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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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勘测和修筑这条公路的时候，是否知道印度的领土要求呢？当然，中国的地图标明阿克赛钦是中国领土，其边界线走向是沿着阿克赛钦西面的喀喇昆仑山脊。自从一八九O年李源鈵进行踏勘以来，中国就认为阿克赛钦是属于中国的；也许甚至在此以前就已如此，不过是较为模糊。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官员考查过西段边界问题的话，那他们就会发觉印度的地图标明了一个囊括阿克赛钦的未定界。但是这些印度地图——这上面的边界线只是用模糊不清的淡色标明，注有“未定界”字样——把自一八九二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界碑时起就明显地是由中国控制的那片领土，也都包括到印度境内，因此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些地图不足为凭，认为它们只是表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不现实的领土要求，而印度只不过是在同中国划界以前在地图上把这个要求继续保留下来而已——中国人在自己的地图上也是这么办的。印度政府虽然多次对内明确表示，它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东段的边界线，自一九五一年以后也已在地面上加以贯彻；但是，印度还没有明确提出过西段的任何边界线。一九五八年以前，印度人在西段所到之处，离开中国人认为应当是边界的地区也还远得很。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印度地图对西段边界作了修改，如果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是尽职的话，必定会提醒北京，有可能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发生争执。但印度自己又不打算提出边界问题，那就只有留待中国方面提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在新德里和尼赫鲁会谈时，曾提到边界问题；但他只提到麦克马洪线。直到一九五八年，印度才对阿克赛钦提出正式的要求。在此以前，如果中国方面查阅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了解过去英国对阿克赛钦边界线的设想是什么，那么，他们就只能找到一八九九年的马继业…窦讷乐方案，而根据该方案提出的边界走向，整条阿克赛钦公路都是在中国领土之内。 ＇ 注：有人争辩说，一八九九年那条线在阿克赛钦的东南角会把中国公路截掉大约十英里之多；但是如果把一八九九年那条线的位置移到一张现代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整个公路的位置是在中国这一边。 ＇
五十年代中国在阿克赛钦的活动之所以没有惊动印度政府，真正的理由是印度对此毫无所知。 ＇ 注：有人认为印度政府是知道中国修筑了公路的，但是有“一些比尼赫鲁更加强烈地、更加不顾一切地主张争取中国好感的高级人士”，没有把这项情报告知尼赫鲁。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种推测，看来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地图上查找一下印度所说的巡逻队走过的路线；如果他们查了的话，就会看到，正如印度方面后来承认的那样，“根本没有派遣印度侦察人员去过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新公路的阿克赛钦的那个地区”。（见赫德森（G。F。Hudson）在圣安东尼学报（St。Anthony's Papers）第十四期的文章，伦敦Chatto&Windus一九六三年出版。） ＇ 从列城向东北方向派出的几支巡逻队都没有穿越阿克赛钦——有两支巡逻队可能曾抵达阿克赛钦最西部的边缘，但没有到达接近这条公路的地方。由于中国报刊兴高采烈地报道了这条重要公路业已竣工的消息，印度政府这才第一次听说有这条公路。印度驻北京大使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向新德里报告了这些情况。印度大使提到的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个小比例的简图，印度政府只从这张图上也弄不清究竟这条公路经过些什么地方。直接向中国查询，又同印度的立场不相称，因此就决定派出两支巡逻队调查公路的位置。 ＇ 注：为什么没有采用空中侦察的手段，这很难说；也许是因为空中侦察容易招致中国的抗议，而地面巡逻则可能不会被察觉？ ＇ 由于酷寒，巡逻队又不能在冬季派出。所以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这两支巡逻队方从印度的基地列城出发。到十月，一支巡逻队从公路南段打回报告，说这条公路确实穿过了印度所主张的领土；奉令前往公路北段的另一支巡逻队却失踪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中印边境两端的无人地带就是这样被占领了，中印双方各自抢先占领了各自认为在战略上和实际考虑上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区。在东段，印度完成了英国人的未竟事业，贯彻了麦克马洪线，不仅确立了对部落地区的行政管辖，而且把西藏的（潜在地是中国的）行政当局撵出达旺，把这个地区更名为东北边境特区，并在一九五O年宪法中将它列为印度领土，由新成立的印度边境局的官员管辖。印度还开始修筑通向部落地区的公路，主要的一条是通向达旺的公路。
与此同时，在西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而印度人却蒙在鼓里。中国先是利用、后则翻修了那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商路，并把它变成一条为中国行政管辖所必需的公路，他们称这条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间主要交通动脉。
中印双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辖扩展到这些新地区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在地图上对这些地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人们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国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双方各由于自己的原因，都宁愿不把问题提出来。回顾起来，也可以说中印两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开端建交之初，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为首项议程，是一个失策。正如缅甸的吴努所说，“即使邻国间关系再好，双方也应当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国领土的终点和另一国领土的开端。只有这样才能忠实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满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印两国国家关系很好，两国也各自占据了它们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无人地带；因此，只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用外交形式把看来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就行了。如果双方真的都满意，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了；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坚持其地图上对某些领土的要求，而这些领土又已为对方所占据，那么，边界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一九五O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人物，此后十年他驰骋于印度政坛，大权独揽。他是总理，在不同时期兼任国防部长，有时担任国大党主席，他还兼任计划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长。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唯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说，一九四七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的政府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内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门的权势大，所以这班人，由于个人利益和野心的驱使，都从事于对内政部门职务的争夺。
内阁制度在印度从来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鲁甚至不屑于把内阁装点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有时会表示不满尼赫鲁总理的“傲慢的、不顾宪法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一位财政部长因此而辞职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一般说来，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着这么干。一名高级文官说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部长们满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没有事先取得内阁的同意就公开宣布政策决定。”尼赫鲁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他处理外交政策时比处理内政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内阁中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但是对这个机构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多次制订、宣布、甚至执行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而该委员会和内阁却毫无所知。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不但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和国防两个委员会不知道，直到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个问题再也隐瞒不住时，议会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订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最初几年尼赫鲁领导外交部部务，也是事必躬亲，好象他管的只有一个外交部，甚至连一些简单的电报，也时常要亲自起草，不同官员们商量。有一个看问题比较尖锐的观察家，批评尼赫鲁在世时的印度外交人员，他写道：“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印度这样重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称。他们训练不够，业务能力不行，整体观念不强，过分热中于讨好上级。尼赫鲁过于忙碌，过于偏执，以致没有去了解必要的细节和下级官员的情况，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级官员和少数几个偏爱的部下。这样就助长了阿谀奉承，走私人路线，以及肤浅和主观的作风。”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度过十二天，回去后他确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兴起，它扎根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摆脱了多年来的懵憧软弱状态，变得强壮而团结”。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来到中国，在回印度以后，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纪律，印象很深，他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了不起的力量”。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虽则尼赫鲁在印度内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总是力图把它同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他相信到头来中国文明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在亚洲和世界上成为竞争对手。可是他认为中印竞争不一定会搞坏两国关系。尼赫鲁对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主张，使他在国内以至在国际上挨了不少责骂。从一九五O年起，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抨击他的对华政策是姑息政策，并且争论说，既然认为中国是入侵西藏，就不应该加以默许。他们警告尼赫鲁说，中国出现在北部边境，不可避免地会把印度暴露于中国扩张主义的威胁面前——后来，他们自然相信这些预言都已得到证实。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使权力所引起的惊惶和愤恨业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印度又风行一时。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访尼赫鲁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呼。
周恩来乘此机会提出了麦克马洪线 ＇ 注：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是尼赫鲁先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这种看法对于印度对中印边境争端发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尼赫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周恩来主动提出来的。 ＇ 的问题。当两年前两人在中国会谈时，尼赫鲁曾顺便提到中国地图标出了“一条错误的边界线”。按照尼赫鲁本人的说法，中国当时告诉他这些中国地图是老地图的再版，还没有来得及加以修改。 ＇ 注：“印度总理却没有想到，中国有同样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图的问题向他提出责问，这些地图也是把从前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土要求照原样画上，而没有同有关邻国事先商量。”（见狄克·威尔逊（Dick Wilson）所著《亚洲觉醒了》（Asia Awakes）第83页，伦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 后来，尼赫鲁说，他“凭着印度对中国友好关系”，曾就当时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缅边界谈判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缅甸对它的两大邻国都有所疑虑。他提议中国采取步骤以消除缅甸的不安，并建议可以邀请吴努到北京来讨论边界问题——后来中国也这样办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是在尼赫鲁上述信件发出后几个月内举行的。在谈到中缅边界谈判时，周恩来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根据尼赫鲁的说法，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告诉他说，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同缅甸的边界线，尽管“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即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来对待麦克马洪线。中国对过去由其帝国主义邻邦所划的界线一旦变成有效控制线时，都采取同一方针。诸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中俄边界，有效控制线几乎建立了有一个世纪之久。印度仅仅是在五年前才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可是中国人的态度还是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这的确是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现实的方针。如果拒绝承认“既成事实”，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将会同所有邻国都发生难以解决的毒害国家关系的争端。
从周恩来对尼赫鲁所作的保证，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但看来周恩来没有把这点讲清楚。中国虽然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中国不愿简单确认麦克马洪线。北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只要存在着边界条约，中国都是遵守这个条约的。但如需要进一步举行谈判以便划定走向和解决争端时，中国就会坚持必须缔结新约。新条约一般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是在中国看来，新条约既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协商的结果，那就消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中国对中苏边界条约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条约依据；因此，划定边界只能是以现状为基础。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考虑出发，即使批准一条象麦克马洪线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不是明确划定了的——边界，也需要经过谈判协商。周恩来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他当时是联系到中缅谈判的问题讲了上面那番话，而且他接着还讲到，他相信印度将和中国一样，都不会认可旧时的帝国主义的条约。此外，前不久他还向尼赫鲁保证过，中国不会利用谈判来试图变更边界。
但下面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周恩来这时候没有提出中印边界西段的问题呢？当时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察觉：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地图上对阿克赛钦这块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国认为属于自己并作为自己的领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图上曾明确地对阿克赛钦提出了要求。中国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