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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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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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朝前期的道教
清朝前期的道教与佛教一样，承袭了自明朝开始的衰败过程。关于它的
总特征，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集体
撰写的《中国道教史》中是这样概括的：“道教发展至元，宗派繁衍，学说
成熟，可谓登峰造极。由明至清，从停滞渐趋衰落，是道教两大派的大体趋
势。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义学说的陈陈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贬降；教
团的腐化，社会人士对道教的失信，都表现这一古老宗教日临垂暮之年。……
明清道教虽从停滞渐趋衰落，但它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其宗教实力还
是相当可观，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刻的。”②
清朝政府对道教没什么兴趣。如果说对佛教，它还力求在限制的前提下
加以利用的话，那么，道教似乎连可资利用的价值都不存在。此时道教的两
大派——正一派和全真派，一个讲究符箓以驱妖降魔为事；一个讲究炼丹，
以修个人性命为事，对于政治和教化无甚裨益。清律还严禁巫师道士跳神驱
鬼逐邪，清初几代帝王对烁丹等事也无热情。雍正皇帝曾让白云观道士贾士
芳为自己治病，因贾大言妖妄，触忤雍正，按大逆罪处斩，嗣后，又召龙虎
山正一派法官娄近垣入宫，以符水治病，竟见验。龙虎山及娄近垣受到赏赐。
雍正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道教”还有一定用处。他说：“释氏之
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皆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
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篆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
①
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据说，雍正是清朝诸帝中保护道教
最力者。实际上，这也只是在不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前提下，给道教一点儿
生存空间。被授予通议大夫的娄近垣也看出了这一点。他颇识时务，并不炫
言道教法术炼养之事。道教虽不受重用，但它必竟又有众多教徒，为了稳住
他们，不致闹事，又不能不给出路。所以，从顺治朝代起，正一派五十二代
以后的数代天师，多被封大真人称号，并授朝廷命官品级，可在政治筹划的
全局上，道教不过是种点缀。康熙皇帝曾有诗一首，明确表示了清廷对道教
的态度。诗曰：“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指佛、道）于今自可哀，何必辟
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②
一个宗教要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取得统治者的支
持和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谋取这两个条件，又有正道和邪道之分。所谓
正道，就是发扬教义，纯洁组织，以服务于社会。相反的，就是邪道了。从
清朝前期的道教来看，以符箓和炼丹为主旨的基本教义已难以有所作为。于
是，以邪道求生存之风便很盛。不少道士迁就社会各阶层的颓废迷信心理，
滥行巫术，收取报酬，谋取暴利。一些上层道士依靠讨好统治者获取权势，
横行霸道，腐化堕落，加剧了道教的衰落。
道教中人也有立志整饬“玄风颓敝，邪说流行”的局面，重振教风的。
清初全真派的王常月（1522—1680年）就被称为中兴之祖。王常月是全真派
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清军一入关，他便来到京师，从严肃戒律入手，力图
整顿道教。全真派从丘处机开始，曾集中道教的传统戒律，仿照佛教沙弥、
②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27—628 页。
①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42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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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菩萨三戒制，制定了道教的初真、中极、天仙三戒，单传秘授。王常
月改变秘传戒律的旧制，公开传戒，获清廷支持，奉旨主讲白云观，度弟子
千余人，影响日大，全国道教各支派纷纷皈依，迅速传遍各地道观。
自明开始，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口号下，道教积极主动地向儒教靠拢。
进入清朝，此风更盛。道教儒化了。这在全真派一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全真
派讲究炼内丹。它本来是以延年、成仙为宗旨，服务于个人养生的。经过改
造，全真派的思想家们却将练内丹与儒家的心性修养融合起来。具体做法大
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儒家概念比附道教概念，建立两者融汇的基础。在清代成书的
《三丰全书》中，全真派把“道”作为儒释道三家的共同本源，而“道”原
于“性”，本于“命”。性即“理”，“理”外显于道德实践，就是三纲五
常之类，“理”表现在内，则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基本上属儒家的理论。
儒家的心性修养强调“尽性”，而按全真派的说法，“尽性”就自然能成就
内丹。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炼就内丹＝尽心性的公式。接着，全真派思想家
们进一步将内丹说的铅汞等概念与仁义等儒家概念划上等号，认为：“仁属
木，木中藏火，大抵是化育光明之用，乃曰仁；义属金，金中藏水，大抵是
裁制流通之用，乃曰义。”①
第二，全真派思想家把儒释道三家作为成就理想人生的三个互相联系、
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佛讲究悟道觉世，儒讲究行道济世，道教则是藏道度
人。三家各讲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用处，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去恶从善。
贯通三家的大道理都是“中正之道”，只是说法有别。在儒是中庸，在佛是
一乘，而在道教，就是金丹。儒释道完全是并行不悖的。更进一步，则明确
强调三家互补，缺一则必有所失。只知佛而不懂儒，是“狂慧之流”，只知
儒而不通于道，必受固执之害，所谓正道，只能是三教合一，否则，即为异
端邪说。
第三，强调儒道互为表理，共筑理想人生。道教讲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
仙，炼内丹也是为了成仙。经过改造的全真派内丹说首先将儒家所讲的圣贤
人格视作成仙的必要条件。按他们的说法，欲成仙道，必先全人道。只要能
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离仙道也就不远了。忠贞节烈，杀身成仁
之时，便是达到了成仙境界。如若不讲忠孝信义，不尽纲常名分，连个真正
的人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成仙了。其次，全真派思想家们又将修炼内丹，成
就仙道，当作圣贤人格的内在保障。他们认为，忠孝大节原于真气，而要获
得真气，就要经过道教的内丹修炼。如能达到仙道境界，行人伦大法就是很
自然的事了。再次，既然已将全人道当作成就仙道的必要条件，道教本来强
调的避世出家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在历史上，儒家反对释道之重要一条，就
是说它们弃人伦，为大逆不道。清初的全真派思想家们虽然坚持割断爱缘，
看破红尘的主张，但却向儒家做了重大让步。他们说，爱缘必须割舍，但人
伦纲常不能不讲，能实践忠孝仁义，就是舍弃物欲的表现。所以，修炼内丹，
可不必出家。能做到在家出家，在事又不留事，在物又不恋物，这是更高的
境界。至仙道者能出世，能出世者不一定能至仙道。要既能出世，又能入世，
既能出苦，又能受苦。他们还直接批评单纯追求出家者，若不能全人道，只
是抛家绝妻，诵经焚香，不过是混日之徒，盲修瞎炼而已。王常月还曾开诚
①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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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公地告诫儒门中人，有心出世者，千万不要去行出世之法，只该先慎独存
戒，孝敬父母，忠于君王，心存仁义，便是成仙之路。这样的话，统治者听
了顺耳，也确给儒家士大夫们皈依道教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以修性为主代替重修命。道教修炼的主旨在成仙，仙的重要特征
是长生不死，所以，修炼的主要功夫是下在肉身上，即修命。自明代开始，
全真派强调修性的主张日盛，清代尤其如此。王常月就从“命在性中”的命
题出发，力倡成仙之道在直接修性。所谓修性，就是割除物欲，严守戒律，
而戒律的内容，王常月也已规定为以纲常伦理为主。他斥责拘于炼化精气的
金丹命术，认为把修炼的功夫用在这上面，瞎炼一气，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个
“不知死的老造孽。”在他看来，只要在修性方面到了家，不愁命不立。王
常月还对长生不死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所谓长生不死，不是指肉身长存。
“如来亦有灭度之时，老聃亦有飞升之日。”肉身不死是不可能的。真正能
够长生不死的是万劫不坏的“真性”，亘古长存的“法身”。“若指皮囊，
修养起来，亦多活几年，不过死得迟些罢了，并非真道。”“色身纵留千古，
止名为妖，不名为道。法身去来常在，朝闻道夕死可也。”①
经过这样改造的道教，儒的味道已经很浓了，如此它也便从清政府那里
领得了继续合法存在的许可证。而它的那部分符箓斋醮等神秘性的东西则流
向民间，与民间宗教和信仰融合起来。在这里，道教似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
广阔空间，并且还会长久地显示自己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创唱宗教，它
独立存在的价值确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①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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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宗教
4世纪后半叶，日本形成统一的王权制国家，最高统治者先是称为“君”、
“大君”，后称为“天皇”，以便从宗教的角度确立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统一的日本国家自称“大和”，中国文献上称为“倭”。7世纪中，推古天
皇大化年间改称“日本”，并被当时的唐朝和朝鲜接受。
统一的日本国家历经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至12世纪末，新
贵族源赖朝势力不断扩大，逐渐掌握了朝廷的实权，获“征夷大将军”称号，
开幕府政治之先。以后直到明治维新，都由幕府在左右国家朝政，天皇形同
虚设，只有礼仪上的意义，历史上常把天皇朝廷称为“公家”，幕府称为“武
家”或“私家”。这种情况到江户时代达到极点。
江户幕府（1603—1867年）是由德川家康建立的。继源氏的镰仓幕府之
后的室町幕府，由于主客观原因，对国家的统治能力削弱了。室町幕府后期，
本来受幕府挖制的各“大名”的势力逐渐膨胀，互相争夺势力范围，战乱不
断，被称为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德川家康是群雄中一霸，占据江户（今东
京地区）一带。他借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二人初步奠定的统一霸业的基础，
静观时机，取而代之，终于再度确立了统一的幕府政治。
“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为止约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
①
民心厌乱思治。”这种时代的特点不能不反映到宗教上来。
在日本，有影响的宗教有佛教、神道教、基督教。儒学在江户时代之前
也依附于佛教，并称为儒教。
佛教于6世纪由朝鲜传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明王
首次遣使进献金铜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法的功德。
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一般称之为“公传”。在此之前，522年，
中国南朝梁入司马达来到日本，建草堂安置佛像。当时的人还不知此为何物，
只视它为异域之神。这被称为佛教的“私传”，即民间传播。
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本民族的宗教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相结合的神
话传说，把自然界发生的怪异现象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形成了“神道”意
识。这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还不具备系统的信仰理论和完整的
组织。日本的神道教就是以这种原始的神道意识为核心逐渐形成的。
儒教于3世纪传入日本，最先传入的经典是《论语》和《千字文》，到
7世纪的推古朝，逐渐形成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中心的儒教体系，主
要用于道德教化，特别是用作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
基督教是1549年由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即病于广东上川岛上的那
位圣方济各）首先传入日本的。开始的势头极迅猛，江户时代几次禁天主教，
几乎使其在日本绝迹。
上述各宗教在江户时代都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期。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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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
日本佛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自中国，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佛教系
统。日本民族从原始的神道意识开始，就形成较强的务实态度，注重现实的
求福攘灾的实践。天皇朝廷看重佛教，首先是把它看作治国安邦的政治学知
识体系和实用的民生知识。民间则视佛为祈佑幸福的偶像，重视宗教实践。
这种心态规定着佛教在日本国家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
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在建寺塔、塑佛像、抄佛经方面花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朝廷有朝廷的寺院，将军有将军的私家寺院，各大名 （分封的诸
侯）也都有自己的寺院，各宗有本寺、末寺。各寺院都设讲堂和金堂，塑佛
像。佛教寺院可以说遍布日本各地。日本抄录佛经的数量是惊人的。“奈良
时代设有各种公私的写经所，动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写经事
业。……当时实际抄写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1193部，4884卷，
中国撰述的636部，4218卷，共1829部9102卷。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同时代
①
唐朝经录所载的数字。” 日本许多皇室成员，包括天皇、皇子、后妃等受戒
成为佛教徒，被称“法皇”、“法亲王”等。
关于佛教在日本的兴衰史，日本著名佛教史专家村上专精（1851—1929
年）将其分为五个时期 （截至明治维新以后）。第一期，从佛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