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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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行事的行为）
，它指那些说出一个句子这件事本身就构成某种行为的句子，说话者完成“答应”这种行为是在说出“我答应……”当中完成的；第三类是语效行为（又译以言取效的行为）
，说出某句话往往会对某个人的思想、情感或行为产生某种效果。
“他说这是真的”是语意行为；“他争辩说这是真的”是语旨行为；“他使我相信这是真的”是语效行为。
其中，语旨行为是言语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有五大类型，一是断定式即做出判定或裁决、做出某种评价等。二是施行式，如指定、警告、命令，这里有某种力量、权力或影响被加以行使。三是承诺式，如答应，允诺、宣布意向等，借此以表白自己。四是行为式，如道歉、祝贺、表扬、咒骂、挑战等，它与态度及社会行为有关联。五是解释式，如“我主张……”
、“我提出……”
、“我假定……”
，它阐明我的主张如何同论证或谈话的过程相适应。
这种对语言的分析实在细致入微，甚至有些琐碎不堪。
除了展示语言行为的丰富性、多样性之外，这种分析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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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事实—价值二分法的偏狭，因为在语言行为中事实与价值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另外也有助破除“描述的谬误”
，语言的功能不只是描述世界，它本身即是这个行为世界中的一部分。
赖尔教授则从心—身观上进一步发挥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心理观，他的代表作是《心的概念》。这部著作瞄准了笛卡尔物有广延而无思想、心能思想而无广延的二元论思想，他将这种二元论称作是“机器中的幽灵说”
：人既有身又有心，身心关系犹如一架机器和一架藏在机器中的幽灵，这个幽灵主宰着机器的运转。这种二元论在哲学史上影响甚大，但本身又有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无广延之心与无思想之身如何发生实际的关联？是身作用于心还是心作用于身？二是他人之心如何认识？赖尔的解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纠缠于心身关系问题本身上面，而是揭示“机器幽灵说”中暗含的“范畴错误”。
“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范畴错误”是将属于某一逻辑类型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比如说，一个外国人首次访问牛津大学，他参观了许多学院、图书馆、运动场、博物馆、学科系之后，他问道：“那么大学在哪儿？”这个来访的外国人在这里便犯了范畴错误，“大学”
这个词与其他机构并不属于同一范畴。笛卡尔“机器中的幽灵说”其错误根源就在于将叫作“精神”的事物与叫作“物体”的事物等量齐观：既然不能把心理行为的理解为表示机械过程发生的词，那就必须把它们理解为非机械过程发生的词；物遵守机械因果法则，心则遵守非机械因果法则；物处于空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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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处于非空间中；物是外在可观察的，心则是内在可反省的。
这样物与心的区别只不过是同一范畴（如事物、属性、原因、结果）下的普遍框架内的区别了。二元论者在轻易断言既存在物理过程又存在心理过程时，早已不自觉地犯了范畴错误。
一位顾客可以说他买了一只左手的手套和一只右手的手套，但不能说他买了一只左手的手套、一只右手的手套和一副手套，因为这样就把不同范畴的词连在一起了，将心理过程与物理过程相提并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亦即不是存在心就是存在身之争，也同样是荒谬的。
实际上，心这一概念并不是与身并列的范畴，现实存在的只有身和其他物体，实际发生的事件也只是物理事件，所有关于心的命题不是描述身的行为的直言判断的命题就是在想象可能会发生的身体行为的假言判断的命题。比如说“习性”这样一种所“心”的现象，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过程，说这个人有某种习性和说这个人有胳膊有腿并不属于同一逻辑类型。习性无非是指做出行动或反应的能力倾向，我们说Ｘ有一种习性无非是说Ｘ在某种情况下就说是Ｃ吧，往往会做出Ｙ这类事情来。说盐有可溶性并不是指盐里面存在一种可溶性这种实体，而不过是指一旦将盐放在水中，它就会溶解。
我们说某个人是“聪明的”
、“愚蠢的”
、“灵敏的”
、“迟钝的”
也并不是指他的内在的智力活动中存在这一类的实体，而是指他能否做以及如何做某种事情。一般人总爱把智力活动看成是内在的思考过程然后再指导行动这样的双重活动，这种先知后行的智力观不仅不符合实际的行为过程，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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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逻辑上的恶性循环。
棋手并不是先背诵一下棋的规则，然后再回忆一下棋谱，然后再走出一步妙棋的，如果要先学会规则才能学会下棋，那又得先学会学习规则的规则，而要学会学习规则的规则，那人得先学会学习学习规则的规则的规则……这必然导致无限后退而永无止境。
赖尔教授对“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的研究也颇有影响。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有四种类型的表达式，往往会引人误解。
一种是似是而非的本体论陈述。诸如“食肉的牛不存在”
，这样的表达式往往使人误以为我们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食肉的牛”
，实际上说“食肉的牛不存在”
，它的真正逻辑形式是“没有任何东西既是一头牛又是食肉的”。
任何关于“Ｘ存在”或“Ｘ不存在”的判断，并没有断定或否定Ｘ具有某种属性，“存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基质……这些陈述没有一个是真正说到鲍德温先生的。
第二类是似是而非的关于共相的陈述。人们经常说“不守时是应受谴责的”这类表达式，这看起来与“琼斯是应受谴责的”陈述很相似，于是哲学家就很容易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对象，一种是像“琼斯”这样的殊相，一种就像“不守时”这样的共相。但说一个共相是应受谴责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不守时”不会因为受到谴责而脸红更不会去狡辩，因此，“不守时是应受谴责的”的真正逻辑形式应是“不守时的人是应受谴责的”
，这样原句中容易被误为主体的东西（不守时性）现在则成了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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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似是而非的描述短语。比如说“琼斯的长子今天结婚”
，“琼斯的长子”就是描述短语，它并不是一个专名，它实际上只是一个表语表达式而已。
“琼斯的长子今天结婚”
这一陈述的完备含义应是某人（１）是琼斯的儿子（２）比琼斯的其他儿子都年长以及（３）今天结婚。除非上述三个或更多的陈述成分为真，否则整个陈述就不可能为真。
第四种是在指称上似是而非的特定词组。这里有两种情况，比如说“琼斯不喜欢去医院这个想法”
，“去医院这个想法”这一特定词组往往会给人以误解，仿佛世界上存在着由“去医院这个想法”
所指称的一个对象，哲学家相信观念的存在就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实际上“琼斯不喜欢去医院这个想法”的含义仅仅是指“当琼斯想到如果他去医院将要遭受到什么时，他就感到很痛苦。”特定词组引起的另一种误解，比如说：（１）
“工党的失败使我感到吃惊”
，（２）
“工党失败发生于１９３１年”
，（３）
“工党的胜利会使我吃惊”。这三个陈述看似形式相似，实际上在逻辑形式上完全不同：（１）中的“工党失败”这一特定词组并非指称一个物体，而是作为某件事实的缩略纪录，它的真正含义是“工党遭到失败这一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２）中的“工党的失败”则不是一个事实的缩略纪录，而是一个具体发生的事件。至于（３）中的特定词组，既不是指事实又不是纪录工党胜利这一事件，而是说“假如工党竟会赢得胜利，我就会感到吃惊”。
以上种种似是而非的表达式都会诱惑我们去增加实体，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切不可上当受骗。
牛津学派的另一员大将斯特劳森把攻击矛头指向被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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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的典范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罗素的失误在于没有区分语句、语句的使用和语句的表达，也没有相应地区分语词、语词的使用、语词的表达。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这一语句在１７世纪使用和在２０世纪使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可能谈到语句本身的真或假，而只能谈到使用语句做了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奇*书*网。整*理*提*供）同样，语词本身也谈不上提到或指称什么东西，“提到”或“指称”并不是语词本身所作的事情，而是人们能够用语词去作的事情，提到某个东西或指称某个东西，是语词的使用特征。意义是语句或语词的功能；提到或指称，真或假则是语句的使用或语词的使用的功能。
斯特劳森还提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真理行动论”。
早在２０年代，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兰姆赛（Ｒａｍｓｅｙ）就认为真理问题是由于语言混乱引起的，比如说命题“凯撒被杀害这是真的”
，其实不过就是说“凯撒被杀害了”
；同样说“凯撒被杀害，这是假的”也不过就是说“凯撒没被杀害”。因此，“真的”
、“假的”对命题本身没增加任何实质性内容，完全是多余的，这就是所谓的“真理多余论”。斯特劳森的看法是，“真的”
首先是用作行动的词而不是描述性的词，当我们使用“真的”一词时，我们是在肯定、赞同、承认、同意某个人的话，这是一种行动，是表白自己同意前一个陈述。斯特劳森运用这种真理行动论来解决“说谎者悖论”问题，我们在罗素的类型论那里已经遇到过这种悖论，它的典型形式是“我现在说的话是不真的。”
斯特劳森的独特解决是，依照真理行动论的观点，这句话就相当于在没有人面前的情况下说“我同意”
，这根本不是在作出什么陈述，而只是在发出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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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而已。
牛津学派的细致而又不免琐碎的哲学风格即便在分析哲学的圈子内也是出了名的。他们完全抛弃了传统哲学家的工作方式，他们也不是属于那些用思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型的哲学家，甚至他们对征服语言也不感兴趣。他们安闲地呆在日常语言的家中，用他们分析的小剪刀和娴熟的手法，在语言在花木丛中，东剪一下，西剪一下，或许他们也会偶而摘下一、两个思想的小山果。就像贵族们热衷于找猎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消遣，为了展示自己的猎术一样，牛津的这些文化贵族们也并不把哲学当作安身立命的玩意，更不当作什么养家活口的饭碗，哲学在他们手里完全成了一种“消遣的工艺”。因此，我们也别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用处，真的，能欣赏到他们把哲学这门手中活玩得如此精细与高超，这难道还不够吗？当然，务实的人对“玩”语言是不会感兴趣的，现在我们就跨过大西洋，看看讲究实用的美国人是如何真的“用”语言行事的。
四、普通语义学：用标点符号表达哲学思想
１９３３年，波兰裔的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Ａ。
ＫｏｒｚｙｂｓBｋｉ）推出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科学与健全思想》，从此，现代哲学流派的户口簿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普通语义学。这个新生儿一问世，便很快引来了觐拜者，在切斯（Ｓ。
Ｃｈａｓｅ）
、早川—荣（Ｓ。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拉波波尔特（Ａ。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等人的积极鼓吹下，普通语义学很快在美国传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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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它很快挤进了各主要大学的课程设计之中，一些大学的商学院、法学院、语言学院、外交学院甚至一些精神病学院都将普通语义学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同时，许多小学校也在试行语义学的方法以便使儿童更好地掌握他们的语言。柯日布斯基本人也专门创办了普通语义学学院。国际普通语义学会据说已有３０多个会员国，５２００多名会员，它有自己的定期刊物《等等：普通语义学评论》。因此，尽管普通语义学在纯粹的哲学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它的影响倒不可低估。
语义学本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语词意义的哲学理论，它处理的是语词与其所指者的关系。普通语义学即是把语义学通俗化，将之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让它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按照切斯的说法，普通语义学有三个目的，一是帮助个人评价的世界，二是增进人们之间的交往，三是帮助排除精神上的疾病。此外，它还能使人有更好的理解力，能够减轻舞台恐惧感，有助于减轻结巴病，甚至还能对法律发生影响，等等。尽管这些说法多少带有点美国商业广告的味道，但绝不是那种江湖医生的包医百病的狗皮膏药。
让我们设想在甲先生与乙先生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狗的高水平辩论。
甲先生带着一种对狗的钟爱表情说：“一切狗都是值得信赖的。”乙先生则带着对狗的仇恨，把眼一瞪说：“把５块钱的牛排丢给它们当中，你看看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这样的争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如果甲先生和乙先生都能平心静气地听从普通语义学家的意见，调查一下实际的狗，他们就会发现，罗维尔（狗名）
１非常凶悍，非得拴住它不可；罗维尔２非常温驯，送到小猫展览会上也会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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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尔３到罗维尔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值得信赖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这完全可以用一种变化曲线图表示出来，一场无意义的争吵也就因而避免了。
这是普通语义学中颇有名的一个例子。甲先生和乙先生之争完全是对“狗”这个词的词义之争，狗只是一个抽象的词，世界上也并不存在狗这个东西，存在只有具体的狗，罗维尔１、罗维尔２等等，因此在使用“狗”这个词时，这一定要留心，你用狗这个词到底是指的哪一只狗。
“找出所指者”便是普通语义学的一个根本方法。
“找出所指者”也就是“面向外延”。每一个概念都有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性，“人”这概念的内涵就可被界定为“两足无毛的动物”
、“会说话的动物”
、“会使用工具的动物”
、“理性的动物”
、“政治的动物”
等等；外延则概念所确定的对象范围，“人”这概念的外延指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内涵，即便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比如独角兽也有内涵，它长着马身、山羊胡、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