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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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9时45分，我们来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站在苏联驻蒙使馆一伙男男女女旁边，好像故意给我们迟来的留出这么一块地方。　
　　　　10时整，庆祝活动开始，天气不怎么太冷，但是阴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领导人讲话，广场里回声挺大，我们的三位蒙文译员，两位侧耳静听，一位用小收音机通过耳机听蒙电台的即时播音。约二十分钟，讲话结束，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　
　　　　阅兵开始了。首先，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乘车检阅参阅部队，大概因为参阅部队多，用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席台发表讲话。然后，分列式开始，蒙军仪仗队走过，蒙军汽车载运部队、装甲输送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等方阵接连进场。蒙军过完，冷场五六分钟，两辆小型装甲汽车为先导的苏军出现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苏军！”接着，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和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等，排着方阵开过去，最后是八十余辆T62坦克（大约一个坦克团）排成的几个方阵，在街尽头加速时冒出一团黑烟，然后轰隆隆从观礼台前驶过。观礼台上的苏联人和一些蒙古人热烈鼓掌。全部机械化的苏军队列，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过完，坦克吐出的浓烟，在观礼台前缭绕。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阅兵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队伍中除了举着蒙苏两国国旗外，还举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画像，而蒙方领导人的画像，只有泽登巴尔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两个人，令人看后觉得甚不相称。游行群众，头几拨情绪相当热烈，不断呼口号，后来的就稀稀落落，举举手中小旗喊几句。最后是体育表演队伍，其中摔跤手光着膀子，不断挺着胸脯，拍拍大腿，跳跃走过，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们显得毫不畏葸。　
　　　　苏军作战部队公开出现在蒙古的阅兵式上，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示威行动。　
　　　　回馆路上，小沈发问：“为什么蒙方今天没反华？”　
　　　　小毛说：“他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小毛这话说对了，苏蒙当局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　
　　　　小沈告诉大家，群众游行时，他同旁边一位苏联使馆的妇女交谈，她50年代在中国呆过几年，说中国同志热情友好，两国那时互通有无，日用商品什么都有，现在国家关系坏了，中国的东西看不到了，用中国话来说，只能是有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过的时候，苏联一位妇女（估计是苏联使馆外交官的夫人或者工作人员）竟有另外一种想法，真是“百步之内必有香草”！　
　　　　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据了解，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在乌兰巴托东三十多公里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一个在东方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的铁路沿线；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在修建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点修筑了防空导弹阵地。乌兰花的军事指挥部和大片的部队营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静谧的草原，而是到处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集团已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1968年3月，蒙军领导机关——人民军事务部，改为国防部，扎米扬·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任国防部长。从30年代起，蒙古政府内设有国防部；50年代初，驻蒙苏军陆续撤走，1956年蒙古国防部改为人民军事务部，作战部队大部改为建筑旅，从事经济建设，一部分充实边防部队。人民军事务部又改回国防部，标志蒙军将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虽然1966年的红卫兵狂热、1967年的“夺权风暴”已成过去，但是内乱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斗死灰复燃，甚至动用了坦克。驻蒙苏军中传出这样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苏军坦克就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　
　　　　中蒙关系似乎已开始进入军事摊牌的单行线。　
十二
　　　　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作战部队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又进一步增兵。从有关方面获悉：整个兵力为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　
　　　　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十三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