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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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差事，让他为她在维也纳设计一幢住宅，这花去了维特根斯坦两年的时间与精力，这座典型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物至今犹存，成了凭吊这位哲人的一个场所。
当然，这期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中断与外界的联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石里克就与他有密切的交往。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益良多。据说，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成了这个学派的“圣经”
，在一段时间里，被逐字逐句地加以讨论。
１９２８年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派数学家布罗维尔（Ｂｒｏｕ－ｗｅｒ）关于数学基础的演讲。布氏在演讲中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界中逻辑崇拜现象，他认为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并无高低之分，日常语言的表达方法也并不完全以逻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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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确性来进行，任何人工语言系统都无助于改变日常语言的状况。布氏的讲话犹如禅师的大棒给了维特根斯坦当头一击，据记载，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晚恢复了强烈的哲学兴趣。
在朋友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终于在１９２９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剑桥，他把《逻辑哲学论》当作学位论文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自然他的两位师友罗素和摩尔做了主考官。罗素直接向他发难：维君一方面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另一方面说，有可能达到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有点矛盾的。
结果，维特根斯坦拍着两位考官的肩膀大声叫道：“别急，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于是这两位稀里糊涂的考官便把学位送给了这位无法理解的学生。从此以后，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工作直到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上，这本书是对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清算，但语言批判的思想依然未变，这部著作酝酿很久，但一直等到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
这部著作风格怪诞，行文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术语，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句子，然而却又非常的晦涩难懂，比如，“为什么狗不会假装疼？
是它太诚实了吗？
人们能否教会狗装疼？
也许教它在一种特定场合吠叫仿佛它很疼是可能的，即使它不疼……‘是身体感到疼吗？
‘是什么样的问题？
……
如果有人手疼，他的手并不这样说……人们并不安慰手，而安慰疼的人，人们看的是他们的脸……“无疑，维特根斯坦是在表达一种奇特的想法，但这种想法究竟是什么？他一直抱怨自己的思想被误解了，”传播思想是一回事，获得思想是另一回事。“
我们还是循着他在写好的序言中的建议来获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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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吧，他的建议是只有以《逻辑哲学论》中的旧思路为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中的新思想。
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构造的是攀逻辑的楼梯而可通达的水晶宫的话，那么现在维特根斯坦对任何需要攀登梯子才能获得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兴趣：“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在的地方”
，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是热衷于搭梯登楼，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是忙于拆梯毁楼，“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折毁”
，“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将命题视为语言的本质，基本命题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这样一种寻找语言普遍形式的冲动被后期维特根斯坦视为“对普遍性的渴望”
，认为这种寻找共同一致的本质属性的方法完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精神上的“一种巨大诱惑”
，是产生哲学混乱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有足球游戏、象棋游戏、纸牌游戏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但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他非要问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不可，仿佛游戏是在这些具体游戏之外的一件物事，他会振振有词：游戏总得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东西吧，不然你怎么会把它们都叫游戏？这好比一个儿童吃了苹果、梨、芒果等各种各样水果后还嚷嚷“我要吃一下水果的味道”。
语言好像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受普遍性诱惑的人总要找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他可能说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修改东西的，锤子用来改动钉子的位置，锯子用来改动木板的形状等等，但是尺子、胶水和钉子又是修改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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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知象为何物，我们把他带到动物园中指着一头大象对他说，“看！那就是大象。”从此他就知道象是什么东西了。终于有一天他也知道象棋中也有一个象，而且与动物园的象不同，我们便把象棋中的象放在他手里“这就是象棋中的象”
，他掂了一下重量，它是木头做的，有圆柱形的外观，这一切他都弄清楚了，然后恍然大悟道：“原来象棋中的象没有鼻子”
，我们能说他明白什么是象棋中的象了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落进了同一个圈套，人们在本没有本质的地方总要想出一个本质来，就像一个掉进了捕蝇瓶中的苍蝇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种“家庭类似”的东西，比如一个家庭，父子眉毛相似，女儿则和父亲长着模样相似的鹰钩鼻子，另外一些成员则在走路的姿态上相似，除了这种种类似之外，并没有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在后面。
“不要想，但要看！”维特根斯坦提醒那些迷路的羔羊。
“不要想”
并不是不要人们思想，而是不要人们总是把丰富多采的语言现象想象成只有一种普遍的形式、只有一种普遍的功能，我们知道这也恰恰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观。
“但要看”也不是东看西看，而是要认真观察在现实人类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功能固然是语言的一大功能，但却不是唯一的功能，钱可以用来买东西，但也可以用来去旅游，甚至也可用来折一只纸飞机，认为语言只是用来指称外界的事实，就如同认为钱只能用来买一种东西一样。
“这是一个苹果”这句话固然让人想起它是指一个苹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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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开！”
“啊唷！”
“救命！”
“好！”
“不！”你能否还想叫这些词指称一个什么对象？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数字？哲学家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就跟喜欢发问的小孩子一样，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之后问大人：“这是什么？”
哲学困惑的一大根源就在于为一个名称找一个对应的实体，这是一种精神束缚，哲学家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他该脱下这只逻辑形式的紧脚鞋，踏上“生活形式”的粗糙地面上来了，哲学病主要起因于“偏食”
，它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语言不是干巴巴的命题体系，而是丰富多采的“语言游戏”
，描述性命题本身也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发命令、报告一件事情、思考一件事情、作假定、画图表、编故事、猜谜语、开玩笑、请求、感谢、喝斥……有多少种语言的使用，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而这一切都最终奠基于“生活形式”之中。
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
“什么是象棋中的象”？这不能靠测量文的体积、重量来确定，它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使用它，它在象棋中起什么使用。这一思想与《逻辑哲学论》迥异，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最终是有名称组成的，一个名称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事物，其结合则代表一个原子事实。因此“甲信Ｐ（命题）”
、“甲想Ｐ”
、“甲说Ｐ”是一样的，它们只涉及一些事实及其对象的配合。在《哲学研究》中，Ｐ的意义并不在Ｐ本身，而在于Ｐ是如何使用的，在于使用Ｐ的语境。
“这是红的”
，可以是指着一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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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说的，可以是舞台演员的一句台词，可以是特工人员的联络口令，可以是英文“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ｄ“的中译，等等，Ｐ离开使用的语境便不具任何确定的意义了。很多哲学谬误之所以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把一些抽象的说法从其语境中割离出来。本来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明天９：３０分见“
，“上班不要迟到哟”
，“我提前３分钟交了卷”……但哲学家却偏要问“时间是什么？”于是本来很明白的问题便越想越糊涂了。
任何游戏都得守规则，足球只能用脚去踢，但篮球就不行，为什么？这里没有道理可讲，这是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语言游戏也有自己的规则，语言游戏的规则即所谓的“语法规则”。语法规则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语言规则，而是指决定一个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规则，一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分清哪些是表达事实的句子，哪些是表达语法规则的句子。
比如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和“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内角和是１８０°”
，这两个句子表面的语法形式是一样的，但哲学的语法分析却表明，前者只是作为测量的实际结果，它的真假可以通过公认的测量步骤加以确定，因此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吗？”是有意义的；而后者只是一个语法断言，它是说在欧几里德几何系统中三角形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因此问“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的内角和真是１８０°吗？”就像问“为什么足球用脚踢而不用手打？”
一样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是规定。
又比如“我有牙疼”和“他有牙疼”中的“有”的语法作用是一样的，但其深层的哲学语法却根本不同。
“你怎么知道你有牙疼？”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不知道我是否牙疼”也是荒谬的，但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牙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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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有意义的了。因此关于疼的“有”的语法单称第一人称的现时态和其他人称的使用是不相同的。顺便提一下，牙疼的例子在维特根斯坦的讲堂上被反复使用，以致有人戏称为“牙疼俱乐部”。
凡规则都是公共的，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公开的实践活动，因此并不存在私人地遵守规则，也就不存在什么“私人语言”。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有其独特含义。私人语言不是指用公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心理感受如记日记，它特指一种只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才能了解的语言，别人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解释这种语言的意义，也不能用观察来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因为只有语言的主人才知道这些符号的意义，它是他直接的私人感觉。私人语言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唯我论和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唯我论尽管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也是最难加以反驳的，一个唯我论者完全可以主张：我只能相信别人牙疼，但如果我牙疼，我就知道牙疼，因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真的牙疼，别人只能推测。
维特根斯坦的反驳是，私人感觉是无法通过私人语言来指称的。比如讲一个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马上在日记中将之记下姑且说是Ｅ吧，从此以后，一旦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Ｅ又来了”
，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维特根斯坦要问：你怎么保证后来的感觉就是Ｅ？
有什么标准可以断定这一点呢？
标准是没有的，当然日记的主人会说：只要对我来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谈论“正确”这个词了，因为正确这个词只有在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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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才能被有意义地使用。
至于说只有我才知道我牙疼，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句话中的“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牙疼的人可能捂住腮帮，也可能呻吟不已，甚至在地上滚来滚去，因此说“我牙疼”并不是说关于我所遭受到的牙疼的知识，而是在宣布牙疼，是牙疼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说“我知道我牙疼”的实际意思无非是“我在牙疼”而不是说我知道有关我牙疼的知识。因此对于“我牙疼”这样的句子说“我真在牙疼吗？”或“我不知道我在不在牙疼”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唯我论的不可知论不是不可反驳的，也不是错误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无意义的。
哲学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争辩，甚至也不在于论证，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清除这些问题。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能够达到健全的人类理解观念之前，先得治好他自己的许多理解方面的毛病。当哲学家使用“知识”
、“存在”
、“客体”
、“我”
、“命题”这类字眼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就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字眼在一种语言中、在‘它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是这样使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的老家。哲学不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它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由于一切都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使我能够在想要从事哲学的时候罢手不干——使哲学得以安宁，因此哲学不再受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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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他来说再一次成为没有什么好搞的劳什子了，他私下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
、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便沉默了，当然这一次是永久的沉默了。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在哲学史上的划分由来已久。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曾对此划分做过一段经典的表述：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经验科学则只涉及事实与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依这一原则去巡游一下图书馆，我们必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呢？如果我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例如一本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进烈火中：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休谟这一问确实问出了问题，不过他却忘了问一下：《人类理解研究》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不是。那么它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也不是。
这样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休谟疏于此问，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名著了，也就更不知道他曾提出过这么一个焚书的建议了。
休谟的香火终于延续了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自然科学的命题与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