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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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4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57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只是注意了文件时间是9月18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视察现场的电报的第二天。
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正好在那里，问我：
“这会儿清楚了吧？”
“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
她说：“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谁能设想林彪会叛逃投敌呢！”她接着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个礼拜憋得够呛吧？现在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
我去见李耀文，他问我：“没有想到吧？”
“向总理汇报后，我曾想到这架飞机可能是叛逃，机组里有叛徒，但绝没有想到会是林彪。”
他问我：“你的行政级别多少级？”我回答说15级。他告诉我：“本来17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报告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我立即去把秘书室存放的自己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向徐连儒做了移交。这批东西主要有：失事现场示意图及失事地点位置图各一张，中蒙双方参加现场调查及会谈的人员名单，许大使9月14日8点30分和20点30分两次会见蒙古副外长的谈话记录，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蒙文稿及译文，9月15日22时晚餐时谈话记录，双方一至五次会谈记录，现场拍摄的胶卷（20锭七个，15锭三个，均已冲洗），死难者遗物清单。另外，还有飞机残骸大件及死者遗体小型照片十五张和草图一张，这是我准备按现场测量距离缩小尺寸，把照片贴在草图上，做成一张形象的现场示意图，可惜来不及完成了。徐主任一一点收，我交割清楚，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9月14日到10月1日的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从阳台上俯瞰，新修的前三门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基本上解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来不及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也逃不脱这炼狱般的草地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256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六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很快着火，他们几十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生；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9月，草仍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复活；假设，林彪等人活下来，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们没法摆脱死神的牢牢控制。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要不，林彪叛逃的结果为什么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我听《57号文件》第一段，头顶响起炸雷的时候，头脑里一再回绕：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他吗？然而《57号文件》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我所景仰的一个偶像粉碎了。“铁流二万五千里，直朝着一个方向……，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八路军军歌》的这几句歌词，曾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一代名将就这么身败名裂了。
三十九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十年前，林彪曾经到过外蒙古。那是他1938年冬负伤去苏联疗养，1941年10月准备返国，来到乌兰巴托，拟取道当时的“国际通道”回内蒙的大青山根据地，然后返延安。但是这条通道已遭到日军封锁，不得已改成苏联援华飞机回了延安。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三十年后，他再次到了外蒙古，却成了国人不齿的叛徒。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轮回！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大之后，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能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中国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怎么就没有看透林彪，还把他选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呢……
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明白了那不是对拍照的“欣赏和满意”，而是感到如此结局使他“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统揽全局，身系国家安危，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巨大震动，他肯定比别人感受更为深切。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9月22日凌晨就做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四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
在北京，总理夜以继日，力挽狂澜，从接获来自北戴河关于林彪行将出逃的消息之时起，一直到改变国庆游行庆祝办法止，无不事事躬亲处置，包括为防止林彪机毁人亡消息扩散，亲自下令控制知情范围，及时“隔离”驻蒙古使馆回国休假干部和跟我同行的蒙古族翻译小贺，……这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啊，需要有多么巨大的精力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呢！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得一次不小的“地震”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这真可谓使滔天灾祸消弭于无声之中。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爱生事寻非的美国记者，肯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特大新闻”。据后来了解，基辛格来华后，随行的一个美国记者走街串巷，询问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好吗？”小学生回答说：“哏儿屁了。”（北京童谚语，意思是完蛋了。）美国记者的汉语有限，当然听不懂，忙问中方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忍住笑，回答说：“这是小孩话，意思是挺好。”当时，全国上下对外保密做得不错，美国记者最后只能这样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北京市民照常上班下班……”
第二天，10月4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新的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从外交部招待所回家以后，我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初步学习了“批林整风”文件，11月中旬重返驻蒙古使馆。这次乘坐的是中蒙之间的小联运列车，两节车厢只我一个乘客。由于回国汇报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途中与早已熟悉的列车员山南海北神侃一通，颇不寂寞。傍晚，到达边城二连，想找王站长聊聊，边防检查站的参谋说他去内蒙古军区汇报工作去了。列车进入蒙境，过了扎门乌德，天色已经黑透。我勉强克制睡意，坚持到赛音山达，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动静，结果只见到车站以西山背后市区的灯光依然明晃晃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列车一直在夜幕中奔驰，过了乔依尔才开始天亮。上午，途经巴彦苏军机场，白茫茫的雪原上，飞机仍在训飞，但起降频率似乎比9月中旬大为减少。苏军后勤基地静悄悄的，战备油罐群埋在雪里，站岗士兵已无踪影。
“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9月23日凌晨，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即总理在听了我的汇报以后签发的那份电报），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并说他个人有个问题，死难者可以说是安葬了，如何运回呢？最后，他还是希望中方对飞机如何进入蒙古领空等问题做出答复。
9月25日，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的态度又僵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大使针对策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许大使并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四十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做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
![[李成] 在大兴安岭数松鼠(外二篇)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