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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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轮会谈到下午5时10分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在会谈中，许大使显示了他沉着冷静的外交风度，而高陶布和桑加最后有点失态。　
　　　　在离开克鲁伦旅馆去机场之前，突然接到使馆吕子波参赞从乌兰巴托打来的长途电话，问何时返回乌市。他在电话中不便多讲，但从其口气中可感到一种急切心情。　
　　　　9月17日下午6时05分，双方人员怀着激烈争辩后的悻悻心情，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原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和省府责任秘书到场送行，许大使向他道谢告别。　
　　　　飞机在暗绛色的硬土跑道上，没有滑行多远就腾空而起。在飞机上双方人员都沉着脸，没有一个人吭气。　
　　　　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来缺眠的疲惫。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我不禁暗暗喟叹，那九位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抑“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　
三十三
　　　　我认为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内通知使馆是，中国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没有讲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驻外机构的代表必须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的口径进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飞机残骸上明明是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的性质一目了然。况且，中蒙之间多年恶化的紧张关系刚刚开始缓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双方在会谈中的思想状态和言谈表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在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蒙方一再强调飞机坠毁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在躲闪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对于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这架军用民航机无端地进入蒙古领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还是有着搞侦察破坏活动一类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死死咬住“军”字不放。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抓住“民”字来应对，才能避免留给对方什么把柄。当然，由此而失去了达成协议要回死难者遗物的机会，是比较可惜的。　
　　　　第十一章　紧急回国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多伦·贝勒庙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　
　　　　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9月17日7时10分，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吕参赞和办公室的小刘到机场迎接我们。吕参赞告诉许大使，外交部已经多次通过“热线”电话催问现场视察情况，昨晚23时半，还特意来电询问，为什么在现场停留一天多而没有音信？要大使返馆后，先用电话报告简况，然后用电报做详细报告。　
　　　　返抵使馆，许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一（20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从当时的中苏关系看，这样既费周折又不够安全。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一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个小时，星期二（21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比乘飞机虽然晚到一天，但却安全可靠。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自从蒙方撕毁两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以后，回国人员都要事前申请签证，办理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至十天。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回国干什么。　
　　　　17日当晚，我和小沈、小王顾不上极度的困倦，通宵赶写视察现场的报告，许大使也一夜未眠，我们完稿一个他审批一个，有关同志也紧张配合，到18日天明，一连发出了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三个报告。上午稍事休息，又赶写发出了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即转入为回国汇报准备材料，精心绘制了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所处方位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苏布拉嘎现场位置图，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稿子等。为了检验现场拍照的效果，还试验冲印了一个胶卷。高度紧张的工作，神经极度绷紧，驱走了几天缺乏睡眠的怠倦。　
　　　　在向国内发去了四个报告以后，许大使让小刘起草请示电：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使团去，使团有人问我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以后，收到外交部复电：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后来得知这个答复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由于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曾讲到：“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收到周总理嘱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孙秘书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19日上午，还收到国内发来的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这个山沟颇深，是乌市倒垃圾的地方，使馆司机去倾倒垃圾时，早就发现山沟以西高坡上建有蒙军的导弹发射架，但没有见过导弹。这次，我和小王开了眼界，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像是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本来想去乌市以东那来赫附近看看苏军机场有什么动静，因为没有时间而作罢。经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　
　　　　转瞬之间两天过去了，9月20日上午9时，我和小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心情既因能够回国一趟有点兴奋，也因不知能否把任务完成好而感到没有着落。列车员热情地接待我们，列车长还特意到我们乘坐的车厢打了招呼。一节软卧车厢，只有小贺和我两个人。虽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苏蒙当局严厉限制其本国旅客乘坐此次列车，客流已大为减少，但今天少得出奇，我们俩开玩笑地说，这次坐上专列了，够上了副总理级待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的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一百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以上情景，与我一年前乘火车路过时所看到的有了明显不同。　
　　　　下午2时左右，列车驶抵离乌兰巴托二百四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的乔依尔车站，这里属于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这个车站以北二十多公里，有苏联空军一个大型机场。它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看不到跑道和地面的飞机，但在其不远处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据说这个机场加上巴彦机场共部署近一个空军师的兵力。这里的飞机也在不断起降，轰鸣声在密封的列车厢里也感到非常刺耳。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过了乔依尔，我和小贺开始午餐，一面吃着从使馆带来的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喝着青岛碑酒，一面闲聊。他说人们都讲沙漠戈壁多么可怕，我看没什么，你看窗外不是风平浪静吗？我说你别小看这沙漠戈壁，翻起脸来那真正可怕。去年我胃溃疡回国疗养，就在前面那个哈腊艾腊格车站，遇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列车被刮得直晃，车窗玻璃被沙砾打得劈里啪啦，几乎要敲碎，本来这个站不停车，也不得不停了半个多小时。他听了吐了一下舌头，又摇摇头，醉醺醺地躺了下来。　
　　　　　
三十四
　　　　傍晚，列车开到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这里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扎。过去，他们的行动尽量避开国际列车到来的时间，今天却一反往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军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我摇醒了小贺，告诉他今天有点反常，嘱咐他务必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穿上大衣下到站台，与乘坐这趟列车而来的几个苏联陆军校官擦肩而过，他们提着行李箱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没有发现我这个中国人。据列车员讲，苏联军官尤其是穿着军装的，过去几乎没有乘坐中国列车的，今天的确异常。　
　　　　夜间9时58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我担心在这里蒙方是不是会制造点麻烦。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我几次往来过境而结交的老朋友、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我不便多问，就告辞去餐车，趁列车更换底盘的时间饱餐一顿。餐车灯火通明，吃饭的人不少，原来他们都是在二连登车回内地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紧张气氛。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21日凌晨1时43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闷头熟睡。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他离开招待所前，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部值班室徐主任联系。我连连点头称是，保证按要求去做。符主任走后，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但是年久失修，外间有处墙皮脱落一大块，里屋卫生间与楼道之间的小窗户没了玻璃。　
　　　　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了改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10点多钟，和衣躺下■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11时30分。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我听说王海容在外交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她同毛主席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毛的妈妈同王海容的爷爷是亲姐弟，王是毛的表侄女。因此她可以随时进出中南海，俗称能“通天”。她在外交部的司一级干部中，是惟一参加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坐在车后排，瞅着她有些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个人一定架子不小。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