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批判-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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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希伯来书一章1～3；二章1～3）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一章16～21）

　　　　〖一、人文教之幻想〗

　　　　人文主义，虽有各种派别，（参看第一编二～四章）但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便是都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万事的尺度’，以人为万能，以人为俱足；不但无需上帝的恩助，且以上帝为人类朝代的障碍。人文主义者崇拜理性，以理性拥登上帝的宝座，他们以为凭他们‘格物致知’的结果，便能穷宇宙人生的至理，明“修、齐、治、平”之大道。平心静气而论，许多古圣先贤，教主哲人，以及圣君贤相，革命首领，悲天悯人，不无弘道救世的宏愿，坚苦卓绝的精神；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空言无补时艰；他们努力的结果，不但劳而无功，焦头烂额，而且还治丝益紊，变本加厉。这不是我们的苛论，而是世界实际的现状。这乃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事实；祗要稍读报纸，稍有常识者，类能道之。是则，人文主义者，允宜离开其象牙之塔，用其勇气和诚实，来面对现实。接受考验，而真切反省。

　　　　人类究竟能否自救？人文主义究竟是否为救世之道？当此世界危机，空前严重；人类浩劫，迫在眉睫之际，凡真有心世道者，对于这个几千年来人类的基本重大问题，应加深切而忠实的检讨。若从科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并不否认，近代人类的生活，确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是我们若从心灵方面而说，则不仅人类道德日趋堕落，每况愈下，而且世界局势，埃不安，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二十世纪的世界人类，虽夸耀其光华灿烂的文明，但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却没有答案，祗好乞灵于悲观哲学，以求逃避现实，麻醉心灵。而数千年来，人类歌颂赞美的人文教，所予人类乐观的盼望，祗是落到一个虚空的幻梦。

　　　　圣经指示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来十一1）任何健全的哲学，若想存立而颠扑不破，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不能仅恃空洞的理论，而须经得起事实的考验。人文教每好高谈科学，注重实证；但是他们的教义，是否可信，却是“拿不出证据来”。（语本胡适，查胡氏当年常以“拿出证据来”一语来标榜他自己，难倒其敌人，现在却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考验他）。一般人文教主，除少数人如荀子主性恶外

　　　　（但此派仍以人为本位，并无实质上不同），大都相信人性本善，且有其‘无限之完善性’，以为祗要‘日新又新’，便能‘止于至善’，创造‘黄金时代’，实现‘地上天国’。但是中外古今，无情的事实，却都证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习惯行恶”，“不能行善”，正如豹不能改变其斑点（耶十七6；十三23）。语云：“人心不古。”这一句妇孺皆知的普遍的口号，即明确批示我们，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乃是‘江河日下’，走下坡路，并不是“日新又新”，走上坡路。现在“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帖后二7）世人“终日所思，尽都是恶，”（创六5）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上帝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参阅罗一24～32）；实已恶贯满盈，正如洪水以前的日子，和挪亚时代一样，上帝的愤怒，已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已屈完全毁灭的前夕！

　　　　史家汤恩倍氏说，人类既背负‘原罪’的包袱，无由摆脱，则所谓改善人性，乃是不符事实的空想；六千年的历史，乃为铁的证据。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不知来，视诸往；以往一切人为救世法，既未足挽救世运，可知人类的救法，不是在‘人’，人类惟一的盼望和救主，惟在主耶稣基督。（参阅汤氏名著‘历史研究’，及‘文明的试炼’及拙著‘原道’第七章及‘圣道通诠’第九章）观此，可知人文教主一切乐观的想法，实均为无可证验的虚构，不能作为吾人信仰之根基；此则悲观论的人文主义者，亦未尝否认，实无待吾人之深论。但人文教主，既标榜‘人文’，不能不以‘人’为敬拜的偶像，以是不肯废然而返，信仰真神，皈依救主；祗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其不可信而信之；祗能迷信早经历史事实证明绝对无望之‘人’；祗能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建造其空中的楼阁，实属自欺欺人，可哂亦复可悯。此乃为史家客观的证言。

　　　　著名社会学家苏鲁根氏，亦谓人类以往之努力，轰轰烈烈之革命改造运动，从未实现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盖人类一切社会制度，均无绝对尽善之价值，祗有仰遵主耶稣两千年前的教训，“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人类庶能脱离其颠沛苦难，战乱相寻之厄运。理想社会的建设，不能枝枝节节，仅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作浮表的粉饰；而当先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代替物质，以心灵代替物欲，庶能神人和好，奠定社会国家和平康乐的根基。控社会之病根，乃在低级的人文的官感文化之发展，脱离了崇高的神圣的天国的理想；挽救之道，惟在求一切文化道德价值与天国的大道相合一。（参看氏著：⑴TheReconstructionofHumanity⑵TheCrisisofOurAge诸书）人文教主妄想建地上的天国，开万世的太平，其志固可嘉，其道实虚妄。盖此种自我陶醉的幻想，不仅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且尤昧于人类病根之所在；苟乃讳疾忌医，势必加重病势，卒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是整个人类，将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则其结果，非但不足救世，实反贻误苍生。尤有进者，“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魔鬼一天在这世界，掌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我们一切世俗的改造革新的企图与努力，非仅无益，且反有害。诚如苏鲁根氏之言，“适足为魔鬼利用，成为人类惨遭毁灭之厉阶。”（参阅氏著ManandSocietyinCalamity及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之社会观’诸书）此种属灵的奥秘，人文教主，实尤茫然，故其对文化，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不能有属灵的悟性与异象，仅凭“血气争战”，不用属灵武器，自不能攻破魔鬼“坚固的营垒”（参阅林后十3～5），而反为魔鬼所乘而不自知。他们祗是迷信人文，而不知‘道化人文’；粉饰承平，不图其本；扬扬止沸，不抽其薪；无怪此败坏邪恶的世界，变本加厉，人类既倒之狂澜，终无挽救之望也。

　　　　〖二、人文教之逆流〗

　　　　以往的人文主义者，大都主乐观进化论。他们崇拜‘理性’，把‘理性’拥登‘上帝’的宝座，以为格物穷理，人类可探索宇宙人生之奥秘，解答人类一切的问题。同时又以为读书便可明理，理性愈发展，教育愈发达，道德便愈高尚，文明便愈进步。尤其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之流，更迷信科学万能，以为由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进步，已发现生理可以影响心理，故人类的本性，亦必随科学进步而改善。质言之，人类可藉科学方法，使其更有智慧，更为仁慈，更形良善；从而可有优美的人生及优良的社会。（详见氏著：⑴WhyIAmNotAChristian⑵WhatIBelieve诸书）但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并不一定能为善，甚且适足以济恶，助长许多不合理性的事；理性的发展，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且罗氏自己的哲学，诲淫诲盗，实乃自证其妄！降及今日，人类道德的堤防已经溃决，酿成泛滥之局。人文教主，既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亦势必陷于人海的洪流怒潮之中，与一般世人，同遭灭顶之祸。

　　　　所以，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人文主义，遂发生一个逆流，使许多学者，对于人文教，发生怀疑失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学者史宾格勒（OswaldSpengler）著‘西方没落’一书，洛阳纸贵，传诵一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无真正生命；近代文明，必倒在它自铸的刀锋之上。可惜史氏虽有正确的诊断，却未具救治的良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人文主义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均祗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协。这些重大威协的本原，本来是人类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来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压。”

　　　　（参看唐氏‘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生’二一七期）唐氏所论，其实与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失调’，乃属异曲同工，并无创见；故其虽自称他所号召的人文主义不同西方的人文主义，但终无法自拔于人文的窠臼。因此，唐氏仍不能根本了悟人类何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以及现代人何以“遭受到许多文化上重大威协”之厉阶。质言之，他不知人类之祸根，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而复不自度德量力，妄想喧宾夺主，自作‘主宰’，当然要感‘蚁力难负’，“变成了重压”。殊不知人类之救法，固不在西方，亦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本源。人文教主，昧于此中大义，仅见世界祸乱之浮表，偏弊之外形，不知探本穷源，废然而返，为罪自责，皈依救主，“尊主为大”；却反变本加厉，在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人自己变大”，以为这样不但可“主宰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且“可以通于天心，接于上帝；”更妄以为“天心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于大人圣人之心。”（见同上唐文）这种自比主宰，自我神化的‘大人哲学’，实乃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更强烈的人文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也发生一个逆流。例如丹麦哲学家寇克迦氏（SorenA。Kierkegaard），他不但反对西洋传统的人文哲学，且复反对有规律的庸俗生活，斥为束缚个人，绞杀自由，捆绑人类之‘死墙’（DeadeningWall）。氏又反对理性主义，谓理智乃为一个捆绑之根源；人贵自省，自作主宰；人生首要原则，乃在‘转化’，舍弃有限之‘老我’，成为无量之新我，以期达到无穷的‘绝对我’（Absoluteself）的境界，此乃人类永远得救之盼望。寇氏这种天真的自我‘转化’论，要从‘有限’转成‘无限’，变成‘超绝’和上文所述唐氏的‘自己变大’的幻想，也正不谋而合。考始祖亚当，所以落入魔鬼彀中，受其试诱，反抗神旨，擅食禁果，亦正由于这一念之差，要想“转化”，“变大”，以为这样，便能“如神”。孰知这便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便“躲避耶和华的面”；（参阅创三1～8）反而失去原有神的形像（创一27），永远不能“如神”。以是中西古今的人文哲学，无论其如何演变，却都一脉相承，不能改变始祖亚当，‘魔鬼哲学’之本质。（另详拙著‘圣道通诠’──‘基督教的哲学观’）

　　　　寇氏原被讥为‘丹麦疯子’；但是现在他几成为‘天子骄子’，他的思想，几已形成一种主流。这种思潮，虽系对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失望反抗的逆流，但是寇氏本人及其信徒，毕竟都是‘自然人’，不能脱离亚当的老根，所以不能真切悔悟，尤其无由领会上帝属灵之事（林前二14）。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仍是以‘人’为本位，抑且变本加厉，以人为至上，不仅落入他们所反抗的人文主义的窠臼陷阱，而且变成一种最激烈的，自求解脱，自我神化，以及反社会，反国家，反组织，反纪律，反权威，反道德，反教会，乃至反上帝的思想。

　　　　现代人文教之逆流，概可以‘实存主义’为代表。他们看到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失败，尤复凛乎现代文化的危机，一方面把他们向所崇拜的理性的偶像，从宝座上打下来；一方面又发出紧急的信号，呼？世人要振起‘信心之翼’，飞腾起来（ExistentialLeap），超越自我，把他们的新信仰，完全寄托在绝对主观的直觉上面，不要理性，不论善恶，不问信仰的对象，不求上帝的启示，（且复否认上帝的位格或存在，认为是得救的障碍）全凭一种主观的经验，以求发展无穷的‘绝对我’，超越的‘主体性’，以为这样便能脱离世界纷争的旋涡，人类动乱之灾，从而摆脱一切的烦恼。他们认为这样乃是在此烽火连天，紧张烦恼，恐怖危险的苦难世界中，惟一无二的‘太平梯’，慈航普渡的‘救生艇’，以及绝处逢生，永远得救之‘真法门’。殊不知这乃是一种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把头藏在沙土之中，不看四周危险的‘鸵鸟政策’，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丝毫不足救苦济难。此与佛法脱却三界迷情，归入静寂涅磐之旨趣，完全相同，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禅道’，虚空神秘的哲学。（详见英文拙著TheSpiritualDeclineoftheWest；Zen…Existentialism；并参阅前引Dr。ClarkH。Pinnock〃IsHumanismPossible？〃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哈佛大学讲稿）

　　　　西方学者，现被这种神秘主义所迷惑的，实繁有徒。例如阿尔杜赫黎氏（AldousHuxley；氏乃进化论者老赫胥黎之孙），他抛弃了祖传的自然主义的信仰，乞灵于各种麻醉药品，沉溺于神秘哲学，转而皈向‘禅道’，自鸣已获‘顿悟’。（参看上篇）他的弟兄友良赫胥黎氏（JulianHuxley），虽亦对传统的自然主义，表示失望，主为不足解决人类问题，但是他的思想，仍是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窠臼，乃至自然主义的本质，以是把它套上一件神圣的宗教外衣，对于一位天主教学者戴廷氏（TeilharddeChardin）所倡的异端，特感兴趣，以为人类的将来，可以进化到一种属灵的境界（Noussphere），届时便能与神交契，得享天国的福乐。此与上文所述唐君毅先生“通于天心，接于上帝”的‘大人哲学’，正是异曲同工。这不仅是痴人说梦，且尤为离经叛道，抵触圣经的教训。圣经明明指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三23；六23）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弗二1；3）祗有接待耶稣，“信他的名的人”，才有“权柄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