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智慧的火花-外国名作家轶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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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巧，这时大仲马经营的历史剧院倒闭了，小仲马只好另寻出路，一家通俗歌舞剧院想冒一下风险，演出这个剧本，不料第二共和国戏剧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戏有伤风化，明令禁止上演。

　　幸亏父亲这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声誉为剧本辩护：

　　我以个人的荣誉和自己在文学界的名誉担保，作者写作这部作品是出自高尚的道德动机。关于道德问题，我是有权发表意见的。因为毕竟，我写过700册书，每1册均可收入神学院的图书馆或专供青年女子就学的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经过一番周折，剧本终于获准上演。但审查委员会中有人预言：“开禁又有什么用呢？演不到第二幕就得完蛋。大仲马的儿子真不该去冒天下之大韪。”一些演员也没有信心，觉得在舞台上摆出一张交际花的床，她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情夫往来不息，恐怕不等演出结束，自己就会被愤怒的观众轰出戏院去。

　　但是他们全错了。演出时剧场里观众情绪激动，禁不住为这个不幸女子洒下同情之泪。《茶花女》成为轰动巴黎舞台的剧本。

　　当夜，小仲马就给布鲁塞尔的大仲马发了一封电报：

　　极大、极大的成功！太伟大了！我不知所措，观众竟以为是在观看你的作品的开幕演出。

　　收到电报后，大仲马即刻回复了一封电报：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闻名于世的《马赛曲》是全世界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歌词和乐曲是因梦而成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在大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位于战争前沿的边境小城斯特拉斯堡市的市长底特利希，满怀爱国激情，号召人们为军队写战歌。

　　当时驻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炮兵部队中，有一位名叫鲁热·德利尔（1760—1836）的工兵中尉，他能写诗又能作曲，又是市长家的熟客，理所当然成了写军歌的合适人选。

　　这天，底特利希市长将德利尔邀请到自己家里作客。贫困笼罩下的斯特拉斯堡，连市长家也只有粗茶淡饭。底特利希指着桌上的少许面包和几片火腿对德利尔说：“只要我们的士兵不缺少勇气，那么我们饭桌上的东西少一些没有关系。”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身对女儿说：“我的贮藏室还有一瓶葡萄酒，你去拿来，让我们为自由和祖国干一杯！”

　　酒取来了，市长女儿给父亲和德利尔斟满了一杯。市长举杯提议：“斯特拉斯堡应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爱国的庆典，鲁热·德利尔应当从这最后几滴酒中获得启示，谱写一首从人民心灵中喷涌而出，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振奋的歌曲。”说完，年迈的市长和年轻军官一饮而尽。

　　深夜，德利尔从市长家回到自己的寝室，耳边还回响着市长的话，他奋笔疾书，连夜创作，不想竟伏在大键琴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回想起梦中的词和曲，赶紧记录下来，一首题为《莱茵军战歌》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清晨，鲁热·德利尔带着这首歌敲开了市长的家门。大家唱到第一段时，脸色苍白严峻，唱完第二段，热泪盈眶，唱完全曲时，人们热血沸腾。于是这支歌很快流传开来，同年夏天，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这首战歌开进巴黎，从此，这支歌就被称为《马赛曲》，1870年，《马赛曲》正式被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

　　马雅可夫斯基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子对他的爱人如何钟情，苦苦思索了两天，还是找不到恰当的诗句。第三天夜晚，他继续琢磨了许久，弄得头昏脑胀，仍无收获，只好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下面的诗句：

　　我将保护和疼爱

　　你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战争残废了的

　　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

　　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

　　于是他赶紧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棒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然后就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看烟盒上的字，很得觉得奇怪，足足想了2个小时，才想起夜里发生的事。

　　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三姐妹》，剧中人安德烈对人描述他妻子是怎样一个人，占了整整两页，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时，突然接到契诃夫的来信，要求将这两页独白全部删掉，只换上这样一句话：“老婆就是老婆嘛！”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1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两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果戈理《钦差大臣》初稿上开头部分是这样描写市长的台词的：“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接到通知，一位带着秘密使命的官员已经从彼得堡出来私行察访了，他要来视察我们省会的所有民政机关。”定稿时改成了：“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从1833年到1843年出过好几版。有趣的是，在这些不同的版本里，老吝啬鬼葛朗台的财产数字和领带颜色却时常变化。初版中，葛朗台所预算的投机买卖的利润比实际得到的还略少一点，而在1843年的版本中，实际的利润已超过了他预算的两倍多。1833年的版本中，老葛朗台打的是白色领带，到1839年的版本，葛朗台亮相时打的却是黑色的领带。

　　巴尔扎克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修女贞娜。有一次，修道院院长派贞娜到巴黎去办事，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尘世生活使她目瞪口呆，她被情人们销魂的话语弄得心旌摇动，在一个花园的梧桐树下初次被人强吻，像霹雳一样震昏了。她在巴黎住下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把修道院的钱全部花光了，不久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中的一名妓女。

　　在这篇小说中，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真实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正好也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于是，事情就麻烦了。那个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说：“你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你什么了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渎神者。你去读一读！”

　　少女看完小说就大哭起来。院长叫她去巴黎找巴尔扎克赔偿名誉损失，要求巴尔扎克向全法兰西承认这是诽谤；她如果办不到这些，就不要回修道院来。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她向作家诉说自己的贞节和圣洁，请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凝视着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贞娜，他不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少女的要求：“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巴尔扎克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走投无路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在书中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

　　巴尔扎克说：“就是呀！您需要脱掉这身黑道袍，应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他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到大门外。

　　贞娜后来明白了巴尔扎克的话，果然没有再回修道院。据说她在巴黎一家大学生酒馆里工作，生活得很快乐。

　　英吉利诗人司宾塞，在创作完他的杰作《仙女》的时候，把稿子拿到有名的诗鉴赏者沙盛普东伯爵那儿去。门房把他的稿子递了进去，伯爵立刻放开嗓子读了几页，因为写得太好，佩服得了不得，便令门房送20英镑给作者。再读下去，伯爵更出了神，又吩咐门房说：“再拿20镑给那个作者。”说完继续往下读，隔了不久他又说：“再拿20镑给他！”可是，越往下读，伯爵终于发了脾气，带着怒意说道：“去！快把那家伙赶出去，要再往下读，我简直非破产不可！”

　　1902年，俄罗斯的医学界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决定专门为代表大会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因为这个剧本，不但作者曾当过医生，而且剧中着力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医生。这次演出使契诃夫很激动，他写信给他妻子、该剧院著名女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把你们给医生们演出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报纸上说，医生们仿佛要请人们吃午饭，表示感谢。这是真的吗？加把劲儿吧，努力演好些。”

　　《万尼亚舅舅》的演出给医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剧中万尼亚舅舅的朋友阿斯特罗夫医生的形象深深感动了大家。他们从这个普通人的故事中看到了美的巨大力量，也从他那悲剧性的命运中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剧场大厅哭声四起。演出结束后，医学界的名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契诃夫专门发了贺电，一些医生还写信给他说：“一群俄罗斯穷乡僻壤的地方医生，为了艺术家们演出的医生艺术家的作品，谨向自己的同行致贺，并将永远怀念1月11日这一天。”为此，契诃夫深感不安，他给代表们回信说：“在大会期间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王子，贺电把我捧得那样高，实在是我从来梦想不到的。”

　　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镇压黑奴的《逃奴法案》不久，哈丽艾特·比彻·斯陀（1811—1896）收到了她弟媳比彻夫人寄自波士顿的信，信中写道：“哈蒂，要是我能像你那样动笔写文章的话，我一定要写点东西，使全国都认识到奴隶制度是一桩多么可诅咒的事情。”

　　斯陀夫人读完信后，把信纸揉成一团，平静地对6个孩子说：“我要写，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写！”

　　原来斯陀夫人在美国南部辛辛提那住过18年。在那里她亲眼看见城里的黑人区怎样遭受惨酷的洗劫，也亲眼看见过结冰的俄亥俄河上逃过来的黑人，怎样受到野蛮的搜捕。压抑不住的正义感的冲动，使斯陀夫人拿起笔来，决定要写一部暴露奴隶制度黑暗的小说。她写信给华盛顿的报纸　《国民时代》，号召每一位妇女和孩子，只要能为自由和人道说一句话，都应该起来说话。她认为，奴隶制度给美国带来的危机与耻辱，较古罗马罪恶的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民时代》支持了斯陀夫人的行动。从1851年6月开始，连续发表她的作品，并在第二年3月正式成书出版，这部作品就是有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此书的出版，轰动了华盛顿，短短几天内卖出1万多本，到年底，美国国内就销售了30万册以上。很快，《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它感动过海涅、狄更斯、乔治·桑、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乔治·桑曾说：“所有的人手里都有这本书，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这本书，人们贪婪地读着它，还用眼泪浸湿了它。”

　　不久，美国爆发了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北方胜利后，斯陀夫人到华盛顿访问过林肯总统。林肯见到她，很风趣地称作者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梅格雷探长是比利时小说家乔治·西默农　（1903—1989）创造出来的与福尔摩斯、波洛齐名的侦探高手。1930年，西默农发表《拉脱维亚人的彼埃尔》，首次让梅格雷探长走向人间。到1932年，梅格雷探长在他们10多部小说中充任主角后，西默农决定让他退休。可是那些喜爱梅格雷的读者和出版商决不同意，不得已，只好在次年恢复了梅格雷的探长资格。

　　1940年，西默农染病在身，医生诊断他患有不治之症。西默农吓了一跳，既然为世不久，还是捡要紧的事先做，于是他又一次让梅格雷退休休息了，全副心思为他刚满18个月的儿子马克写起了回忆录。两三年过去了，西默农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死的意思，反而更健康了。原来那位医生的诊断有误，造成了一场虚惊。焦急的读者又等待着梅格雷探长亮相了。

　　西默农又让探长重返了前台，连着发表了《梅格雷的烟斗》、《梅格雷和倒霉的检查官》。此时长期休整之后的探长格外身手不凡，这个手不离烟斗的大侦探一时倾倒众多读者。从此以后，西默农的每年3～6本的速度发表梅格雷系列小说，到1968年，这个系列小说的总数竟达到82部。

　　奇书奇作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所写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一诗是走向极端的怪异之作。作者宣称要“让字和纸搏斗”，尽量减少字所占的空间，扩大纸的空白。在他看来，最有表现力的是一张白纸，因为只有白纸才能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另一代表作家阿尔蒂尔·兰波　（1854—1891）所著的《天启集》，可称得上是最难读懂的散文诗。全诗共44段，形象支离破碎，听觉与视觉错乱，语言奇特混杂，据说有大胆的诠释家自信从中看到了诗人对童年、对巴黎生活风波、对长期内心孤独、对自己雄心壮志和所受苦难的影响的描述。但这不过是众说纷纭的解释者中的一种。有人干脆说：正如“天启”一词所表明的，它是一部天书，是兰波这样的“通灵者”受上天旨意而作的一部人间天书。

　　英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的长诗《荒原》被认为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全诗400余行，5个章节，用6种语文写成。阅读这样的诗歌，必须同时懂得几种语言，所以诗作发表后被其它国家翻译时出现了种种麻烦。人们必须在原译文之外加上工程巨大的注释，因此在　《荒原》译本出版的同时必须出版种种注释本，但是，艾略特本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因此，困惑的读者对这部书往往无可奈何。

　　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实在太难读懂，因此，美国出现了一份名为《守灵通讯》的杂志，用来专门发表有关《芬尼根守灵夜》一书的原始资料，阐释文章和研究论文。一部作品竟然支撑起一个刊物，据说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1981年，为抗议智利军政府上台，停笔数年，宣称一直要等到军政府下台才肯出书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推出了他的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其实，这是一部专门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写的作品。原来，马尔克斯自从写出了《百年孤独》这部名作后，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20名候选人之一，1980年甚至还成为最后7名竞争者之一，但是由于作者为抗议军政府上台而宣布“文学罢工”，一宜未有新作发表，因此，他一次一次落选了。1980年瑞典文学院的一位评委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文学院只是在等待他写出另一部小说。这等于在向马尔克斯公开暗示。果然，马尔克斯心领神会，发表了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1982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