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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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13日2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800米×200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　
　　　　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从29米起着火，又21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56”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背座位两个，在500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不知道）、编有“256”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五十米处，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2。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着用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五十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　
　　　　3。失事飞机是装有英国制“三叉戟…1E”型喷气发动机的用于远程飞行的客货机。　
　　　　4。除失事飞机主身、机翼、尾部、发动机之外，没有留下完整的东西，完全损坏，不能使用。　
　　　　在这架飞机上除九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他货物的痕迹。　
　　　　5。从飞机失事地点找到八男一女共九人的尸体，从外表看死亡的情况，都是由于飞机爆炸烧灼皮肤和骨头，头部损坏，手腿折断，除一人的皮夹克没有烧毁外，其他人的所有衣服全部烧毁，赤身被抛到不同的距离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提出建议，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死者的脸形已分辨不清，从烧毁衣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的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　
　　　　6。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按：实际上是两支），有的已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券1张、10元券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　
　　　　7。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日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试图降落时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九人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1。九人遗体于1971年9月16日11时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111°17′40″，　北纬47°41′20″。　
　　　　2。将死者逐个装入木头棺材，并排合葬在一个1。5米深的大墓穴里。由于没有得到了解他们姓名的具体材料，在墓上竖有1—9号的木牌。　
　　　　3。参加安葬遇难人员的，蒙古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中国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第三轮会谈，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由于我们的惟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当时，我们每人脑子里都有些问号，但是谁也没有讲出来。小王看到林立果的出入证，曾联想到是否“林副统帅”的儿子，因为他在北大外语系上学时，知道林立果是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时辍学离开北大。但是，他考虑天下重名者很多，讲错了担不起责任，就闷在肚子里。这种心理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炼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当然他当时如果讲出来，视察现场可能进一步发现一些问题，对尸体和文件可能观察更为仔细。但是，他不讲也是无可非议的。　
二十九
　　　　我向许大使讲了自己的感觉。许大使讲，蒙方在处理死者遗体入殓和安葬方面的确是友好合作的，《纪要》也没有像额尔敦比列格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蒙古国境，而改用“进入”一词。但是，他们强调“军事人员驾驶的”、“军事人员乘坐的”，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无非是想在政治上捞到些有利的东西，这我们不能迁就，必须按中央指示精神，坚持“民航飞机误入蒙境”的立场，进行说理斗争。至于飞机是否是被击伤而坠落，因证据不足，应该实事求是慎重对待。　
　　　　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大使讲的过程中，古尔斯德字斟句酌地做了翻译，有的词他要小沈用蒙文告诉他，蒙方人员尤其是桑加上校，紧张地做记录。　
　　　　许大使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到了9月17日晨5时25分。蒙方建议休息10分钟。后来，蒙方又要求推迟至上午10时以后再谈，看来他们感到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需要仔细研究。　
　　　　第四轮会谈，蒙方态度僵硬　
　　　　天色大亮以后，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因温都尔汗市没有自来水系统）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许大使考虑，不能被拖在温都尔汗，得尽早回使馆以便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听取国内指示。他让我去向蒙方提出：因为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谈判移到乌市继续进行，如果蒙方一定要在温都尔汗谈，由我作为大使的代表。我当即约见古尔斯德转述大使意见，他听后感到有些意外，答应马上报告高陶布司长和桑加上校。　
　　　　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双方举行了第四轮会谈。我尽可能地记录下双方的对话。　
　　　　桑加（以下称桑）首先开讲：“今天第一个工作，从答复大使对第一个文件的修改意见开始。”　
　　　　许大使（以下称许）打断桑的话：“我想问，对我今天回乌兰巴托的计划，你们的意见如何？”　
　　　　高陶布（以下称高）：“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去乌兰巴托的时间。”　
　　　　许：“在我走前谈完更好，如果谈不完，由我们的孙秘书在这里代表我谈。”　
　　　　桑加没容许大使再讲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昨天大使提的第一条意见‘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大使意思是飞机迷了路误入蒙古国境的。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9月14日晚，我奉政府之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说明，‘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副外长当时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政府的指示，我是奉政府的指示这样说的。”　
　　　　高：“副外长有没有表示异议，当时我们也不在场。我们是用现场有的东西来证明。”　
　　　　桑紧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大使意见把‘确定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作为正式纪要在修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纪要不是清单表，纪要应该有在现场对失事原因做出结论的阐明。”桑对修辞也不放过，看来要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面驳回。　
　　　　“第三个问题，大使建议在第一条第二段最后加上‘在东边……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不必要加这段话。为什么？如果这个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第四点，纪要第二条开头我们写‘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就是说这架飞机失事没有受到外来影响，我们清楚，你们也清楚。所以，我们意见这句话仍应放进纪要。第五点，关于气象一段的写法，我们同意大使提出的意见，但修辞要改一下：‘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气象部门的报告’。第六点，关于纪要第五条第二段，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意见只把句子变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　
　　　　接着，桑把大使提出的第七、八条修改意见并在一起驳回：“我们认为‘死者脸形已分辨不清’是实际情况，应该保留。‘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这句话还要，这表明死者的外表穿的是军装。这个文件不写死者死后的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九个问题，你们提出把纪要第六条第二段拿出来专写一条，我们不这样看。另行提出这个问题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建议第六条仍然原样不动。第十个问题，大使提出要现场示意图，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可以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附上。”　
　　　　桑加几乎是一口气把我方对纪要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意思是蒙方起草的这个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三十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