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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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的“能力”
，但人们仍然坚信事物中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两个对象中总是存在着前后相随的现象，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因果关系的观念，在先者被称为“因”
，在后者被叫做“果”。
休谟说，这仍然是一种误解。譬如，虽然白昼相续不断，但我们总不能说白天是黑夜的原因，或者反过来说黑夜是白昼的原因。因此，从事物间恒常会合的现象中引伸出必然联系的观念，事实上是不合法的，没有必然根据的。因为，既然我们从一次观察中不能发现对象之间的因果必然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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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例证重复多少次，人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种关系。
在这里，休谟进一步深挖因果观念的病因。正是对象重合的现象不断在人心中重复，最终使人形成一种习惯性意向：两个前后相继的现象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习惯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信念，没有客观依据。正如一群被饲养的鸡，每天看见穿白衣服的人进来时都给它们喂食，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以为只要是穿白衣服的人来就会有东西吃，可就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进来的白衣人不仅不给食，还将它们统统抓去宰了。
既然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因果观念只具有主观相对性，那么显然经验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或然性的人为观念，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
根据这种看法，太阳今天虽然已经升起，但明天能否再次出现在东方，这是无法预知的事情。
在这里，休谟再次从怀疑论走向不可知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休谟从经验论这个独特的视角，提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人确实无法直接经验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始终是两个现象先后有序的表象。
也正是在这里，从经验论出发的休谟，最终给了经验主义以致使命的一击，他从反面告诉人们，囿于经验论自身的范畴，人们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科学的实践显示，尽管很难从理论上说明因果关系的实质，但科学本身在发展中不能不依靠因果关系的理论假定，科学必须超出经验的局限，运用假设和演绎原则，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推断，在这方面理性的功用是不能否认的。
休谟先生只顾在经验的泥泞小道上横冲直撞，最后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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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南墙，将经验论的基本理论也碰得粉碎。他实际上通过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途径，对经验论作出一个理论总结，恰恰在同时，他又伸出一拳猛然打在自己的身上，这最后一击终于将从培根启端的英国经验主义置之于死地，它在休谟以后便渐渐式微了。休谟哲学的一般意义在于，它对于神学的论证，对于唯理论的先验主义独断论观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后，休谟的批判终于在德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康德先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休谟的倒喝所震醒，重新考察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批判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从而对后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中实证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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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神狂想曲
一、康德：给信仰留个地盘
休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怀疑论主张竟使一个德国人从长时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倾全力于探求解决休谟所提出的问题。这位德国人便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Ｉ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１７２４年，康德降生于德国的柯尼斯堡。他出身贫寒，祖辈于几百年前从苏格兰迁到德国。其母是位忠诚的虔敬派信徒，坚信严格的宗教仪式和信仰，这使康德自小就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宗教环境中，以至到了成年后，他一方面对教堂敬而远之，但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特色，并竭尽全力在理性泛滥的时代为信仰保留一块地盘。
正如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所说，康德的生平确实乏善可陈。
他１７４０年入读柯尼斯堡大学，毕业后，曾在贵族家里当过数年家庭教师。
１７５５年，康德开始担任柯尼斯堡大学讲师。在这个低微的职位上一直呆足了１５年，他曾两次要求提升为教授，但均遭拒绝。
直到４６岁那年，他才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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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的一生单调刻板，毕生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脚足从来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这个小城一步，而在课堂和书斋度过其漫长的一生。
名利地位于他宛若粪土，醉人的爱情似乎也与他无缘。他的生活，犹如规则动词中那些最规则的动词：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
每天下午３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身材矮小瘦弱的他，身穿灰大衣、柱着手杖，缓步走在菩提浓荫覆盖的小路，一路上默默无语、凝神沉思，每当这时邻居们便纷纷掏出怀表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报时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康德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一年四季风雨不改，在这条至今仍被称为“哲人之路”的林荫道上来回漫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可苦了那些邻居们，他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当然，这些邻居们绝不会想到，这位模样平凡、谦逊谨慎的哲学教授，就是在这种经年的徘徊中构思出他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的。这种疏忽部分地得归因于康德本人的大器晚成。
直到１７０年以前，康德的学术兴趣主要仍沉溺于科学而非哲学。
这个困守故里的学者，虽没有周游列国的经历，但对世界大事和科学的发展却了如指掌。他埋头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钻研之中留连忘返，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一种与法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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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相似的理论，试图对天体运动作出机械的解释。
不过，这一切都不曾使康德引起世人的注意。
也许他命中注定只能在哲学舞台出人头地，因此他仍然必须等待。
１７６９年，年过４５岁的康德忽然被休谟的著作兜头打了一闷棍，一下子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自此以后，他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自己哲学思想的道路。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主张，人类理性自身中包含有一些先天的原则，根据这些具有公理性质的原则，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完全而客观的知识。
以此为依据，他认为，仅凭理性本身就能对上帝、灵魂和意志作出绝对无误的规定，断定“上帝是存在的”
、“灵魂是不朽的”
、“意志是绝对自由的”
，从而可以建立起一整套形而上学体系。
比莱布尼茨晚出几十年的沃尔夫（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ｏｌｆ，１６７９—１７５４）袭用了莱布尼茨的学说，并将之系统化。尽管他在哲学上并没有作出新的贡献，但由于他迎合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形势，遂使他的理论风靡一时，他写的教科书曾成为德国大学的通用教材，而经他之手加以系统整理而成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则一度独霸了德国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康德本人就曾是这种独断论的崇信者。
休谟的主张与莱布尼茨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个人感觉，并且必须由经验来检验其真伪，任何超出经验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人不可能得到普遍必然的客观知识。正是休谟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将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教条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尤其是休谟对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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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个概念的严密分析，给了康德以极大的刺激和启示。
他忽然之间醒悟到，“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武断性：在不曾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仔细考察以前，就预先盲目地断定人无需经验之助，仅靠理性便可对宇宙某些根本问题作出绝对正确的解答。因此，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形而上学。
然而，康德并不因此就满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它立刻就会导致否定科学知识、进而破坏人类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道德生活与真正的信仰）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他发誓要拯救被休谟抽去根基的人类知识，但又不能用唯理论那种武断的方法，而必须另辟蹊径。
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正如莱布尼茨一样，对于知识的本性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有鉴于此，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哲学的出路，那就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在考虑认识之前，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即理性）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以便确定人类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范围。
１７８１年，５７岁的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著，这是他积１２年沉思而结下的硕果，也是他三大批判的第一部。恰如康德枯燥乏味的生活一样，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非常的晦涩难懂。一个读者对康德抱怨说，读你的书十个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手指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用完了，一句话还没有读完！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该书出版了近十年依然默默无闻。后来，由于一些哲学家的引介和评论，才使它逐渐地名扬四海。虽然世上没几个人真能认真通读这本名著，但康德深刻的思想仍然力透艰深难懂的语句扩散出来，动摇了莱布尼茨的体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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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沃尔夫的权威，康德哲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成了德国精神革命的象征，康德的名字似乎变成德国理论界的唯一主题，解说或批评康德哲学以及为它作注和辩护的书籍充斥着欧洲的大小书店，而康德的著作则成为最时髦的商品，也成为无知之徒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法宝，甚至连贵族小姐和少妇也不甘落后，纷纷在自己的卧室摆上几本康德的大作，以显示其博学多才。
《纯粹理性批判》从批判的立场出发，走上一条与唯理论和经验论迥异其趣的知识论思路。康德不去追问知识的来源这个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深入地去考察知识所以可能的内在条件。
康德接受经验论关于一切知识起源于经验这种主张，但同时又强调要把实际产生知识的东西（即经验）与这种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即认知方式）区别开来。这样，人们就会看到，知识虽然是通过经验而产生的，但并不仅仅来源于经验，即感官经验对知识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即那些将经验材料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原则）本身并非导源于经验，而是人的大脑先天固有的一种认识能力。人的认识正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形式）去整理后天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虽然康德本人没有明言，但人们不难发现，他所谓的先天形式具有某种笛卡尔和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论的特征。因此，实际上，他对知识的看法是一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物。
当然，对康德而言，重要的不是指出知识有经验和形式这两种来源，而是要说明为什么先天的形式既能使人获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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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必然的知识，同时又将人的认识紧紧地束缚在现象界领域之内、不能深达世界的本质这个问题。为此，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人的三种先天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和理性）及其内在功能。他认为，与这三种能力相对应的，是三门重要的学科：即数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
数学和物理学这两门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学问，是由感性和知性这两种先天能力与经验材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因而是可以成立的科学知识。相反，理性这种先天能力，总是试图超越经验和现象世界去把握人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
，结果陷入重重谬误之中，所以由理性所构造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种科学知识，而是假学问。
康德赞同体谟的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来自经验的东西都是个别性和概然性的，永远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性的高度。
这在理论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经验无论重复多少次总是有限的，今天有效的经验明天就可能失效；今天我们看见了太阳，但明天它能否升起，这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事情。因此，经验认识充其量只有概率论上的意义，即只有概然性。
然而，对人类知识抱有坚定信念的康德不能满足于这种摇晃不定的处境，他竭尽全力去证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他所采取的方法与唯理论者有共同之处，就是用先天性来保证普遍必然性，因为他坚信先天的东西不受任何具体经验的影响和限制，而又适用于一切经验，换言之，是普遍有效的。用先验性来解决知识的普适性问题，至少是一条可以想象到的出路，但关键在于先验的东西是否存在和可能。康德似乎没有回答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别出心裁地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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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来解决其认识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径直断言先天的感性形式〔时空〕乃是人理所当然的天赋能力，以此为基础，他进而肯定数学知识是可以成立的：数学既依赖于经验，同时又具有普适性，因为时空的先天性恰好为算术和几何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条件）。
康德追随莱布尼茨，将构成知识的所有命题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大类。分析命题指那类主语本身包含了谓语的命题，如“所有物体都有广延”
，“物体”本身就内涵有“广延”的内容，通过分析就能得出上述命题是真的，不必依赖于经验，而否定它必将导致自相矛盾。相反，综合命题不能从概念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而必须与经验相联系才能判断其真伪，奇。сom书例如“所有物体都有重量”
（？）就是一个综合判断，因为“物体”这个概念并不包含“有重量”这个概念，它可以被否定而不至于自相矛盾。
分析知识只是重复原有的东西，只有综合知识才能增加新的知识。
另外还有一种知识的分类：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被统称为“先天的知识”
，而其他任何来自经验的知识都叫“后天的知识”。
休谟等经验论者通常都把上述两种知识的分类混为一谈，把分析命题归属于先天知识，而将综合命题看作为后天知识。这种混同使他们陷入了经验知识只有概然性的困境。为避免重蹈这一覆辙，康德除了承认休谟的归类外，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这一独创对康德认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依照他的意思，先天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