注意的是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是非正误的解读,故对陈氏所有涉及思想文化(包括诗文、学术文化)的作品几乎都作了自己的疏解与评估。可以看出,这种全方位、多层面的“解读”更为科学和细致入微,更能反映出陈独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透视其文化性格,即使离开党史和革命史,陈氏仍然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注意与探究的人物,他的学术文化与政治哲学,与党史教程关系太密切了,与党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的进程(包括涉及中国的政治生态演化与中国人思维形态的异变)的关系太密切了。这种思想文化性格上的一鳞一爪,要剥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统计、切片分析,很难很艰涩,然而亦很意味,很有价值。一个陈独秀“解读”成功,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革命史也庶几读通了,理顺了。如此说来,《正误交织陈独秀》对于陈氏的“解读”,格调是严肃的、公允的,方法是细致、超然而科学的,因而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真髓的,也是体现历史精神的。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的陈独秀,为学术界增添了一份不苟且的、负责任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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