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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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们派遣了宣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Syria）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读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发展，看来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颇为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完全从中原消失了。
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个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着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当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了。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碑石了。
元代的也里可温
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教徒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教徒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教徒！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教徒也就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
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际。因为闻说蒙古军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的约翰于一二九四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而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意思是“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教徒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既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约翰的苦干下，甚具规模。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的约翰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后，罗马也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走进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Armenian）捐献才建成的。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教徒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而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境一样，元朝在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没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凭吊对象！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Malaysia）的马六甲（Malacca）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发生的。
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毅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一六○一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现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陆续到来，强化了传教的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任职诸如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还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就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
只恨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以达到二十一万人之多。不过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
基督教的教义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以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可说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种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
问题研讨
一、教会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影响着福音事工的进展。你对这方面的体会如何？你认为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二、福音必须生根于本土文化，教会的生命方有延续的可能。你认为我们如何能促进这件事呢？
三、明末到中国来的教士之所以成功，固然出于他们对信仰的热忱，也因为他们确实学问渊博，能以赢取人心。今日的教会可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6课 从锁国到开门
前言
踏入十九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开始积极思想怎样到东方诸国去履行宣教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国家的海事实力逐步提升，且与东方的接触也因贸易而大幅度增加。这些发展与接触，为宣教事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尤其是日益强大的英国（UnitedKingdom），其信徒更积极地思想踏入中国宣教的门路。但由于中国奉行传教禁令，加上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西惟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东进行的贸易而已。只是统筹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机构东印度公司，从商贸稳定角度着眼，也尽量阻止宣教士到中国去，以免影响贸易的进行。向中国宣教的计划几乎无从着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上主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开拓了中国的福音事工，而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
在困境中开始的宣教事工（1807年～1842年）
这位定意要将福音带给中国人的宣教士历经艰辛，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在一八○七年顺利抵达了广州，只是无法以宣教士的身分留在中国。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此身分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马礼逊在中国一面修习汉文，一面翻译和印刷圣经，同时也把握机会，向身边的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信息。马礼逊所面对的环境，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国官方的检查，以免暴露其宣教士的身分；同时，他也得面对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压力，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进行他真正想要从事的任务。马礼逊竭尽所能地排除各样障碍，努力开展福音事工的空间。到了一八一四年，他成功地带领了第一位中国人归信基督。这位名为蔡高的信徒，是协助他印度圣经的一名助手。伦敦会接下来继续差派宣教士米怜（William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拓展福音事工。米怜后来将其事工的重心转移到海外，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Malacca）开展事工，并且带领了第二位华人梁发信主。这位梁法后来成为了第一位基督教的华人牧师。
受到马礼逊等人的感召，英国、欧陆、美国（U。S。A）等地的宣教士开始陆续前往中国宣教。他们在各种限制下之，竭力地展开福音事工。惟碍于环境所限，福音事工的成效，在数量上并不怎样突出。然而，这些先锋人物却为福音事工打下了美好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诸如：编写福音单张、小册子、翻译圣经等；同时也把握各种机会，向华人介绍十字架的福音。既然居留在中国的限制很大，这些宣教士只好在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的据点，透过教育及医疗事工向侨居外地的中国人传福音。宣教士期盼这些海外华人，在回归祖国之时，能够将福音的种子带进中国。这段期间的中国福音事工，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这些可敬可佩的宣教拓荒者却从未气馁。大家都坚心地等待中国福音大门的开启，也深信上主的作为必成就这事。
条约保护下的宣教事工（1842年～1860年）
马礼逊抵达中国三十五年之后，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机会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出现。当时英国与中国因为鸦片买卖而产生贸易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开打闻名中外的“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事后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沿海的五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一些英国教会的人士，看准了满清政府将会接受宣教士在各海口的活动，因而趁机在条约中加上所谓的“传教条款”，要求中国准许宣教士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满清政府无奈之余，只得接受。中国福音的门，从此大开！
事实上，自《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列强无不争相效尤，在和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皆加附此等传教条款。条款内容包括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留，并建造房屋、学校、医院、教堂等。而且自一八四五年开始，中国正式取消了天主教传教的禁令（基督教因而连带受惠）。西方教会终于透过本国的船坚炮利，将那些由康熙颁布，并经雍正与乾隆来执行的禁教政策彻底摧毁。从此，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沿海的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宣扬福音；传扬事工因而自由并大规模地在中国一展宏图。
此番局面确实为福音事工带来不少方便。从前必须偷偷摸摸进行的事工，如今可以公开进行；以前无法顺利进行的计划，如今在充分资源配合之下得以有效推展。然而，在看似顺利的表面迹象之下，却暗藏着难以想象的逆流。当初要求在条约中加入传教条款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福音”，到头来对宣教事工的损伤更远远大过所得的益处。虽然传福音的外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结下不解之“缘”。这对福音事工无疑雪上加霜。不少人甚至武断地认定：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之一！这种观点的负面后果，实在难以言喻。
事实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经常与中国传统文化磨出火花。康熙禁教的前因后果就是最佳的例子。当时因着文化的差异，引致了礼仪上的争执，至终导致禁教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