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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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岁时，他完成了重要的著作《异教徒驳议辑要》，几年后出版了被教会指定为经典的《神学大全》。阿奎那死时年仅４９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后世留下了洋洋数十本各类著述。

　　　　奥古斯丁和教父们的哲学灵感主要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而阿奎那的思想则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哲学与神学不相矛盾而相互依存，他以此来区分哲学和神学。哲学是从事实到上帝，它所证明的不是经典教义，不是超理性的东西，而是事物知识和理性的真理，它是运用理性通过经验来为论证上帝服务的工具，或者说是神学的婢女。相反，神学则是由上帝到事实的反向过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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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以天启的真理，这是信仰的问题。

　　　　信仰属于意志范畴，意志命令人必须接受信仰。哲学和科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的理智，是会犯错误的；神学的题材超出人的理性之上，如果以理性去证明信仰，必然使信念受损。当然，哲学与神学虽有种种区别，但二者的基本目的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服人去接受上帝启示的真理，从而达到永恒的幸福。

　　　　总而言之，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神学要高于哲学。托马斯的这种区分，无疑在思想上播下了哲学与神学分裂的种子，为后来一些哲学家将哲学与神学对立起来，把神学排斥于哲学之外，最终使哲学还于俗世奠定了基础，并为经院哲学的最终没落埋下了伏笔。这一历史后果恐怕并非阿奎那本人有意栽下的花木所结成的。

　　　　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能否成立的理论基石，倘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大厦便将不击而溃、自行瓦解。因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历代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的基本工作之一。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一出，也曾风靡一时。然而，把上帝作为“思维的极限”这种思路主观色彩太浓，不足为凭，因而遭到许多神父和学者的群起围攻。

　　　　阿奎那目睹了这种窘态，决心独辟蹊径、另寻出路。他有力地驳斥了流行的“不证自明论”和“本体论证明”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５个颇有份量的证明：（１）动力因证明：犹如一只钟要有人来制造一样，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也一定有一个制造者和推动者，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推动者”

　　　　，即上帝是也。

　　　　（２）

　　　　因果论证明：世上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其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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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原因本身又是其他原因的结果，依此类推下去，必然会追溯到一个最初的原因，即不是其他任何原因的结果的那个第一原因，那便是上帝。

　　　　（３）

　　　　必然性证明：任何个别事物都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可能的存在，阿猫阿狗可有可无，张三李四或许出现或许不出现；然而，整个世界必然有一个绝对的存在，否则无物可以出现和存在。绝对的存在只能是上帝。

　　　　（４）至善者证明：自然中万物优劣程度不等，形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完善程度逐级提高，阶梯的顶点必有一个绝对完美无缺者，这就是至善的上帝。

　　　　（５）

　　　　目的论证明：自然界普遍存在着适应与协调的现象，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鱼要游泳，便有了鳍和尾巴；狗想啃骨头，于是长出了坚硬的牙齿；而由于猫爱吃老鼠，老鼠只好乖乖地在地上繁衍。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别出心裁的设计；每一事物都有自身的目的，而整个宇宙则有一个伟大的整体目的的制定者，这正是万能的上帝。

　　　　后人一般把前三个证明称为宇宙论证明，而把后两个证明叫做目的论证明。这样的证明显然比“本体论证明”理论色彩更强、更有说服力一些，虽然它们不可避免地是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东西，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漏洞百出的。譬如因果论的证明就包含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因为既然假定了每个原因都有自己的原因，那就不能同时承认存在着一种没有原因的原因（即第一因）。

　　　　阿奎那的证明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方法而做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一些错误也同样出现他身上。尽管如此，这些证明与安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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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体论证明一样，对经院哲学和神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了上述学说，阿奎那对上帝创世说、灵魂不灭论、认识论、形而上学、社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阐述。

　　　　他适应着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内理性主义影响日渐扩大、双重真理说（即同时承认神学真理和理性真理的学说）正在兴起的形势，充分运用从阿拉伯文化回流过来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方法，用一套更巧妙的办法来证明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哲学必须充当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的信仰主义观念，从而为自己的神学唯心主义扫清地基。在这个地基上，他建立起了博大庞杂的哲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集经院哲学几百年发展的大成，完成了其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将中世纪经院哲学推上了顶峰。阿奎那因此与奥古斯丁一道并列为基督教哲学的两大台柱。人们通常把阿奎那这一庞大的思想系统称为托马斯主义，因为他又名托马斯。尽管在开始时，托马斯主义也曾因为突出理性、甚至区别哲学与神学的作法，而受到教会的指责，但很快就得到承认，并且一举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学说，他的学说也因之被钦定为经典，在属于罗马教会的所有学院讲授。

　　　　直到达１８７９年，罗马教皇再次颁布命令，确认托马基斯主义为天主教唯一真正的哲学，并且加封阿奎那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之王”。历史上，一种哲学学说在官方形态中享有如此权威、占有如此地位的除了托马斯主义，就只有马克思主义了。这一历史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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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世纪之争

　　　　在漫长的中世纪，作为官方学说的经院哲学虽然垄断了一切学校的讲坛，排斥了别的哲学学说合法存在的可能余地，但它本身又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派别。

　　　　经院哲学一经产生，其内部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这便是一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哲学大论战：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思想斗争。

　　　　两派争论的中心论题是“一般”与“个别”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

　　　　“个别”指的是个体事物：一只正在吃老鼠的猫，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椅子，或者美若闭月羞花的西施，都是“个别”。

　　　　“一般”意谓同类事物的共同性质或形式，西施、貂蝉、王昭君和张三、李四、王五一样都是人，“人”

　　　　便是个“一般”。同样，“猫”和“椅子”也是“一般”。那么，一般与个别是个什么关系呢？谁先谁后？谁决定谁呢？

　　　　“人”

　　　　与“张三”有什么关系？先有张三李四等等后有“人”

　　　　，还是相反？没有了张三李四等具体的人，“人”是否还存在？

　　　　最早注意到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是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一般看作为先于个别事物的真实存在，即肯定了一般的实在性，因此成为实在论的始祖。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这种看法，认为个别不依赖一般而独立存在；但他同时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形式（即一般）比质料（具体和个体）

　　　　更为根本，形式决定质料。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为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线。

　　　　公元３世纪时，一个名叫波菲利的学者在给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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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范畴篇》作注释时，提出了三个有趣的难题：（１）种与属（即共相）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为人的理智抽象的产物？

　　　　（２）

　　　　如果它们独立存在，那是有形体的还是无形体的呢？

　　　　（３）它们是与可感知的东西（即具体事物）相分离，还是就在其中并与它们相一致的呢？

　　　　这些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波菲利算得上独具慧眼，从亚里士多德遗留的矛盾中将其提了出来。可是问题提出了后，他却束手无策，只好拒绝作出回答。这也怪不得他，因为这些问题实在太高深莫测了，不仅难倒了他，连亚里士多德不也是无能为力吗？

　　　　而且直到２０世纪仍然有许多哲学家在为它们劳神费心，而始终是众说纷纭、不了了之。

　　　　或许这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吧。

　　　　公元６世纪时，波依修斯（Ｂｏｅｔｈｉｕｓ，４８０—５２５）接过波菲利的端绪，试图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个体是真实的存在，一般则是潜藏在个体中的事物的共相，同是又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概念（即思想）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得出的对共相的认识，其真伪取决于它与事物是否符合。

　　　　这种观点对以后唯名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三百多年后的伊里吉纳（Ｅｒｉｇｅｎａ，８１５—８７）

　　　　，在阐述自己的神学唯心论体系时，采纳了柏拉图的学说，把理念视为万物的原型，而将事物看作理念的实在化。这就肯定了共相的存在，开了后来实在论的先河。

　　　　实在论的早期代表人就是以“本体论证明”著称的安瑟伦。他的证明本来就蕴含了实在论的基本思想：一般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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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个别事物没有真实性；普遍性越高、抽象度越大的东西就越实在，上帝是一个最普遍的观念，所以他最实在。

　　　　换句话说，一般的“人”比张三李四更实在，没有了张三李四，还有王五陈六，还有其他的“人”

　　　　；就算没有了“人”

　　　　，依然存在天地万物，因此上帝永远存在。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它能作为证明上帝的工具，因此得到教会的赞同和扶持，视之为正统。历史上把这种说法称为“极端的实在论”。

　　　　尽管如此，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罗塞林（Ｒｏｓｃｅｌｉｎ，１０５０—１２）便是第一个敢于斗胆对抗权威的好汉。他不顾生命危险，摆开擂台，与安瑟伦主教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针对安瑟伦的极端实在论，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之以极端的唯名论。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才具有客观现实性，是真实的存在，正如只存在安瑟伦和罗塞林这样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任何空洞的作为“类”的人一样。一般性的“类”或共相只不过是一些人为的记号、语词和名称，是一连串声音或者说振动的空气，此外别无他物。可见罗瑟林是坚决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的。如果他就此打住，而不再奋力直捣基督教的思想老巢，那他的命运也许会好过一些。

　　　　可是，这位直率的好汉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横冲直撞，顺手将上帝三位一体说和原罪说拿来鞭挞一通。他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是一个名称，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与之相符；如果说上帝是三位一体，那只能就有三位上帝，但人们又不这样说，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假如说“三位”是同一个实体，那么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会同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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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现为父亲、儿子和灵魂，这岂不是一个弥天大荒吗？他同时还猛烈抨击了原罪说，指出人类普遍的原罪是不真实的，若有罪也只是个别人的所为。这种极端的言论立刻被当地教会指斥为异端，为逃避迫害，罗塞林被迫潜出法国，逃到了英格兰，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失却了踪影，他的作品也只留传下来一封给阿伯拉尔的信。

　　　　这位阿伯拉尔便是罗瑟林的学生，他也曾受业于一个极端的实在论者尚波的威廉。才情俊逸的阿伯拉尔曾在巴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是声誉卓著的教师和辩论家。不料，这位俗心未泯先生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这桩浪漫绮丽的师生恋爱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

　　　　那个女生的舅舅为阻挠他们，意对阿伯拉尔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阉割。一对痴情鸳鸯终被棒打而散，心灰意懒的阿伯拉尔只好全心投入到研究和著述之中，而那位女生日后则成为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然而，阿伯拉尔的斗志丝毫不曾因为这一事件而减弱，不能在人生舞台上纵情驰骋，也要在思想战线上横刀立马、冲锋陷阵。他首先批驳了老师威廉的极端实在论，但又不同意另一位先生罗塞林的极端唯名论。他似乎明白，以极端对极端，犹如针尖对麦芒，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惟有一条中间路线方可逃出死路。这条中间道路便是他的“概念论”。

　　　　这种概念论肯定了罗瑟林关于个别事物实在性、一般共相非实在性的思想，但又不同意他将共相贬抑为单纯的记号和声音。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共相虽然是名词，但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包含了一定的内容，因为它反映了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人们正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抽象出反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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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性质的概念。譬如，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虽远隔千山万水、分处不同时代，但都具有双脚直立、会进行理性思维这些人的属性，人们正是根据这些属性形成关于“人”

　　　　的概念的。

　　　　不过，阿伯拉尔特别指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在每一个别事物中都是完全个别化了的东西，正如孔夫子是中国的圣人，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先知那样，因此，虽则一般概念以个别事物的相似性为依据，但客观上并不存在与我们思维中的一般相符合的一般。所以归根结底，概念论仍然没有摆脱唯名论的局限，而表现为一种较为温和的唯名论。

　　　　然而，阿伯拉尔并没有因为这种温和的态度而逃过教会的迫害，基督教会对一切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学说和思想，一律视之为异端邪说，残酷迫害绝不手软。阿伯拉尔和他的老师罗瑟林一样，被教会宣布为异端分子，流放到一个偏僻的修道院，最后终老异乡，他的著作亦被附之一炬。但是，烈火可以焚毁书籍，却不能消灭思想，概念论的主张打击了正统意识形态，促使经院哲学内部进一步分化，刺激了后期唯名论的出现，甚至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哲学家刘易斯仍然采用概念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实用主义理论问题。

　　　　思想的发展有时似乎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一个极端的观念逼出了另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二者相持不下，于是有人试图化解其中的对立，将它们调和起来，这种折衷有时意味着一种认识的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唯名论思想的影响，安瑟伦那种柏拉图式的极端唯实论越来越行不通了，正统派感到必须有新的说法才能站住脚跟。这样便出现了阿奎那的温和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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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奎那肯定一般的实在性，但他不像安瑟伦那么绝对，他将一般分成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１）一般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中。任何有形物体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其中质料是潜能，形式决定事物的本质；而形式（一般）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形式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