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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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四十二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四十三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第十三章 人去室空的毛家湾和七○四工程
草原荒滩上秋风瑟瑟，九具白茬棺木缓缓下葬，两具无辜者的棺木隔放在林彪和叶群中间。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他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老婆，竟隐姓埋名地头顶插着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木牌……
林彪的旧居
1972年秋天，我回国开会，正值“九一三”事件一周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参观了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林彪、叶群生前的公馆。
毛家湾，据说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宅第，位于北京西城区厂桥以南，原是西皇城根的两条东西走向不太惹眼的小胡同，南边一条称前毛家湾，北边一条称后毛家湾。两条小胡同中间，夹着几个大的院落。全国解放后，高岗曾在这里住过，占用面积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大院一边是平安里医院，一边有不少民房。1953年，林彪全家迁京，高岗将这套平房让给了他。1958年，党的八届五中全会，林彪被增选为党的副主席以后，特别是他1959年就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之后，位显权大，开始在他的住宅大兴土木，不仅拓宽了西皇城根大街，而且把前后毛家湾融成一体，围上了一道灰色的五米多高的砖墙。
在这横跨两条胡同的大围墙内，其东侧的平安里医院和西侧的居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都被迁走，林彪毛家湾公馆的总面积达到一万一千三百多平方米，俨然封建时代一座王府的规模。东侧院中被迁走医院留下的两座南北向的二层楼房，南楼是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北楼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林办”（“林副主席办公室”，叶群为主任），其中包括警卫中队的办公室。围墙内的西侧院，原是“林办”秘书的办公室，后改作它用。它的北面有一个小院，是林彪一家的厨房和储藏库，还有几间供工作人员临时居住的平房。围墙的南侧是一个横长条院，盖有平房，北侧临街也有一排平房，都住的是警卫中队的战士。上述院落，从四面八方拱卫着处于中心的林彪、叶群的住宅。在这套住宅的地下，修筑有通往人民大会堂和国防部大楼能通行汽车的通道工程。
毛家湾不仅大院套小院，而且门特别多。前毛家湾就有五个门：1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3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的门。林彪、叶群外出从此门通过；5号门，因改成林彪的车库，被堵死；7号门，是原来“林办”秘书办公室；9号门是锅炉房。后毛家湾还有两个门：一个是通向林、叶住宅后院的大门，林立果常从这个门出入；一个是“林办”秘书办公室的小门。
我随参观队伍进了1号门，然后由东侧院向西拐，通过一个月亮门来到林彪住宅前。这是一个屡经改建的高大轩昂的平房体系，房高五米以上，外墙磨砖到顶，门窗较大，一律漆成深橙黄色，有点古色古香。两层窗户，由一回廊隔开，从外面看不到室内的活动。
四十四
进门以后，是一条宽敞的T字形走廊，猩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室内多个房间的门口。首先看到的是走廊左右，各有一个林彪使用的会客室。右手（靠东）一个相当大，用于对外接待；左手（靠西）一个小一些，是听读文件和接见亲信使用。两个会客室布置都很简单，紫红色的布制沙发套都有些褪色，沙发前的茶几也显得有些旧。大会客室的墙上除了一幅满墙大的中国地图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连毛主席像也没有，只在屋角摆了一个很显眼的大地球仪，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据说这是总参某部特意为最高领导层制作的。小会客室北墙上挂着全国和世界地图，地图下靠墙放着一个长长的条几。讲解员说，秘书经常坐在条几前的沙发上，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林彪讲文件，一般每天一次，有时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林办”每天收到的文件和电报，何止几十万字，要压缩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讲，而且不能漏掉林彪想知道的任何一件大事，秘书的辛苦和看文件的本领可想而知。每次林彪都闭着眼听，听完或者听烦，一摆手，秘书就得赶快悄悄地退出。
林彪的两个会客室，虽然没有悬挂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也没有什么特别布置，但门边墙上、条几上、沙发前茶几上，几乎到处都有温度计。据说林彪生活起居需要21℃恒温，随时看温度计进行检查。小会客室内，林彪常坐的沙发前茶几上，还放着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供他研究给自己治病的中草药。
小会客室西墙有个门，通向林彪的卧室。卧室迎门处有一面屏风，上头贴了许多字条，写的是吃什么东西哪里出汗。例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等等，还有一条是“吃青豆脚板发凉”。这些字条真是令人迷惑不解。屏风后面是一个大床，棕垫上铺着特制的褥子，里头装着促进睡眠的电器设备。床上叠着几条毛巾被，床头放着手电筒，是林彪夜里看表用的，床头柜上摆着精制的莲花台灯。床侧稍远靠墙处，有一个长条几，上面放着电动唱机和一大叠唱片。还有一个“八音盒”，古色古香，是抄了一个老教授的家得来的。看来卧室的布置，也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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