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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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长毛子水随同胡适离去，向达却接任了馆长的职务，他还参加了护校委员会。
在一个历史剧烈变动的年月，向达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
在烽烟大作、兵火满天的日子里，难得有两场“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一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这两所研究院都在炮火中召开了它们在大陆最后的“学术会议”。“会场中充满了一片致用的空气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其中也似乎夹有若干火药的气味”。向达先生困惑了，随即他有一番如今仍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议论：中国的科学、大学教育，何为体？何为用？向达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科学也不是没有相辅相成的东西的，向达又说：“科学同民主是相互的，无民主即无科学，无科学即无民主”，“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科学家，无不有悲天悯人、开物成务的精神，倡导和平，厌恶战争，如罗素，如爱因斯坦，即是最好的例子。”〔11〕
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达先生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在他面前，似乎一片锦绣的前程在等待着他，他也理应将他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向达和他同乡的沈从文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下人”，即他们的天性是不识机变，这就如向达档案中所记载的：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憨直”之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于是这种情绪和“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就被视为：“还有人如向达，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其解放前士大夫的‘硬骨头’态度，对我们有些具体措施常有抵触，受落后群众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云云〔12〕。
向达的铩羽，是他在“鸣放”之时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13〕。于是，向达先生成了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并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向达先生再也逃不掉这一劫了。
此前，向达先生“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逮住机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了这时，他不光早有“右派”言论，还硬说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也就是在那场“浩劫”之中，在堂堂学府的北大校园里，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后来追述他当年的亲历见闻，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4〕乐黛云先生也在回忆当年“牛棚”经历的文章中记述道：“我们那时生活非常艰难，每天都被‘勒令’在烈日之下趴在地上拔草十来个小时，同时接受全国各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的批斗（包括推来搡去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勒令’）。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曾为周总理翻译的吴兴华教授中暑死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被‘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也死了。”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15〕
据乐黛云等先生的回忆，向达先生备受折磨和凌辱，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而逝世的，他弃世时，不过六十六岁，那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时节。
我为向达先生哭！
注释：
〔1〕《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2〕1936年2月21日。见《向达：艰难的追寻》，人民网“人民书城”。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8、1192页。
〔5〕〔7〕《为文物请命》，《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3期。
〔6〕向达：《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1947年第3期。
〔8〕〔10〕向达：《今罪言》，《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5期。
〔9〕见1947年9月23日《胡适日记》。
〔11〕向达：《祝南北两学术会议》，《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9期。
〔12〕《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印发，第47页。
〔13〕〔15〕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
〔14〕《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考古学研究（一）：纪念向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夏鼐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北大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周扬与法捷耶夫
？ 周景雷
1956年5月13日，为了摆脱迎面泼来的“卑鄙、谎言和诽谤”的脏水，法捷耶夫在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将斯大林称为暴君，并对赫鲁晓夫表示了强烈不满，其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百花”运动。当法捷耶夫“自绝于”人民的时候，中国的“法捷耶夫”周扬正在从批丁玲、胡风的“战役”中向人生的“最高境界”迈进。
由于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的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撒手而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一
周扬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个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领导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有人是这样叙述这个过程的：“拉普是二十年代初几个青年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强大组织。斯大林看到拉普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对他个人的权力构成威胁，1932年4月突然决定解散拉普及所有文学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作家协会。拉普多数领导成员都反对这项决定。同年9月至10月法捷耶夫在《文学报》以《旧与新》为标题发表系列文章支持斯大林的决定。法捷耶夫的行为被拉普领导成员视为叛变，遂与他绝交，但却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对敢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从不留情，拉普主要领导人均被镇压，唯独也曾是拉普领导成员之一的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1〕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
法氏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而主要源于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敬畏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赏识，是他顺应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用艾伦堡的话来说就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总司令在士兵面前永远正确，他的每一句话对士兵都是命令。这位领袖仅仅把他当成有用的工具，“文学总管”，通过他领导文学。法捷耶夫负责贯彻执行他的每项指示，表达他的好恶和情绪变化。反观周扬，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称周扬为“取了工头立场”的“奴隶总管”多少有些揶揄和厌恶情绪的话，那么建国后周扬则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总管”了，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到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把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送给毛泽东，毛对他说：“你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于是周扬很快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撰写了长篇序言，极力推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3〕
周扬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敬畏之心的驱使。从《生活与美》到《序言》的转换，周扬轻轻地遮掩起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从此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甚至在文艺整风时期，因“鲁艺”和“文抗”之争而与周扬产生芥蒂的丁玲都认为在党内只有周扬能够代表毛泽东。她说：“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晚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4〕今天看来，丁玲向毛泽东推荐周扬大概有着很复杂的心理，但对周扬而言，他之走上文艺界最高领导岗位，对于解放区来的作家而言，大概也是“众望所归”。
二
在“大清洗”和文艺的极左路线发展过程中，地位直线上升的法捷耶夫与大批被打倒和停止写作的作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们怀疑他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文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不仅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了唾骂，激愤的情绪在苏联迅速传播。人们将苏联文学界恐怖时期的全部罪责加在法捷耶夫头上，称他为“贪权的总书记”、“斯大林的打手”，是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5〕，很多作家遭逮捕和枪杀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当他看到许多他了解的人遭到清洗时，不免产生怀疑，站出来替他认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曾长期住在苏联、担任过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书记、三十年代被捕过的匈牙利作家吉达什为他辩解说：“法捷耶夫在他所处的‘严酷的时代’里有他的难处。我相信，要是占据他的位置的是另一个人，‘严酷的时代’卷走的作家将会多得多。法捷耶夫尽其所能减轻这地震的损失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6〕他举例说，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各个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袖，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他善于克制自己，镇静自如。在公众场合热情洋溢，风度翩翩。在照片上他给人的印象是真诚坦率，性格开朗。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却鲜为人知。他严于律己，几近苛求，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那著名的法捷耶夫式的笑容往往掩盖了他真正的内心活动。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具备文坛领导人的素质，而且当之无愧。出于高度的党性原则和责任感，法捷耶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表现出政治家严酷的一面〔7〕。
类似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很多人在回忆周扬时都谈到了他风度翩翩的外表和沉郁谨严的内心。跟他多年同事的张光年说：
周扬为什么形成这样奇怪的性格或个性（我曾戏说是性格的“异化”）：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是孤独郁闷……我认为这跟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有很大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是残酷的、经常的，而文艺界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周扬何以领导这些斗争？何以自斗斗人？何以在斗争中自保自励？何以推进自己看重的工作？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决不能随便乱说，决不能自由主义，决不能授人以柄（话柄），决不能让敌人利用而损害党的事业……一个人本来有性格上的弱点，加上长期在这样心境中生活，还能不病吗？性格还能不受到扭曲吗？周扬的死，是一个悲剧啊！〔8〕
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和认识，李辉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