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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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用数字表示的解释，这一点肯定也决不受影响的。②）
②在我看来，拉卡托斯教授怀疑数字对我的确证度的实际贡献；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归纳的或然理论的意义上使我的理论成为归纳主义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参阅《归纳逻辑问题》，第410…412页，伊·拉卡托斯和莫斯格雷夫编，北荷兰，阿姆斯特丹，1968年版。（校样上补充：我高兴地知道我误解了这一段。）
我提出作为确证度定义的公式的主要目的是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更不可几的（在概率演算意义上不可几的）假说是可取的，而且还清楚地表明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公式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这样，我就说明了可优选性不可能是概率演算意义上的或然性。当然，人们可以把可优选的理论叫做更“可几的”理论：只要人们不被词句引入歧途，词句是无关紧要的。
总之，有时说到两个竞争着的理论A和B，我们可以说根据时间t内批判性讨论的情况以及在讨论中有效的经验证据（试验陈述），理论A是比理论B可取，或更好地确证了的。
显然，在时间t内的确证度（这是在时间t内关于可优选性的陈述）没有提到关于未来的情况——例如，关于在比时间t晚一些的时间内的确证度。这仅仅是在时间t内对竞争理论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可优选性的讨论情况的报告。
（3）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以下的一段已被解释为（更确切些说，已被错误地解释为），我把确证用作对理论未来执行情况的表征。“我们应该试图评价假说经受过什么检验，什么试验，而不应讨论假说的‘或然性’；即我们应该设法评价它经受检验，证明其适于幸存的程度如何。简单地说，我们要设法评价它被‘确证’的程度如何。”①
①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51页。
有些人认为②“证明其适于幸存”这句话表明，我在这里想讲的是适于在将来幸存，适于经受将来的检验。如果我使某人误解的话，那很遗憾，但是我只能说，错误地应用达尔文隐喻的不是我。没有人期望过去曾幸存的一个物种将来也一定幸存下去：在某段时间t没能幸存下去的一切物种到那个时间t为止是一直幸存的。以为达尔文的生存理论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对迄今尚存的每一个物种将继续生存下去的期望，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谁会说我们人种继续幸存下去的希望是很大的呢？）
② 参见《精神》，新系列，69辑，1960年卷，第100页。
（4）这里补充一点关于陈述s的确证度也许是有用的。陈述s属于理论T，或是合逻辑地从这个理论引出来的，但在逻辑上比理论T弱得多。
这样的陈述s的信息内容将比理论T少。这意味着s和从s引出的所有那些陈述的演绎系统S不如T可检验与可确证。但如果T已被很好地检验，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的高确证度适用于从它引起的所有陈述，因而也适用于s和S，即使s由于它的可确证性低，决不能独立地得到那么高的确证度。
这个规则可得到下述简单理由的支持，即确证度是表述有关真理的优选的方法。如果我们就其声称真理而优选T，那么我们就要优选其一切结果，因为如果T是真的，其所有结果也一定是真的，即使它们单独不能很好地加以检验。
因此我断言，随着对牛顿理论的确证以及地球是一个旋转的行星这一描述，陈述s“太阳每二十四小时在罗马升起一次”的确证度就大大地增加了。因为s单独不是很好检验的，但牛顿的理论以及地球旋转的理论是完全可检验的。而如果这些理论是真的，s也一定是真的。
从一个很好地检验过的理论T可引出的陈述s，就其作为理论T的一部分而论，将具有理论T的确证度；如果s不是可从T引出，而是可从两个理论（例如T1和T2）的合取中引出来的，那么s作为两个理论的一部分，就会有这两个理论中经过较少检验的理论同样的确证度。然而，s本身单独地来讲，可能只有很低的确证度。
（5）我的看法和我很早以前就介绍过的称之为“归纳主义”的看法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我强调否定的论据，例如否定的事例或反例，反驳和尝试性反驳——简言之，批判；而归纳主义者则强调“肯定的事例”，他从肯定的事例中引出“未论证的推论”①，并且他希望这些事例将保证这些推论的结论的“可靠性”。在我看来，我们科学知识中可能是“肯定的”一切，只是就一定时间内一定理论得到优选来说的，这种优选的根据是我们的由尝试性反驳组成的批判性讨论，包括经验检验。因此，所谓“肯定的”也只是就否定的方法而言才是如此。
① 亨佩耳：“归纳法的最新问题”，载R，G·科洛尼编：《心与宇宙》，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这种否定的态度澄清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令人满意地说明什么是一个定律的“肯定的事例”或“支持事例”时所面临的困难。
9．实用上的优选
至此，我已讨论了理论家为什么优选——如果他要选择一“较好”的理论，即更可检验的理论，并且优选经过较好检验的理论。当然，理论家可能没有任何优选，他可能由于休谟和我对问题HL和L1的“怀疑论的”解决而气馁。他可能说，如果他没有把握在竞争的理论中找到真的理论，那么他就象对描述过的这个方法一样，对任何方法都不感兴趣了，即使这个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如果在提出的理论中有真的理论的话，它将是在幸存的、被优选的和确证了的理论之中，他对这个方法也不感兴趣。然而，较乐观的或较好奇的“纯”理论家可能由于我们的分析而受鼓舞，一再提出新的竞争理论，期望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真的——即使我们决不能肯定任何一个理论是真的。
因此，纯理论家有不止一种行动方法，只有当他的好奇心超过他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和我们一切努力的不完备性的失望时，才会选择诸如试验和消除错误的方法。
那是和实际行动的人不同的。因为实际行动的人总是在多少有点限定的选择对象中进行选择，因为就连不行动也是一种行动。
但每个行动都预先假定一系列期望，即一系列关于世界的理论。实际行动的人将选择哪个理论呢？有合理选择这种事情吗？
这就把我们引到归纳的实用问题了：
Pr1 从理性观点来看，我们为了实际行动应该信赖哪个理论？
Pr2 从理性观点来看，我们为了实际行动应该优选哪个理论？
我对Pr1：的回答是：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信赖”任何理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或能够被证明是真的。
我对Pr2的回答是：我们应该优选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基础。
换言之，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论”；但由于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是“合理的”。这将是“合理的”，是在我所知道的这个词的最明显的意义上来讲的：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就是根据我们的批判性讨论看来迄今为止最佳的理论，而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很好进行的批判性讨论更“合理的”了。
当然，在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基础时，我们“信赖”这个理论，在“信赖”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讲。因此，在“可靠的”这个术语的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能把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描述为现有的最“可靠的”理论。然而，这并非说它是“可靠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即就我们总是很好地预见、甚至在实际活动中预见我们的期望带来错误的可能性来讲，它不是“可靠的”。
但是我们必然要从L1和Pr1的否定回答中得到的并不只是这一无关紧要的告诫，相反，对于理解整个问题尤其是对于理解我所说的传统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是：虽然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基础是“合理的”，这个选择的“合理性”并不是在根据充分理由预期它实际上将是成功的选择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而这正是休谟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对HL、L1和Pr1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反之，即使我们的物理理论是正确的，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连同其实用上相关的一切规则性也许在下一秒钟内完全瓦解，这是完全可能的。今天这一点对于每个人都会是明显的，但是，我在广岛事件之前就这么说过①：发生局部、部分或全部灾难的可能性是无限多的。
① 参见《研究的逻辑》第79节（《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53页以下）。
然而，从实用的观点看来，大多数这样的可能性显然不值得担心，因为我们对它们无能为力，它们已经超出行动的范围，（当然，我不把原子战争包括在超出人类行动范围的那些灾难之中，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把它包括在内，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原子战争如同对上帝的行动一样无能为力。）
即使我们能够肯定物理学的和生物学的理论是正确的，上述所有一切也都有效。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反之，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中最好的理论，而这当然更增加了灾难的无限可能性。
正是这种考虑才使得休谟和我自己的否定回答如此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必须当心我们的知识理论证明得太多。更确切地说，没有一种知识理论企图说明为什么我们在企图说明事物时是成功的。
即使我们假定我们成功了——我们的物理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也能够从宇宙学中认识到这种成功是怎样无限地不可几：我们的理论告诉我们，世界几乎完全是空虚的，而空虚的空间充满着无秩序的辐射。差不多所有非空虚的处所不是被乱七八糟的灰尘就是被气体或很热的星星所占据——所有这一切似乎使应用任何方法获得物理知识局部地成为不可能。
总之，有许多世界，可能的世界与实际的世界，在这些世界里探求知识和规则性会失败的。甚至在我们根据科学实际所知的世界里，能够产生生命，产生对知识的探求并获得成功的那些条件的出现，看来几乎是无限地不可几的。不仅如此，即使这样的条件会出现，它们注定在非常短的（从宇宙学上来讲）时间之后重新消失掉。
10．我对休谟归纳法的心理学问题作重述的背景
从历史上说，在我解决休漠归纳法的逻辑问题之前，我找到了对休谟归纳法的心理学问题的新解答：正是在这里我首先注意到归纳法即由重复形成的信念是虚构的。我首先是在动物和儿童中，后来又在成年人中观察到对规则性的非常强烈的需要——这个需要使他们探求规则性，使他们甚至在没有规则性的地方有时也体验规则性，使他们死抱住期望不放；如果某种假定的规则性崩溃，则使他们扫兴，并可能促使他们失望甚至到疯狂的边缘。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智把它的规律加于自然界时，他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理智怎样经常在努力尝试中遭受失败。我们试图强加的规则性是心理学上先天的，但没有一点理由假定它们象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先天有效的。把规则性加于我们的环境这种需要显然是天生的，是基于本能倾向的。有一种使世界顺从我们的期望的总的需要，还有许多较特殊的需要，例如对经常的社会反应的需要，学习一种有描述性（或其他的）陈述规则的语言的需要。这就使我首先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重复或在重复之前就可以出现期望，而后使我得出表明期望不可能不在重复之前出现的逻辑分析，因为重复以相似性为先决条件，而相似性以一种观点即一个理论或一个期望为先决条件。
因此，我判定休谟关于形成信念的归纳理论由于逻辑上的理由不可能是真的。这就使我看到，逻辑上的思考可以转为心理学上的思考；并且使我进一步得出启发性的猜想：一般说来，逻辑上有效的，心理学上也有效，只要是正确地转换的话。（这个启发性的原则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转换原则”）我以为基本上正是这个结果使我放弃发现的心理学而转向发现的逻辑。
除此之外，我觉得应该把心理学看作一门生物学的学科，尤其是关于获得知识的心理学理论应该看作是生物学的学科。
现在如果我们把对L3回答的结果即优选法转换为人和动物的心理学，显然就得出众所周知的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各种各样的尝试相当于各种竞争假说的形成，而消除错误相当于通过检验来消除或反驳理论。
这使我得出这样的表述：爱因斯坦与阿米巴（象詹宁斯描述的那样①）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追求消除错误。他试图推翻自己的理论：他自觉地批判自己的理论，为此，他力求清晰地而不是含糊地表述他的理论。而阿米巴却不能面对面地批判它的期望或假说。它之所以不能批判，因为它不能面对着它的假说，假说是它的一部分。（只有客观知识才是可批判的，主观知识只有当它成为客观的时候，才变为可批判的。而当我们说出我们的所想时，主观知识就变为客观的了；当我们把它写下或印出时，更是如此。）
① H．S·詹宁斯：《低等有机体的行为》，哥伦比亚大学，1906年版。
显然，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基本上是以天生的本能为基础的，而其中有些本能显然是和一些哲学家称之为“信念”的那种模糊现象有联系的。
我常常对我不是个信仰哲学家这一事实感到自豪：我主要是对思想、理论感兴趣，并且我发现是否有人相信它们则是比较不重要的。我猜想，哲学家们对信念的兴趣是由我叫做“归纳主义”的错误哲学引起的。他们是知识的理论家，他们从主观经验出发，没能区别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这就使他们相信信念是类，其中知识是一个种（清晰、明了、有生命力②、“充足理由”这样的“证明”或“真理标准”，规定着种的差别）。
② 参见休谟：《人性论》，第265页。
这就是我为什么象E。M。福斯特一样不相信信念的缘故。
但是，还有其它理由，并且是更重要的理由，要审慎地对待信念。我准备承认存在一些可以称为“期望”的心理状态，承认有各种各样的期望，从即将被带去散步的狗的活泼的期望到学童的几乎不存在的期望，学童知道但并不真正相信只要他活的时间足够长，有一天他会变成老人。但是哲学家是否用“信念”这个词来描述这个意义上的心理状态，这一点可能引起争论。看来他们经常用“信念”表示的并非瞬间状态而是可称之为“固定的”信念，包括那些构成我们的期望层的无数无意识的期望。这些期望与系统表述的假说，从而与“我相信……”这种形式的陈述真是天壤之别。
现在几乎所有这样的系统表述的陈述都可作批判的思考，在我看来，由批判性思考引起的心理状态的确与无意识的期望大不相同。因而当“固定的”信念被系统表述时以及系统表述之后，它就改变了。如果它的批判性思考的结果是“接受”，它可能是企图禁止人们怀疑和犹豫的狂热的接受，也可能是尝试性的接受，即准备重新考虑并且一有通知立即修改，甚至可能同积极寻找反驳相联系的接受。
我认为这样区分不同“信念”，对我自己的客观主义的知识理论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对任何认真研究归纳法的心理学问题（我不研究它）的人来说，这些�
![基因疑云 [英] 彼得·f·汉密尔顿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