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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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只剩躯壳。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当天，驻蒙古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傍晚下班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10时。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抵赖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主席。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主席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铁路小联运的列车员抵达乌兰巴托，即来使馆汇报。描述了8月9日烧蒙古大使汽车的现场情况，并叙说最近两天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刘代办连夜召集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开会，布置应急措施。顿时，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使馆。　
　　　　60年代曾发生过我国驻外使馆被驻在国暴徒冲击事件，人员被打伤，文件被抢走。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一天、两天过去了，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文章进行反华鼓噪外，未见他们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而在北京，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8月18日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十五
　　　　时间过了五六天，罗马尼亚驻蒙古大使主动来拜访刘代办，告诉说前两天蒙古外交部召集各国驻蒙古使节开会，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首先宣读了蒙古政府声明，让到会人看了“东华门事件”的照片，接着说了些攻击中国政府的话，最后宣称蒙方不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对罗大使一家之言能否确信，刘代办决定通过外交活动摸摸情况，便前去拜会越南驻蒙古临时代办。中越两国使馆关系十分亲密，我国对越南抗美全力支援，仁至义尽，我驻蒙古使馆也在物质生活上，对其驻蒙古使馆多方给以关心和帮助。但是，越南临时代办在交谈中，对刘代办说明“八九”事件过程光听不语，对蒙古外交部召开会议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也一声不吭。　
　　　　刘代办召开使馆全体会议，讲述了上述情况，大家认为罗马尼亚大使的话是可信的，虽然对蒙方仍存疑虑。我感到蒙方如果真的不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采取高姿态，就会使中国方面显得无理，而使自己赢得了声誉。我们这些中国外交人员面对我国形象受损，只有内心说不出来的痛楚。刘代办讲述中，对比了越南和罗马尼亚两家使节的态度，我不由得想到小学课本上的甲乙两个好朋友野外遇到黑熊的故事，觉得越南人太不够朋友。　
　　　　“八九事件”在使馆来讲，安全地度过了，但国家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刘代办主持举行国庆招待会，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都不见了。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刘代办于10月底，与商务参赞王琢之，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王琢之在张灿明大使回国后，与临时代办刘吉德一起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五二一事件”发生后，他曾让中建公司驻蒙工地给杀一口猪，改善一下使馆人员的生活，也含有对进行斗争的同志慰问之意。此举惹起了馆内几个年轻人的批判，说他是在庆祝挨打。我回到使馆后，他曾向我诉说这件事，委屈得含着眼泪。面对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参赞，我在那种情况下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　
　　　　刘吉德、王琢之回国后，外交部来电任命我做临时代办。不久，经援专员王琨和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相继返馆，我们三人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任临时代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而且没想到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我竟临时代办了两年半之久，这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第六章　度过奇冷的冬天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8年冬天奇冷，白毛雪一阵阵卷地飞舞，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5度以下。乌市街道上很少有行人和车辆，郊区大草原上，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近年底的一天，蒙古报纸报道：驻蒙苏军的一名少校，带两个士兵，由达尔汗乘车到乌兰巴托，傍晚在离乌市不远的雪原上迷路，汽油耗尽，三人活活冻死在车里。第二天，驻乌市的苏军派出车辆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完全冻得僵硬的尸体，而在离他们嘎斯69车不远处，有尚未被雪完全封埋的卡车轮带痕迹，说明夜里曾有车从旁边驶过。看了这段报道，使人颇费思量：按蒙古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草原上行车抛锚，特别是恶劣气候下，过往车辆有义务相互救援。为什么这辆苏联军车无人援救呢？　
　　　　我同小毛两人去参加蒙古政府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酒会进行中，发现苏联驻蒙古大使和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在高声交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借同蒙古朋友碰杯寒暄，挪近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小毛告诉我，苏联大使在训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责问为什么夜里不派人到郊区去寻找那辆车，为什么过往车辆见死不救……苏联大使个头挺高，身材慓壮，面皮本来就红，又加上喝酒助劲，站在小个子阿勒坦格尔勒面前，居高临下地指着对方鼻子发脾气，活像古庙山门里四大天王中那个红脸的恶煞。阿勒坦格尔勒则左一个“大使同志”，右一个“大使同志”，赔着笑脸想解释几句，总也插不上嘴。这种情景完全像老子训儿子、主人对仆从，我真替蒙古同志感到可怜。　
　　　　这个冬天在中国使馆里也发生了一起相当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9年新年过后，不几天就是农历除夕，使馆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驻蒙古建筑公司的留守人员，及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全来参加，一片欢乐气氛，大家暂时打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突然锅炉工慌慌忙忙来报告，后院锅炉房通往食堂的热水管冻结了，初步检查冻结的一段是在宿舍楼前的地沟里。我和经援专员老王一听就有点慌神，急忙问室外温度多少，锅炉工说零下39度。坏了！热水管冻裂，使馆的二十几号人吃饭怎么办呀？　
　　　　我同老王商量，晚会不能停，不能冲散大家的欢乐情绪，由领事部主任老孙主持继续进行。我俩悄悄地传唤使馆的工作人员，总共十几个人，立即跑到后楼去抢修热水管。经查明，冻结水管所在的地沟里又矮又窄，但要修理，必须下到地沟用喷灯烤化冻结点，时间不能拖延，否则整条管子冻结，热水通不了，管子就可能爆裂。我的内心真是火急火燎，没有感到耳朵都冻僵了。老王马上打发司机去工地借来喷灯，然后五人一拨下到地沟去烤管子。在地沟里，人坐着刚能直起腰来，要用喷灯烤只有仰面躺下，端起灯来向管道喷火。三十多米的管道，冻住的部分约有一半，这样每人管三米，全然不顾地沟气闷，空气稀薄。正烤着，发现冰冻向管道另一头迅速扩展，很快三十米都冻住了。这时已近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　
　　　　我和老王也紧忙拿喷灯下地沟，七个人每人管五米。地沟只有两端出口，里面本来空气不通畅，加上七个喷灯火焰带出的一氧化碳，熏得人出不来气，第一拨下去的人有的已感到头晕。第二拨八人马上下沟换班。上来的人大口大口喘气，看来有的同志已经有点一氧化碳中毒。老王指挥，10分钟后再换一轮，他不让我再下，可是我怎能不下呢！我下沟烤了一会儿，就感到气闷头晕，刚换班上去的司机大扈主动下来换我，说留下馆长好对外。这种顾全大局的同志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接着又换了两轮，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锅炉工来报告，循环泵启动了，管子热水通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十来个人顾不上零下40度的严寒，躺在地面上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已晕得迷迷糊糊。参加晚会的医生、护士赶来了，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马上都抬到医院去连夜救治。　
　　　　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气温仍然是滴水成冰。孤悬在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宗哈拉工地，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恶性事故。这个工地留守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有二十多人，到1968年冬，由于身体不好或家中有事，返国一半以上，剩下不到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暖气，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无暖气的架子楼中，做饭自己轮流动手，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煤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要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这个工地，处于宗哈拉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嗥。援蒙建筑公司领导也一再告诫他们，警惕蒙古坏人抢劫和绑架。　
　　　　　
十六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宗哈拉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匆匆赶到使馆，汇报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意外事故：早晨，值班人员捅旺炉火、清扫房间，发现在堆放杂物未住人的房间里，屋角有一张摊开的大幅毛主席像，上面有人屙了一泡大便。老邱让值班人员不要声张，把门锁上保留现场，自己急匆匆地赶来使馆。　
　　　　我们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时一愣，长时间没人讲话。大家都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这种事故，一旦宣布，就成为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良久，经援专员老王开口，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一下。老邱补充说明了留守工人良好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座的同志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绝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又不敢出门上厕所，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屋角有成卷的毛主席像）来方便，准备第二天折叠起来扔掉，如果他想到会是毛主席像，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那样做。会议决定：这件事不做追查，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如果泄露追究责任，由使馆主要领导集体承担。老王说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大家齐声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宗哈拉工地的这个事故，对加强使馆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文革”年代，人们“话到嘴边留半句”，“见面不抛一片心”，而能够集体负责来“欺上瞒下”，说明相互已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了高度信任。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