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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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苏军抗击日寇
蒙古的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初步振兴,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不得不转向战时的轨道。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组建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蒙古的东部处于日寇的严重威胁之下。1921年进入蒙古的苏俄红军,在帮助蒙军击溃北洋军阀驻军、消灭温甘伦白匪军之后,一直没有撤退,他们大部分驻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军营里,蒙古百姓称该地为乌兰花(意译为红营盘)。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它成了蒙古保卫领土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在日军侵华的年代里,苏联军队保卫蒙古不受日军侵犯,的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事情并非苏联领导人讲的那么坦荡无私的“国际主义”。苏联只有毫不退让地保卫蒙古,才能保住它的远东地区。翻开东北亚地图,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广大的弧形领土,像一只展翅的巨雕,掩护住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地区,特别是苏联通往远东的运输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绕过贝加尔湖南端,就贴近蒙苏边境东进,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蒙古,在蒙苏边境打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远东地区即唾手可得。据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1939年,侵华日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占领了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在能否坚持抗战上陷于严重动摇,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派出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大为膨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认为,最后解决中国问题已指日可待,下一步在东亚的军事战略是“南进”(打入英美势力范围)还是“北上”(入侵苏联领土),应该予以定夺。坚持“南进”主张的主要是其军内传统影响势力较大的海军,而坚持“北上”战略的主要是掌握军权的陆军。驻扎在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同苏联开仗早就跃跃欲试。“南进”还是“北上”两种主张争持不下,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试探一下苏军的虚实。
日本关东军早在1938年7月,就曾经在吉林省东部边境与苏联交界的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地区挑起过边境冲突,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反击下,日军败北。关东军将领认为这个地区处于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倒牛角尖内,地域过于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海拉尔以南与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进行突袭,如果苏军不参战或者其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强,日本关东军就加大兵力攻占蒙古,为下一步进攻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建立基地。
诺门坎(也称诺门罕)在海拉尔以南约二百公里的哈拉哈河畔。哈拉哈河(苏联地图称之为哈勒欣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流入贝尔湖。这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势平坦、开阔,低洼处有沼泽。翻开蒙古地图可以看出,蒙古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像一只犀牛角插入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地理形势对日方不利,日本关东军早就想把它切掉。位于这个突出部东北角的哈拉哈河,传统上是在蒙古境内,但边界从未划定,给了日本人可资挑衅的借口。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巡逻,“满洲国”警备队奉命把他们赶回河的西岸。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范围越来越大,遂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哈拉哈河战役(苏联称之为哈勒欣战役)是一次关系远东战局如何发展的战役,孰胜孰败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和蒙古都是十分重要的。
蒙军在哈拉哈河战役中,配合苏军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洗礼”。
蒙军从1921年诞生时起,只在当年跟随苏俄红军攻打过北洋军阀部队驻守的买卖城,而那时它只不过是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后来组建正规军,数量也不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直接威胁到蒙古东部的安全。蒙古政府决定扩军备战。到1937年,蒙古武装力量(包括作战部队和军事机关、军校等)已发展到四五万人。当时全蒙古人口约80万,军事人员占5%—6%,这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度来讲,动员程度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蒙古是马背上的国家,青年人个个都是善骑好斗,入伍后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驰骋飞奔;他们性格强悍,经过一番军事训练,就可成为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参加哈拉哈河战役的蒙军骑兵师打得很好,蒙军装甲营在巴英查岗的争夺战中打得尤为出色,受到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将军的嘉奖。
哈拉哈河战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5月11日至31日。
日蒙双方边防冲突逐渐升级之后,日军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投入战斗,并动用一个轰炸机中队。蒙军处境不利。苏军驻蒙古第五十七特别军(1937年9月增驻蒙古)以最快速度调来哈拉哈河前线,该军军长费克连科统一指挥苏蒙部队向日军反击。双方伤亡较大。苏军这么快地介入边境冲突,是日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始料不及的,遂重新调集兵力,于5月28日向苏蒙军发起进攻,并派一个骑兵联队(相当一个团)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夹击。没想到苏军坦克、炮兵火力异常猛烈,日军迂回兵力被切断退路、包围歼灭。5月31日日军不得不暂时撤离战场。
第二阶段,1939年7月2日至8月30日。
苏军统帅部基于对日军战略企图的充分估计,迅速调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将军赴蒙指挥。朱可夫于6月5日抵达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部、距离前线一百二十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克,了解情况之后,意识到日军很快会有报复性的大规模进攻,而苏方不仅兵力不足,并且五十七军战场准备严重不足。遂向统帅部建议,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还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和空军力量。战役准备的最大问题是运输,好在从苏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博尔集亚车站,南下蒙古东方省会乔巴山,向东折向塔木察格布拉克,1938年就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总共二百三十八公里),这时派上了很大用场。在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同时,朱可夫奉上级命令,取代了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职务。
日本关东军也在调集兵力。由于日方自视过高,对苏军估计不足,调集的兵力除补充损失较大的第二十三师团外,只调来关东军精锐的第七师团和一个坦克联队,但大大加强了空军兵力。
整个6月份,双方在调集兵力的过程中,为争夺制空权,空军展开了激战。其中,6月22日这一天,从哈拉哈河前线到蒙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日军一百二十架飞机同苏军九十五架歼击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均有不少损失。
7月2日,日军开始地面进攻。其战役目标是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全部苏蒙军队,尔后前出河西歼灭苏军预备队。日军指挥部对其胜利十分有把握,甚至把一些外国武官(主要是德、意)和新闻记者请到作战地区观战。但是,由于其投入的兵力优势不大,且遇到苏蒙军的坚决抗击,战争陷于胶着状态。此期间,双方在河东岸争夺巴英查岗地域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受到重创。
这时,关东军才深感苏军比想像的要强大得多,除将主力第七师团及一个骑兵团全部投入战斗外,又调集第二、第五师团前来,并在海拉尔组建第六军团指挥作战。日方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调集了比它更为众多的兵力,特别是大量的坦克、装甲部队,总共:步骑兵四个师、坦克兵二个旅、摩托装甲兵三个旅、空降兵一个旅,以及大量的炮兵。苏蒙军指挥部由57军军部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部,朱可夫就任司令,他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日军第六军团。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了围歼日军的总攻战役。这是一个星期天,日军指挥部认为苏军不会马上进攻,竟允许其将、校级军官到海拉尔等地休假。5时45分,苏军开始地面炮火准备,同时,出动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近一百架歼击机,对日军阵地凶猛突袭。然后,在第二次地面炮火准备开始延伸射击时,8时45分,苏军部队以坦克、装甲兵为先导开始冲击,蒙军骑兵从侧翼配合。一线日军阵地迅速崩溃,但善于近战的日军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8月30日,日军第六军团被全部歼灭。
九
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总共十万以上,够得上一场局部战争。苏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趾高气扬的凶焰,使日军大本营清醒地意识到“北进”并不像他们1919年打到伊尔库次克那么轻而易举,在战略的选择上必须贯彻“雷公打豆腐”的原则。
苏军获胜日军惨败后,苏日双方转入外交程式的边界谈判。苏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蒙古,组成一个集团军(苏德战争爆发后,按苏军统一序列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驻扎在塔木察格布拉克,一部分兵力驻乌兰巴托。
二次大战显身手
蒙古人民军经过了哈拉哈河战役的洗礼,全军上下充满着战斗的豪情。1942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场上小试牛刀之后,于1945年,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迅速突破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抵达苏联的腹地。苏联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全力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仅在1941年就捐献了一百四十节火车车厢的价值六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物资,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二百五十万图格里克、十万美元及三百千克黄金。苏联利用这些资金和蒙古人民直接的现金捐献,购置了五十三辆坦克和一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蒙古标号的坦克编入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百一十二旅,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在苏空军近卫航空兵第二团的编制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1941—1942年,蒙古人民还送给苏军三万五千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德军进抵莫斯科城郊,苏联军民英勇保卫首都的危急情况下,蒙古人民军派出两个骑兵团,直接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战役。第一骑兵团团长为丹纳多济,第二团团长为阿尔拜格,他们都是苏联伊尔库次克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两个团总共兵力一万多人,配备了最好的马匹和精良的马刀及自动步枪,于1942年2月1日,乘坐一列专用火车向苏联腹地飞驰。
这时,苏联红军已顶住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转入了局部反击,并在筹划向德军发起总攻。蒙古两个骑兵团团长到达苏军总参谋部,见到了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之后,决定将这两个团编入西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的部队。他们到达前线,正值总攻将要开始,科涅夫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骑兵机动、灵活,可以脱离后方作战的特点,绕过敌人的炮兵和坦克阵地,从侧面楔入敌人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发起猛攻。
总攻开始,蒙古两个骑兵团犹如猛虎下山,骑着慓悍的骏马,挥舞着马刀,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军正在运动的坦克和炮兵,从侧背冲向敌阵。尤其是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蒙古骑兵团的兵力虽小,但使正在后退的德军一时陷于混乱,正面苏军得以迅速推进。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赞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蒙古骑兵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5年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政府也同时宣布对日开战。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其中主攻方向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向两翼扇面形展开,齐头并进。蒙古军队第五、六、七、八总共四个骑兵师,被编在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七集团军的右侧,越过蒙古东南部的无水草原和部分沙漠戈壁,向中国境内多伦到张北一线的日军和内蒙古德王的伪军发起进攻。
蒙古经过战时动员,军事力量增长到八万至十万人,动员能力已达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就是说只要能上前线的青年人都参军了。虽然武器装备都是苏联供应,但吃穿用对蒙古国民经济来讲也是沉重负担。好在进攻发展神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张北、多伦和赤峰。
蒙军的英勇作战,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后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其主编的《结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蒙军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实施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战役意义。它切断了日本在满洲和华北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华北,敌人配置了预定调往满洲的重兵集团。
敌人无论如何也未预料到,苏蒙军队会从察哈尔沙漠实施如此沉重和迅猛的突击,致使关东军指挥部陷于这般境地。可是,苏蒙骑兵(按: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第五十九骑兵师)却越过无水的沙漠和盐碱地实施了这样的突击。这次沿沙漠草原实施的机动,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计划,使其无法在这里组织可靠的防御。
蒙军官兵是天生的骑兵。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明显的方位物,没有村镇,稀疏的水井,灼人的阳光,这就是蒙古人的故乡景象。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马的习惯,并代代相传;入伍后,他们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实施长距离的行军。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一周驰骋六七百公里,对蒙古战士来说是很普通的现象。
扎哈罗夫接着描写蒙古骑兵前赴后继强渡山洪滚滚的河流的动人情景。如果苏联人不是对“黄祸”代代禁忌,扎哈罗夫说不定会称赞蒙古骑兵战士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9月14日,为了表彰蒙古军队在远东战役中的重大贡献,授予蒙古人民军二十一名将军和军官以苏联勋章。这批将军和军官,后来都成为蒙军的中上层骨干。一直到70年代初,蒙军领导人还是这些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的英雄。
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