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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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其分为五个时期 （截至明治维新以后）。第一期，从佛教传入到奈良
朝末期 （552—784年），是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第二期，从平安时代初期
到结束 （784—1192年），是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第三期，从镰仓幕府初
到丰臣氏末期 （1192—1603年），是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第四期，
从德川时代初到结束 （1603—1867年），是诸宗持续时代；第五期，是明治
①
维新以后的时代 （1868—1898年） 。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大变革的前夜，
佛教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处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中，村上专精给这一时期
的佛教描绘了一幅总画面：“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为止约
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
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
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 （朝廷），武家（幕府）处
于鼎立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等看待，也给予虚位，制定法度，包括
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
和寺领地，俾使其论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
天主教大举传入日本，宣传 ‘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
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
制 ‘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产籍，国民必须挂籍檀那
（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
时，神道也很兴盛， ‘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
足到会津，创立 ‘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派，则把
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
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
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
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97 页。
①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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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
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起到压制耶稣
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
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①
（1）“公家佛教”与“武家佛教”
德川幕府坐镇江户，已不把京都的天皇朝廷放在眼里。与镰仓幕府和室
町幕府不同，德川幕府的权力建立在对大名的控制实力上，而不仰仗于将军
的权威来勉强保持位置。它不是依赖将军之名来获得力量，只是借用将军的
名义。由此，也就规定了德川幕府对待朝廷的态度。前两个幕府虽自己握有
实权，但是不敢割断与天皇朝廷的联系，不敢在形式上公开地蔑视朝廷。德
川幕府的权力基础既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朝廷，它就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
形式上也公开压制朝廷，这是它施政的基本方针之一。1615年，德川幕府公
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所谓学问，包
括“古道”和“和歌”等；武家官位的任命，天皇必须听由幕府推荐；天皇
无权向僧侣封法号，赠紫衣。该法度唯一留给天皇的权力，只是按“本朝先
②
规”决定年号 。
室町幕府后期，出现战国之乱。佛教各宗参与其间，难免遭受泱及，寺
庙和经书毁于战火的不少。佛教内部也出现颓废趋势，染上争权夺势的市俗
①
习气，陷入贵族主义、形式主义和名利主义的深渊 。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移
居江户后，原京都的佛教诸宗颓势未变，它们被称为“公家佛教”。同对待
朝廷一样，德川幕府对公家佛教也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对寺院的等级、位
阶的高低、法衣法服等，都制定出严格的法度。禁止滥授僧位僧官，规定执
奏各宗僧官升进的廷臣，严格晋级的法规，颁发针对一山一寺的法规，令其
遵守，命本山本寺统摄所属各寺的僧徒。各宗都有被称为“触头”“在番”
的人常驻江户，负责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所属寺院僧众。对公家佛教的职责，
规定他们主要在文教方面发展，鼓励僧侣们做学问，精其所学所修。德川幕
府的主要用意，在于防止公家佛教各宗参与政治，并能让它在监视、牵制朝
廷方面发挥作用。
在公家佛教衰颓的同时，以江户为中心，在幕府政治下成立的新佛教，
在关东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武家佛教”。其中最受幕府尊宠的是天
台宗、净土宗和禅宗。它们很早就与德川家族发生联系，受其呵护，参与幕
府政治活动，是幕府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禅宗的崇传长老对德川氏的创业，
就出力颇大。他受命负责寺社方面的一切政治事务，兼管外交文书和参与各
种策划。1615年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就出自他手，其他关于佛教各山寺的
法度也都由他完成。后来，他被任命为僧录司僧录职位，成了德川幕府负责
宗教事务的最高首脑。
（2）佛教与禁天主教
基督教传入日本，发展很快，尤其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力很大，有些大名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7 — 8 页。
② 参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34 页。
① 参见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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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宗天主教。这引起幕府势力的不满与恐慌。丰臣秀吉时就开始禁天主教，
收效不大。到了德川家康时，采取了更严厉的禁止天主教措施，佛教受命执
行禁天主教计划。从1611年开始，德川幕府逐渐实行“改变门宗”制度。幕
府内设专司改革的官职，并命令各地诸侯在自己领地内设置同样的官职，专
门处理改宗之事。改宗的手段有“属托金”（即告发天主教徒的赏金）、“踏
绘” （强迫天主教徒踩踏印有基督像的铜板或木板，以测试他们是否脱离天
主教）、“起请文”（让人们在日本的神、佛像面前立誓自己不是天主教徒）、
“寺请证文”（由佛教寺院出具证据，证明某人不是天主教徒）。这最后一
项赋予佛教很大的权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后来，寺请证文制度又扩
展成“宗门户口簿”制度，强令所有士农工商，不管是否为天主教徒，都要
把身份、名字、年龄等登记入册，交由佛教管理。这样，佛教僧侣完全掌握
了人们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力，就连人们的婚姻、生死、旅行，也都要由所属
寺院检查和证实。佛教寺院简直成了监视控制全国的宪兵部门了。这种制度
后来逐渐演变成“寺檀（指信徒）关系”。不少佛教僧侣滥用改变宗门户口
的权利，营私舞弊，腐化堕落，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
（3）各宗的变迁
天台宗战国后期，天台宗内部纠纷不断，并诉诸兵火，损失很大，本山
睿山也遭毁。德川时代初期，天台宗名僧豪盛，祐能、亮信等力图挽回败势，
但终无力回天。
天海僧正（约1513—1643年）也属天台宗。他受到德川家康的宠爱，在
东部开创日光山，并作为统摄天台宗全宗的本山，从此，天台宗的势力在关
东地区重新建立起来。以后，德川家族又命在江户东北的忍冈建东睿山寺，
自第三代住侍起，都由亲王任住持，号“转王寺宫”，统领天台宗。
德川时期，天台宗内部曾发生革新与复古之争。日本天台宗源自中国的
①
天台宗，但又与之不同，是“在印度、中国都没有见到过的盛宗”。它是在
中国天台宗的基础上吸收密宗、禅宗和菩萨圆戒，合四宗成一宗。为了确立
天台宗的地位，日本天台宗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年）在佛法戒律方面标
新立异，主张废弃小乘戒 （要得到三师七证，经过四羯磨手续个别接受二百
五十戒），实行大乘戒（由一师授戒，经过一次羯磨手续完成十重戒四十八
轻戒），并发誓为行大乘戒，不惜身命。后来，大乘戒得到天皇的敕许，作
为天台宗定法。另外，天台宗虽是四宗融合而成，但重密轻显，重道行实践，
轻教义研究。这些规定虽然对确立天台宗的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后来产
生负面的影响也不少。因为只重“事密”口传，轻视“理密”教相，有的僧
侣借口授秘诀，散布邪说，遂使僧风日渐紊乱。一向大乘的圆戒也成了堕落
僧用来掩护暴劣行为的口实，进而使天台宗的颓废达到顶点。
借此之际，天台宗律僧妙立（1637—1690年）和灵空和尚（1652—1739
年）决心革新宗风。他们力主改变传教大师最澄立下的只行一向大乘戒的宗
规，再行小乘戒律。他们解释说：“一向大乘戒是授予初受业者的一往相持
②
戒；假受小乘戒，是久修业者应当受的绝好的妙戒。”经妙立、灵空二僧的
努力，天台僧众大都改受小乘戒，而将日本天台宗传教祖师的规定丢掉一边
①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54 页。
② 同上书，第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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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律僧圆耳（生卒不详）与显道和尚（1743—1795年）对此很是不满，力
倡“复兴古道”，即要坚持传教大师定下的一向大乘戒的宗规，斥妙立、灵
空等人为“山家奸贼”。
上述双方对立的主张，靠教理的辩论很难决定胜负。经由天台宗管领轮
王寺宫的裁定，复古派曾一时占上风，而随轮王寺宫的更迭，妙立、灵空派
终又获胜。以后，灵空等人事业后继有人，门流愈加繁盛，到上世纪末时，
日本天台宗学者和律僧，大多都是妙立的法裔。
真言宗真言宗即密宗，源于印度，唐朝传入中国，随之由弘法大师空海
（774—835年）传入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真言宗内部纠纷不断。真言宗大
的门派系统分为事相（重宗教实践）和教相 （重学理研究），事相系统的各
个本山都由亲王统领，权力很大。教相系统又分新义派和古义派，两派内部
又分有不同的派别。古义派内部三支 （学侣方、行人方、圣方）为了争地位
相互倾轧，多次由幕府调停，终未奏效。新义派内分为丰山和智山两支，它
们在幕府“奖励学问”政策影响下，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长于因明学和性
相之学，成了后来诸宗学问的中心。
禅宗日本的禅宗有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家。临济宗于12世纪传入
日本，到江户幕府初期，其势力已经很微弱。幕府曾颁布禅宗各寺的法度，
规定它的组织制度和礼仪，外观上看有些起色，但实质上仍不景气。白隐禅
师（1685—1768年）被称为“临济宗的中兴组”。经过他的努力，扭转了临
济宗的颓势，使临济宗在日本流传下来。
曹洞宗于13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不久即普及到日本各地，成为禅宗时
代一个突出的地方势力。战国之乱以后，曹洞宗逐渐衰落，内部腐败之风很
盛。由于一时得势，受到信徒的优厚待遇，僧侣们追逐名利，明显堕落。在
选择传法大师时，不是根据学德，只看各寺院的贪富和地位高低。德川幕府
初期，为了整顿曹洞宗，制定了曹洞宗法度五条，规定总宁寺、龙隐寺、大
中寺为全宗总僧录，统辖全国的曹洞宗，被称为“关三寺”，又称“关刹”。
规定江户的总泉寺、青松寺、泉岳寺为驻江户的“触头”。同时规定了各级
僧侣的服饰和僧侣升迁程序，并在经济上给予照顾。这样，曹洞宗就被置于
幕府的控制之下，表面上也呈复甦趋势。然而，实质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其腐化堕落的宗风。直到宗内的月舟和卍山师徒二人专事整顿，改革旧弊，
才使曹洞宗逐渐恢复兴隆的局面。
月舟（1618—1696年）和他的门徒卍山（1635—1734年）都是著名禅师。
月舟圆寂后，卍山继承师志，顽强地为革除曹洞宗的腐化堕落风气而努力。
他依靠江户幕府的支持，全力改变依寺院地位和贫富选择传承法师，及由别
人代替付法当作面授付法的流弊。1704年，幕府制定《洞门龟鉴》20条，采
纳卍山的建议，规定寺院住持的交替除了要有师徒当面授受的嗣书外，还要
授受寺院宗谱，这称为“伽蓝法”。与此相比，由嗣师面授嗣书，被称为“人
法”。自此，人法和伽蓝法分开，抑制了曹洞宗嗣传上的流弊。
黄檗宗是日本特有的禅宗，创始人是中国明代福州人隐元禅师（1592—
1673年），俗姓林氏，29岁出家为僧，承临济宗杨歧派，1654年应日僧和
在长崎的华僧请邀到日本，在德川家纲支持下在京都建“黄檗山万福寺”。
他主张“禅净一致”，宣传净土宗信仰，与日本其他禅宗不尽一致。同时又
认为“万法唯心，心外别无法”，“己身弥陀，唯心净土”，又与一般净土
宗有别。黄檗宗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信徒众多，加上德川幕府的扶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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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扩展很快，但一直保有中国文化的影响，用汉音诵经，在法会和修行方式
上仍有许多明代的风格。
日本禅宗除上述三家外，还有一个普化宗，也属禅宗支脉。该宗认中国
唐代镇州的普化和尚为始祖。据传说，有一个叫朗庵的人崇拜临济宗第四祖
的禅风，常吹洞箫，建圆音寺，由此兴起普化宗。普化宗开始虽然也规定了
僧侣的衣服制式，但并无宗名和完整的制度，只是作为一种佛教流俗存在，
集中了一批流浪之徒。德川氏掌权之后，为了收容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