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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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描写为一个翩翩少年，有一天他坐上神派来的马车升了天，受到女神接见，女神领他到天上地下游览了一番，并告诉他世界的真相。诗中记述了他与女神的谈话，也就是他的哲学观点。巴门尼德不是个因陈守旧的卫道士，而是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接过色诺芬尼解决“一”与“多”问题的办法，用唯一性包涵和统领杂多性，在肯定世界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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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变的前提下，承认杂多具体事物的存在。巴门尼德接过老师提出的“一与多”的问题，并发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继续加以探讨，可是，他得到结论却背离了老师的神一元论，而变成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巴门尼德认为，人们在思想时必须遵循思想的法则，否则就会陷入谬误。
根据这一原则，他讨论了“存在”问题：存在就是存在，若说存在是不存在，就必然违反逻辑的同一律；当我们说某物现在不存在将来会存在时，我们实际上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但这样说在逻辑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等于存在的东西，所以，存在是不变不动的。这种观点与色诺芬尼是一致的，但巴门尼德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推演下去：既然思想告诉我们，存在是唯一而无变化的，那么感官经验中所见到变动不居的现象显然就是错误的、虚幻不实的了，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法则，不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他因此便将世界划分为二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来源于感官印象的现象世界，其中万物流转、四季轮回、生生不已，但却是虚幻不实的；另一个是思想所把握的观念世界，里面整整有条、永恒不变。从感官界人们只能获得谬误的意见和印象，永远见不到真理，真理只能从观念界、从思想中求得。
在以上的论证中，天平显然倾向于思维一边。单从逻辑方面看，你很难说巴门尼德的不是，因为他的论证是相当严谨的。问题在于，他整个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前提之上的。这个前提就是：思想等于存在。在他看来，思想不可能什么也没有表达，因此，当人们说到思想时，必然是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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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种存在物的思想；相反，当人们说到存在时，一定是指某种可以被思想的东西，非存在既不可能被思维，更不可能被说出来。换言之，思想必有它本身以外的某种它所指称的客体，而且既然你能在所有时刻都同样地思维着同一件事物，那么凡是可以被思维的必然在所有时间内存在。
所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前提明显地与常识相背，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思考并不存在的事物，而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例如，你随时可以说“飞马存在”这类命题而不违反逻辑规律。巴门尼德将思维与存在等同，从而达到以概念之“一”否定感官之“多”的结论，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从而将世界加以二重分化。
巴门尼德在哲学上的重要作用，不在于他发展了逻辑学上许多重要原理，而在于他从思想和语言的逻辑推演中抽取出哲学结论的形而上学方法。
这种论证形式要害之处在于，就语言论语言，将思想绝对化，使概念等同实在。从巴门尼德开始，一直到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方法曾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现。说来有趣的是，从巴门尼德学说中引申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基本哲学观念：被他规定为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个概念，后来在唯物主义者手里演变为不可变、不可毁的“实体”
（即“物质”）
，而“实体”则成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质料；而他割裂感性与理性、划分二重世界的做法，则开启了以柏拉图为先声的二元论的传统，使唯心主义大行其道。这一思想奇观使哲学能够在对立派别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得以深化发展，因此巴门尼德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正是他的哲学方法将西方哲学家们引入耗费了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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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阴仍不了了之的追寻本体（即终极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之路。倘若巴门尼德愚钝一些，那么西方哲学是否将会走向另一条路子而面目全非呢？这，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爱利亚学派的理论，到了巴门尼德似乎已被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循着他的理路一时难有大创，要么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要么紧守山门，抱残守缺。巴门尼德的得意门生和义子芝诺（Ｚ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ａｔｉｃ，公元前４９０—４３０）走的是后一条路子。芝诺最大的特点是思维敏捷、辨才无碍，在辩论中他时常会令对方不知不觉中落入语言陷阱而自打嘴巴。
他对爱利亚学派的贡献不是去创造和丰富学派的理论，而在于用更精密的逻辑方法来证明其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唯一不变的存在（本体）的学说。
巴门尼德已经否认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有真实性，而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多”和“变”。芝诺明白，只要证明“多”
和“变”是虚幻的，那就等于证明了感官界的虚幻性，从而反证出巴门尼德唯一不变本体的真实性。
他首先证明了“多”的虚幻性，他的论证应用了一种独创的逻辑方法——二律背反，即如果从同一个前提能推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个前提必然是错误的。他的论证程序是：（１） 前提：假定“多”是存在的（２） 推论：那么，在量上就会有无穷大和无穷小两个相反的结果
（３） 结论：因此，“多”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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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２）推论的两个步骤是：（Ａ）如果“多”存在，那么它一定是无穷小：“多”中必有单位，它由许多单位组合而成；那些单位必不可分割，否则就不成其为单位；既无法分割，便没有大小之量；单位既无大小之量，由单位组合而成的“多”也必然无大小之量；无大小之量的“多”便等于无穷小。
（Ｂ）
“多”之为“多”正在于其可分为若干单位；既可分割必有大小之量，故“多”有大小之量；“多”如有大小之量，则其各部分（即各单位）也一定有大小之量，也就是可以分割；各单位既可分割，当然就可以一直分下去，因为不管分割多少次，大小之量总是有的；既然“多”中的单位可以无穷分割，而那些单位又都有大小之量，那么，无穷的有大小之量的单位合起来，就成为无穷大的“多”了。
综合（Ａ）和（Ｂ）可见，假定“多”存在这个前提，会导致再量方面“多”既是无穷小又是无穷大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结论。此外，在数的方面，这个前提也同样会引申出“多”
既是有限数又是无限数这种相反的结果。
一个东西同时兼有两种自相矛盾的性质，显然是违反逻辑规律的，因此，“多”这个假定必然是错误的。
芝诺的第二步是论证“变”的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动是变的条件，无动不可能有变，因此要证明无变，只须证明无动就行了。芝诺设计了三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例证，来证明“变”
（即运动）的虚假性。
第一个论证名叫“飞矢不动”。他说，在人的印象中，一支射出的箭总是向前飞去的，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支箭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能停止在某一个地点，不能同时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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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两个地点，下一个时刻又停留在另一地点，所以，人眼所见之飞矢，是在许许多多时刻里止于某一地点的现象积累而成的假象，但在实际上，这许多的静止加起来的总和仍然是一个静止，因此，飞矢根本上是不动的。
第二个证明是“二分法”
：假定一物体要达到某处，它首先须通过距离的一半；在未到这一半以前，必先经这一半的一半；而这一半之一半又有其一半，如此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该物体也就永远挪动不了。
第三个例证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跑得最快的希腊英雄。芝诺认为，假如让乌龟先跑一步，那么善跑的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因为他首先必须先达到乌龟的起跑点，这时乌龟又已进了一段距离，当阿基里斯赶到这点时，乌龟早已又前进到别的一点，如此下去，阿基里斯终有快步如飞的本事也不是乌龟的对手，永远都追不上它。这样，芝诺觉得，以上三个证明表明，运动变化是不可能的，静止才是真实的。
上述几个论证有点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谓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类型，但中国古代哲学从来没有在逻辑论辩方面发展到像芝诺这样高的水平，这是事实。
如果单纯着眼于形式逻辑，芝诺的论证确乎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谁都无法从逻辑上驳倒他。然而，联系事实来看，便会觉得他多少有点诡辩。因为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有连续性的，阿基里斯不必在乌龟停留的地方逗留一下再走，而是一直往前跑的；而且在同样时间之内，二者的运动速度也是有差别的，阿基里斯用不着多少时间就会赶上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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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常识归常识、理论归理论，芝诺正是像他老师那样，坚信理论而否定了常识，从而排除了变化和杂多性的现实性。
往深一层看，恰恰由于我们无法在逻辑上驳倒芝诺，我们就必须注意他所提出的问题：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遵循着不同的法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芝诺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只承认思维的唯一现实性，并将它绝对化了，而否认了经验世界的实在性，沦为某种唯心主义的东西。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的贡献。
虽然许多人把芝诺视为诡辩家，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看法，例如后来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称他为辨证法的创始人。这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来源于对芝诺无与伦比的逻辑论证方式的不同看法。
无论如何，除了注意到感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爱利亚学派的共同特点外，芝诺的贡献还在于，意识到了时空概念中所蕴涵着矛盾性（即时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
，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黑格尔、马克思等）
，或应用芝诺的论证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如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模仿芝诺的论证方式，用“二律背反”的方式去证明时空的非现实性）。
不知是否巧合，像米利都学派那样，爱利亚学派也产生了三位代表人物。从思想发展的层次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有所进步。米利都人尽管开了探寻世界本体的理论先河，但他们所构造的本体论仍离不开对具体实体的依赖，即便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仍带有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属性，因而，他们离真正的“形而上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毕达哥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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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的本体论”虽有进步，但毕竟因为数与量的不可分割性，使“数”不能完全脱离形下之物的范围。到了爱利亚学人的手里，连与数息息相关的量也被彻底抛弃了，只剩下一个无限绝对的“存在”
（或“有”）
，一个不涉及任何物性和时空的纯粹的“在者”
，而这个“存在”归根到底就是人关于存在的概念，这无疑是说思维等于存在，存在就是思维，作为世界本体的“存在”原来就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我的思维与语言之中。
这种从语言的逻辑推论中寻求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方法，比前此其他哲学家的方法来得高明和深刻，它极大地激发和助长了西方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对往后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近代德国，黑格尔曾将它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爱利亚人似乎也被自己这种方法弄得不知所措、左右为难起来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造起来的“存在”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取消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将它斥之为虚幻，从而创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把本体与宇宙万物割裂了开来，无法解释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四、赫拉克利特：“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拳师要提高技艺，必得有对手与之较量；同理，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立派系的批评和竞争。如果一门学说出现之后，只有人对它赞誉奉承，甚至顶礼膜拜，而无人对它分析批判，甚至吹毛求疵，那么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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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爱利亚的哲学家们沉浸在自己虚构的永恒不变的本体之梦时，在地中海东岸的爱非斯，却走出了一位辩证法大师，他点燃那把永恒的活“火”
，搅乱了哲学世界的宁静。这位放“火”者名叫赫拉克利特（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公元前５３５—４７５）。
爱非斯地处小亚细亚，与米利都只有咫尺之遥。公元前４９４年，强大的波斯人将米利都征服后，希腊民族在小亚细亚的殖民重镇逐移至爱非斯，它一跃成为当时欧亚两大文明交汇的中心，其时恰值赫拉克利特的鼎盛之年。赫拉克利特出身贵族豪门，他的家庭世袭当地的祭司职务，实际上就是政府首脑。当轮到他执政时，他却坚辞不受，把权力让给了自己的兄弟，还硬梆梆地甩出一句使人愕然的话：“难道和孩子们游戏，不比为你们治理城邦更好？”
赫拉克利特持才傲物、目空一切，不仅看不起当时的社会和时政，连古今的大思想家、大文豪也不放在眼里，他最讨厌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他发过许多刻薄的言辞，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群众愚蠢如禽兽，一个伟人足抵千万庸众；世人像驴与狗，驴子宁要草料而不要黄金，狗对不识的人总要狂吠。盛极一时的同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和巴门尼德等等，一个个都被他讥讽的笔锋针贬得体无完肤。不难想象，能够毫无拘束地说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话的，如果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疯子，就准是一位才气纵横、独步古今的天才。赫拉克利特正是一位充满奇思异想的天才。今天人们已不可能完全领略他那充满思想火花的散文的风采了，因为，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残篇断简，要填补其中的一些思想空白，有时还得充分调动我们的想象力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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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哲学的起点，与爱利亚学派一样是对感觉的怀疑和不信任。感官接受外界对象的方式总是特殊而受到限制的，眼睛可见光色而不能闻声，耳朵只能听音却不会见物等等。如此的限制使感觉得不到事物全体的印象，更不能深达事物的真理，只能获得不可靠的现象。所以，人们要认识世界，万万不可信赖感官经验，而必须依靠理性思维。
然而，与爱利亚学派同样起步于怀疑感觉的赫拉克利特，自此就与他们分道扬镳、自走一途了。巴门尼德们从感觉中发现现象世界的变幻无常，于是，便将之斥为虚幻不实的而坚信理性所把握的本体（存在）才是真实和永恒不变的。赫拉克利特也信赖理性而排斥感性，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