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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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灵魂。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创造了单子之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像一部无形的自动机，按照自己的知觉、意识和欲望进行活动。

　　　　当然，单子之间的知觉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程度知觉的单子构成不同的事物。最低级的单子，只有模糊昏暗的微知觉，构成无机物和植物；高级一点便有嗅觉、触觉与记忆，因此成为动物；更高一级的单子就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能运用概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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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和推理，达到必然性的认识；最高级的单子乃是上帝，它是绝对完满、全知全能的，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动性，其他一切单子全都是上帝的发散物。总而言之，上帝创造单子，单子组成世界，这就是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基本理论。你可以一眼看出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明眼人从单子的性质中很容易看出一个矛盾：既然每一个单子都是不可分割、自行封闭的实体，即一个独立的“小宇宙”

　　　　，各个单子是彼此孤立存在的；但为什么现实世界却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协调、一致发展图景呢？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莱布尼茨，因为他对自己的“预定和谐”的理论早就有了预先的设计。

　　　　根据这一理论，单子与单子虽然是彼此独立的，然而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初，就预先安排好了单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每一个单子与其他单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发展可以和谐协调地进行，从最低级、最简单的单子到最高级、最复杂的单子，构成一个无限系列的链条，从而组成一个完满和谐的宇宙。

　　　　当一个单子产生变化时，其他的单子便会相应地、自动地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预定和谐”的理论。上帝使一切单子能和谐协调的发展，就仿佛一位精明灵巧的钟表匠那样，把两个钟造得完全一样准确一致，纵使它们之间没有制约、不能互相影响，但彼此报时的钟声却始终吻合一致。

　　　　这与音乐的协奏也是同一个道理：不同的演奏者根据同一个乐谱分别奏出自己的旋律，共同汇成一曲和谐优美的乐章。

　　　　从这个理论很自然会引伸出另一个隐含着的结论：既然现存的宇宙秩序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那就说明上帝是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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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可能的宇宙中根据充足理由而选定目前这一世界的。反过来说就是，当前世界应该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是对“最佳者的选择”。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认识上帝之所以作这样选择的充足理由，我们就能建立起一个“最完善的君主统治下的尽可能最完善的国家”。

　　　　这就从单子论的形而上学，过渡到社会政治理论，成为一种为当前时政辩护的思想。

　　　　莱布尼莎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论，包含克服笛卡尔心物二元论和斯宾诺莎凡物平行论的企图。它试图说明，一元性的单子在上帝的统一安排下，构成一个溶融贯通、和谐完满的整体宇宙，从而抚平了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灵魂、存在与思维之间格格不入的矛盾，克服了二元论和平行论的局限。

　　　　从逻辑上讲，莱布尼莎的一元论因为只承认单子这种唯一的实体，而单子之间只有等级的差异而无根本实质上区别，在理论上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可能性，因此确实要比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平行论优越一些。至于这种理论最终仍然不得不以上帝为最后的依据，这我们大可不必横加指责，因为这种形而上学中上帝只是某种关于事物本性的最后注脚，也就是人的理性因暂时的无知而不得不落脚的那个终极概念或第一公理，例如牛顿力学中的第一推动力；它并不诉诸人的信仰和感情，与《圣经》中的上帝也毫无关系。当然，不必否认莱布尼莎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

　　　　无可否认，单子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学说，不过，它包含了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单子不为外力推动，而是由自身原因发生变化，这与当时盛行的将物体运动归结为纯粹的外物作用的机械论是格格不入的；肯定各自独立的单子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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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运动，世界的变化是连续有规律的，事物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等等观点，都是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它们被称为唯心的辩证法。当时科学的一些发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这种想法。雷汶胡克（１６３２—１７２３）已经发现了精虫，而一滴水中充满了细小的有机体这一论断也已得到了证实，具有无穷小量的新微积分似乎也指向这个一般方向。

　　　　这类发现无疑在某种意义上可为单子论提供佐证，莱布尼茨注意到了事物的基本组成部分的有机特性这一特点，从而导致他把单子看作是最不可广延的、形而上学的、灵魂的栖息地的看法。尽管如此，物理学在整体上却是遵循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机械原理而发展的。这确实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进一步地贯彻的他的单子论，从而维护和发挥了笛卡尔开创的唯理论的基本原则。既然认识的主体，即灵魂或心灵，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单子，而单子又没有可供外界事物出入的窗户，不能接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影响，因此，认识不可能有客观来源，不可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极力反对洛克的经验论，尤其是“白板说”。他的《人类理解新论》正是针对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而写的。

　　　　他说，单子的基本特性就是知觉，心灵作为一种高级单子，无时无刻不在知觉状态中，只是因为这些知觉印象太小而数量又太多，或者彼此联系得过分紧密而不被人觉察罢了。

　　　　因此，人的心灵绝不像洛克说的那样是一块空无一物的白板，而像是一片有天然花纹的大理石，经过艺术家（即理性）的精心雕琢，便可成为一个完整清晰的形象；而某种花纹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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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石能雕成什么形象，则是由大理石固有的花纹决定的。这个比喻隐含的推论是：观念和真理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能而天赋在人的心中的。

　　　　然而，莱布尼茨目睹了洛克等经验论者对天赋观念论的猛烈批判，明白笛卡尔式的天赋观念是太过赤裸裸了，所以，他改换了一种更为婉转的说法。他说，如果认为我们的心灵可以像读一本打开的书那样轻易地读到理性的永恒法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当感官与外界对象相遇时，潜在的天赋观念和真理就像火花一样迸发出来，由潜在能力一下子变成为清晰确定的观念，于是就产生了认识。

　　　　显而易见，莱布尼茨在这里用他的“潜在能力”取代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

　　　　，承认了外界对象对感官的刺激作用是诱发认识的一种媒介作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笛卡尔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这可以说是对经验论作了一点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说，将人心归结为先天（遗传）的认识能力，而非一种现成的观念，这是认识论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根据现代的格式塔心理学，人的大脑确实存在着一种能整合感觉经验以形成知觉的知觉结构，这种结构也被归结为大脑和神经组织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知觉结构被称为完型心理结构，它是进行认识的主体基础，后天的经验和学习只不过是将思想材料填充进去，在里面重新组织调协而已。当代著名的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也指出，主体中存在着一种更为广义的认识结构（即心智操作结构和思维的逻辑结构）

　　　　，这个结构不仅与先天具有的遗传心理基质有关，而且是在经验认识过程中不断发育、修整和完善的。当代认知心理学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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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更深化了一步，它不仅肯定了主体中的认知结构，并且试图用实验的方法进一步探索其各种成分的精细结构（如概念的网络结构、语义结构等）及其对认识内容的整理和加工机制。所有这些科学成果都提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人类的认识首先必须依据于人自身的内在认知结构，离开了它认识便无从产生。莱布尼茨肯定人天生的潜在能力，这是一种合理的猜测，但他仍然保留了某些笛卡尔的思想尾巴，把潜能几乎等同于潜在的天赋观念，从而难以避免落入先验论的陷阱。

　　　　莱布尼茨与笛卡尔一样，推崇理性，相对轻视感性。感觉经验作为媒介对认识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它终究不能为人提供普遍必然的知识。原因就在于，感觉永远只能给出一些个别的例子，而要达到一个普遍必然的真理，即便是无数的例证也是无济于事的。譬如，你要证明“世上的天鹅都是黑的”这个一般性命题，纵使你找到无数只黑天鹅，但只要有人发现一只白天鹅，你这个命题就被否证了。另一方面，经验只能印证理性，而不能代替理性，恰如一个小学生扳动手指来检验算术运算正确与否那样。任何一个经验论者，无论年纪多高、经验如何丰富，也难免犯错误，只有善于运用理性，了解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人，才会少犯错误。为此，他将真理划分为两种：事实真理和推理真理。前者借助经验的方法，通过归纳而确定，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自然科学的知识就属于这一类；后者完全是依据逻辑的规律性推导出来的，具有普遍必然性，逻辑学和数学知识等就属于这一类。

　　　　莱布尼茨对两类知识的划分，对后世哲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稍后的英国经验论者休谟接过这一划分，将事实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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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偶然性推到极端，从而得出经验认识不能理解世界的不可知论的结论。而德国的康德则试图拯救被休谟彻底否定的经验知识，并在两类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人类认识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再到莱布尼茨，大陆唯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唯理论虽然也是一种反对经院哲学的思潮，它高扬着理性的旗帜，无情地批判中世纪残留的信仰主义余孽。不过，在思想渊源上，人们仍然可以寻觅出它与中古思想的内在血缘和脉络关系，它在理论倾向上继承了实在论的传统路线，强调一般实在，否认感觉经验能够提供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因而在认识论上着力阐发了理性思维的功能，力图在理性自身范围之内解决人类认识世界的问题。

　　　　唯理论出现在欧洲大陆而非英国，似乎也有某种必然性，因为经院哲学在大陆的势力和传统要比在英伦三岛强大和持久得多。大陆各国的哲学家和英国哲学家一样，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十分重视对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以便从哲学上对科学作出理论说明，为人们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然而，由于他们偏重总结自然科学中数学演算法的成就，更多地关心探讨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重视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唯理论，在方法论特别强调了演绎法。

　　　　我们看到，唯理论的理论并非是在孤立的情况下发展的，事实上，它通过与经验论的不断论战而逐步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渐渐地向经验论靠拢。笛卡尔在火炉边不断地反思，通过普遍的怀疑导出他的天赋观念，然后，通过一系列演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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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在上帝、物质和心灵这三个实体之上建立起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并将个人理性的“清楚明白”当作真理的唯一标准，几乎完全否认了感觉经验的作用。斯宾诺莎不像笛卡尔那样胆大妄为，虽然他时刻躲在小小的阁楼上，但也明白单纯的理性知识不能囊括人类知识的全部，在确认真观念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时，同时肯定真观念本身具有外在的标志，承认观念系列和事物系列的一致性。相比之下，莱布尼茨对经验论的让步似乎更多一些。他明确地承认了感觉在认识中的中介作用，没有它理性认识就还可能产生，虽然他确信必然性的理性真理要高于偶然性的事实真理。即使如此，唯理论依然是抬高理性、贬低经验的理性主义，而没有脱胎换骨为经验挂帅的经验主义，两大思潮依旧是各行其道、互不为谋，一直要到它们在各自狭窄的栈道上进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之时，方会有人站出来收拾破碎的河山，重建崩塌的思想大厦。

　　　　这位清道夫便是１８、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那时英国经验论已经被贝克莱和休谟赶进了一条无地自容的死胡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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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在经验世界的尽头

　　　　历史进入１８世纪，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牛顿力学彻底地破除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也取代了笛卡尔陈旧的世界观，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时风靡了整个欧洲。在唯理论的发源地——法国，由于洛克和其他经验论思想家的影响，一批被称为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家起而批判唯理论思想和宗教神学，继续沿着洛克的路线前进，极大地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理论，从而为法国大革命造足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另一方面，洛克哲学的出现也使英国经验论走到了一个面临转折的关节点。欧洲大陆的哲学，一直都属于那种热衷构建形而上学大体系的类型。

　　　　它的论证往往带有先验的倾向，在它那宏大壮丽的视域之内，常常无暇顾及问题的细节。相反，英国哲学更严密地遵循着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它以零碎的方式来处理大量细小的问题，当它确要提出某些一般性的原则时，它总要将它们验之于直接的经验证据。这两种哲学风格上的差异，恰如两个不同的金字塔之间的区别：经验论的思想大厦像一座正立的金字塔，奠基在厚实的经验大地上，一般地说你不容易将它推倒；而先验的唯理论则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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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立的金字塔，它以一个虚构的终极范畴（如上帝或其他实体）作为顶角来支撑整个理论大厦，因此，你只要轻轻地敲碎它的尖顶，它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话虽如此说，在１８世纪时，经验主义也像唯理论一样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发难者并非外来的强盗，恰恰来自经验主义内部的反叛者，他们就是柏克莱和休谟。这两位目光锐利、头脑冷静的思想家，一头扎进洛克哲学的根部，对作为其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的“经验”这个范畴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从而撬动了整个经验主义的思想大厦，斩断了它的后路，使传统的英国经验论哲学从此一蹶不振、寿终正寝。

　　　　一、柏克莱：跟着感知走

　　　　柏克莱（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６８５—１７５３）是爱尔兰人，１５岁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神学，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等。那时，与传统学科并驾齐驱，牛顿的新学问与笛卡尔、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哲学开始鼎盛，其中洛克思想对柏克莱影响最深。

　　　　１９岁时他就毕了业，三年后在学院获得了研究员的职位。柏克莱思想非常早熟，３０岁以前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已经定型，从２４岁到２８岁，他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视觉新论》（１７０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