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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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周恩来所提出的在签订边界协议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的建议，尼赫鲁说：“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这是印度第一次运用辩论术，后来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印度时常运用这种辩论术——本意是拒绝，却又说得好象是同意。维持边界现状的问题，以后在整个争端中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这里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被混淆了。周恩来提议双方共同维持现状，尼赫鲁答复说，“我同意”，但是他接着又提议恢复原来的状况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状况（“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这样一来，尼赫鲁就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维持现状的建议，而是在实际上提议恢复印度所认为的原状。他在这里预示着印度将要求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后来变得更加强硬，竟把它作为举行边界谈判的绝对的先决条件。　　
　　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并引起印度政界骚动之前一年，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最初几封信中，已经采取了他以后一贯坚持的立场：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这就是说，对印度的边界走向不容有任何疑问。印度政府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因此，是不容谈判的。其次，必须恢复原状（印度一直把它称为“现状”），换句话说，凡是印度声称属它所有的领土上的中国人必须撤出。　　
　　这是一个对撞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由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而不是后来在激动起来的舆论的压力下制定的。后来的政治压力，使得尼赫鲁极难改弦易辙，但是，这个方针的形成是既不能归咎于也不能归功于上述的政治压力。尼赫鲁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中印两国总理的信件来往，中断了六个月之久，当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答复尼赫鲁的第二封信时，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西藏东北部开始发生康巴族（Khampa）叛乱，到一九五九年初扩大到西藏中部和南部，而且变成了规模更大的暴乱。成千的西藏难民越过边界进入印度境内。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爆发了战斗，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叛乱分子串通起来，宣布了西藏独立。北京通知印度，说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并保证对西藏的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取道前往印度，他沿着古时的商路越过麦克马洪线到了达旺，在那里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这些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对中印关系马上起了直接的破坏作用。印度国内对中国潜在的猜疑再度出现。一九五O年当中国军队开进西藏时就已产生的种种疑虑不安，现在表现得更加强烈了。当初，人们就曾大肆批评印度政府的政策，认为它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这时，反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印度各城市举行了声援西藏叛乱集团的反华示威游行。四月间在孟买达到高潮。印度的社会党在该市组织了一群人，将毛泽东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向肖像上乱掷鸡蛋和西红柿。中国对之提出了愤怒的抗议说，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莫大侮辱”。　　
　　尼赫鲁当时进退两难。几年来对于西藏传来的抵抗中国人的消息，印度政府总是尽量冲淡，如可能就不予发表，现在人们就可以指责他故意装聋作哑。印度政界普遍同情西藏人，特别是同情达赖喇嘛。尼赫鲁对此也有同感。但是，既然尼赫鲁至少是从一九五O年中国在西藏重新行使权力以来就已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他也得承认：不管他和他的同胞们对西藏人怎样同情，西藏所发生的一切乃是中国的事情——这肯定同印度官方毫不相干。所以，他对中国采取照章办事的姿态，并试图以此来平衡对达赖喇嘛的殷勤款待；他又斥责那些上街示威游行和发表愤怒演说的印度人把他希望维持的印中友好关系搞紧张了，以此来平衡他对西藏人所表达的同情。毫不奇怪，他这种做法讨好不了任何人。他拒绝随声附和地谴责中国，印度国内批评者就责备他对中国姑息；而中国却攻击他干预了中国的内政，甚至指责他策动了西藏的叛乱。　　
　　北京多年来一直指责印度利用噶伦堡（Kalimpong，它是穿过春丕谷（Chumbi　Valley）通向印度的一条商路的终点）作为基地来煽动西藏的叛乱。这个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尼赫鲁曾经承认噶伦堡是“一个特务窝子”。他说，那儿什么国家的特务都有，“而且有时候我都怀疑噶伦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国特务所组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和尼赫鲁会谈时对此提出不满。他说美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利用噶伦堡从事破坏中国在西藏的影响的活动。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再度提出不满。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随后又发出照会，详尽地叙述了噶伦堡的西藏逃亡分子、美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加紧活动”。中国说，这些分子正准备在西藏举行武装叛乱，企图使西藏脱离中国。印度政府答复说，中国必定是依据不正确的情报，没有证据说明外国利用噶伦堡进行活动。然而，到了八月初，“在印度的所有著名西藏官员，包括达赖喇嘛的哥哥和噶厦的成员，以及作为叛乱分子代表的游击队头目，一道在噶伦堡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份向印度和联合国的呼吁书”。北京又提出抗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国宣称：最近在拉萨爆发的叛乱，是由噶伦堡的“指挥中心”策动的。　　
　　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支援和指挥显然是通过噶伦堡来的，而印度政府却装作没看见。有证据说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这更积极一些。当时有个叫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国人住在噶伦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触，他后来写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员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乱头子带到噶伦堡，“为西藏的独立进行工作”。　　
　　西藏叛乱爆发，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当时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说，达赖喇嘛要求政治避难，印度已经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证不容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周恩来后来也认为对达赖喇嘛提供政治避难是“通常的国际惯例”，并说中国对此并不反对。然而，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就开始发表许多声明，提出他自己对西藏事件的说法，并攻击了中国。这些声明最初通过印度政府的宣传机构发表，后来又由印度驻外使馆散发——对此中国表示了强烈反对。　＇　注：有一个名叫乔基姆·阿尔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议员想到，如果当时被囚禁的克什米尔领袖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国，并且受到达赖在印度的那种接待，那末，印度的反应也一定会是同样激动的。这个印度议员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发言时作了这个比喻。　＇　（中国怀疑印度事实上是替达赖喇嘛写了他抵达印度后的第一个声明，而且从声明内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可以证实中国的这种怀疑。）　＇　注：例如，这个声明仔细说明了达赖喇嘛穿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的地点。他说这个地点是在兼则马尼（Khinzemane）。（这件事情的意义，见本书第五章）西藏人对这条线的态度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说达赖喇嘛在刚从拉萨逃出后发表的第一项声明中竟煞费苦心地具体说明麦克马洪线的确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画法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　当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开会，代表们发言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动分子”，指控他们对叛乱的封建势力提供援助和进行鼓励，“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西藏怀有扩张野心”。双方都恢复了旧时的猜疑。　　
　　中国政府也象尼赫鲁一样感到左右为难：一面感到愤慨，一面又承认同一个庞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大使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所作的一篇精彩的书面谈话中看出。为了答复并驳回印度指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攻击印度一事，中国大使在书面谈话中认为中印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令人遗憾的不正常现象”来源于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叫嚣所反映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行动，来源于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在重申了中国感到愤慨的理由并声明中国政府希望“一时笼罩着中印关系的阴云将会迅速消散”之后，中国大使就讲到了他的书面谈话的核心。这就是提醒印度，中国的敌人是在东方，“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他接着说，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　　
　　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　　
　
　　中国大使最后向尼赫鲁问候。　　
　　在中印两国关于边界争端的全部来往文件中，这篇书面谈话的措词是独一无二的，既是迫切陈辞，又是直截了当，甚至毫无官样文章。这篇谈话确实是非外交的，这就是说，它抛弃了通常惯用的那些外交辞令，结尾也许可以理解为带有一种威胁的暗示。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　＇　注：一名研究中国政策的学者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对这段中国声明的含义并不感到有任何疑问。他写道：“尽管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国政府＇明显感到担心的是它可能面临着来自西藏边境和台湾海峡两个方面几乎是协调一致的压力，于是它呼吁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参加进去。”（见《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页。）　＇　如果说中国的意图就是这样，那么，它所作的姿态失败了。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印方斥责他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印度外事秘书向他指出，印度对一切国家都以朋友相待，“这是和印度过去的文化、背景和圣雄甘地的教导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两国的外交交涉反映了并加剧了由于西藏叛乱而引起的两国邦交的恶化，同时，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在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并切断西藏难民的外流。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把他们的前沿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　　
　　当然，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当局互换照会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划定界线，印度和中国对此有争执；但是，双方都一致认为：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界）。麦克马洪线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明白无误的，不易攀登的顶峰线，但其余部分却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征来画的。在这种地方要确定边界线的位置，唯一的办法是把麦克马洪的原图上的经纬度在地面上标出来。按照这套工作程序，时常会造成一条不方便的或荒谬的边界线。而且由于麦克马洪的原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那末画在原图上的那条粗线就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宽，因而这条线移到地面上来也不能产生一条精确的界线。但中印双方既未联合标界，就没有别的办法能把麦克马洪线在地面上确定下来。　　
　　麦克马洪画的线在几个地点偏离了他原图所标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处是靠近一个名叫马及墩（Migyitun）的村庄，它位于西藏人所重视的一条香客朝圣的道路上。为了把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这条线拐了一个约二十英里的弯，这一段没有沿着什么地形特征，然后又同主要的山脊会合。　＇　注：麦克马洪当初画他的线的原始地图复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边境地图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边界问题》（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订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边疆》各书中。马及墩角是在东经93°15’到93°30’之间。　＇　当一九五九年印度在这个地带踏勘时，他们发现根据当地地形，把边界线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要比地图上所画的距该地以南约两英里的那条线，更为切实可行，于是印度就在该处建立了哨所。印度没有讲清楚它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边界线进行调整，但看来印度可能是认为贴着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东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为边界的特征。印度把边界推进到察里河边，就把距离马及墩不远的山谷对面的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划入印度境内，从而为印度的边境哨所提供了一个更加实用的位置。　　
　　这种推理是无可非议的。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总是需要对边界线做某些细微的调整。但是标定边界必须由双方联合进行，而印度在这一场合却是单方面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中国，就在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点设置了哨所。后来印度对此也不讳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对人民院　＇　注：人民院是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上议院是联邦院。　＇　说：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在苏班西里河地区，　＇　注：马及墩是与东北边境特区苏班西里分区毗邻的。　＇　或者在那一带地方，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尼赫鲁在同年九月致周恩来的信中拒绝了中国的指责——中国指出印度已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但是与此同时，尼赫鲁也承认，印度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他辩解说，印度的修改“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他还争辩说，这样做是符合既定的国际惯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国商量过，这样做本来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虽然印度政府拒绝把整个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但它这时却建议讨论这条线在某些具体地点（包括朗久在内）的确切走向。尼赫鲁甚至宣称他愿意把这类问题提交仲裁；但是印度这些建议都是在它坚持下述立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即中国不仅应该首先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也应该承认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