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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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马及墩调整麦克马洪线以合乎他们的需要的同时，在其他地点也同样越出地图上标明的界线：一处是位于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Tamaden）；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的兼则马尼，该地三年后成为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但当前爆发的是朗久问题。北京抗议印度的这些向前推进的行动，接着指责印度武装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马及墩南侧地带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了还击。次日，印度提出抗议，声称是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开火射击，迫使印度部队撤出朗久。印方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企图使用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并警告说，印度边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实际上这种威胁只不过是虚声恫吓——印度部队不久之后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对方射击前不得开火——但是看起来象是要同中国在朗久问题上摊牌。北京指出：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驻扎在中国认为是本国领土上的中国人员视为越境者，并随意开枪射击。
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威胁说要使用武力，这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国际法权威所说，虽然各国都有守卫边境不受侵犯和维护本国领土完整的固有权利，但是，“如果对某国所要维护的那块土地的主权有争议时——在边界争端中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自卫权就失去它所依据的基础了。”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边界争端，怎样就不算边界争端？虚构或伪造的边界领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为他们在麦克马洪线所面临的、以及后来在西段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但否认真正的边界争端的存在，同样可以成为不肯让步的借口，而中国这时就开始感到他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关于朗久事件，中国的说法同印度的说法完全相反。中国否认曾对印度军队所进行的无端挑衅发动反攻，坚持说中国边防部队只不过对印军进行了还击，印度军队是自行从朗久撤走的。究竟谁的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现在无法判断，很可能中印两国政府有一方误信其边防部队的报告。对于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置的哨所，中国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这个事实使印度关于中国蓄意进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责失去依据（而且印度军队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马顿哨所，承认该哨所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最稳当的解释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定的边界时，可以预料到会发生这一类的冲突。
然而，印度国内却毫不怀疑朗久事件起因于中国的侵略。《印度时报》揣测中国“边界攻势”的动机是旨在“降低印度边境居民的士气，并挑衅性地炫耀它显然占优势的军事实力，以便在锡金、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等国更为广泛地造成印度确实无法保护它们的印象”。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决议谴责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它对友谊、容忍、共处等崇高概念采取了满不在乎的蔑视态度”。该党的决议最后说：“印度人民面临着新的危险和新的挑战——但是一个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危险和迎接这种挑战，才能发扬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个性”。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还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试探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御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印方说印军死一人伤一人），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这些哨所距离中国地图标出的边界线还很远。虽然如此，印度后勤供应当时还达不到这些地方。同时，印度政府决定派遣巡逻队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并在这个山口建立一个哨所。印度认为这个山口是边界的标志。这支由约七十名特种边境警察 ＇ 注：一种类似阿萨姆步枪队的准军事部队。 ＇ 组成的巡逻队，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后，沿着羌臣摩河谷而上，到达空喀山口时，遇上了中国军队——中国认为空喀山口是边界的标志，他们已先行到达了这个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个三人侦察组为中国军队扣留；第二天，经过激烈交火，印军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中国方面也有伤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双方对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据守在山顶的中国军队的伏击；中国方面说，印度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巡逻小队，企图把他们抓走，接着就开枪，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逻队长所作的声明，证实了中国的说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释放以后，又翻了案，说这些声明是长时间的讯问逼出来的。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样，没有确切证据足以说明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但印度国内自然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印度认为中国对朗久发动了无端的蓄意进攻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印度报纸称之为“对印度警察部队野蛮屠杀”的事件，这就使印度政界对中国的态度由猜疑转化为公开的敌对。
印度的边境政策，是由尼赫鲁同外交部的官员们讨论形成的；是通过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丛林里调动巡逻队和武装部队来执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争论过的；又是在印度议会里阐述、辩论和肯定过的。这出在边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告终的武戏，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互相仇视而收场的文戏，统统在印度议会，特别是在人民院里，通过舌战反映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化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在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顶议会大厦里，下议院的会场呈半圆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议员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块圆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样。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片留给了反对党。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Swatantra Party），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统和反动势力的意见；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从左翼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共和党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触的人”。以上这些党派和一些更小的党派，加上许多独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满了反对党的其余议席。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顽强态度和他的灰色长发使人想起“古舟子” ＇ 译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国诗人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篇中的主人翁，这里用来描述这个议员象古舟子一样白发苍苍和讲话娓娓动听。 ＇ 的模样。阿索卡·梅达（Asoka Mehta）当时也在人民社会党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兰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党的重要代表；还有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从前是个社会党人后来转变为右翼分子，表现了变节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种狂热；希伦·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个议会里共产党人的典型，讲话文雅、准确有力，他警觉地捍卫共产党的民权自由和议会权利。在独立人士中，法兰克·安东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国血统的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和指定议员，也很杰出。他的发言恳切有力，有时象毛玻璃那样既锐利又闪光。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辩，因而显得突出。这个时期，印度议会办公和辩论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进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语，那只是由于某个议员英语不行，或者更罕见地是由于他把讲印地语看成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头头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联想有时使议会内的交锋增添了几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识、不忘旧谊的心情。
在议会的执政党这一边，尼赫鲁凌驾一切。他当时年已七十，但看不出来。他步履轻快，上楼梯一步跨两级，只是在疲倦时，才显出有些年迈驼背。尽管尼赫鲁总是自作决定，或回避决定，他对议会的首要意义却铭记在心，一丝不苟。质询时间他很少缺席，主要辩论他通常参加，而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在场。但尼赫鲁缺乏辩才，他发言冗长，讲起话来很象是独白，而不象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从事议会活动是为了克尽职守，而不是出于个性爱好。尼赫鲁倚仗他在议会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讲起俏皮话往往带有蔑视对手的味道——他常爱用“幼稚”、“孩子气”等字眼斥责反对派议员。尼赫鲁的权威是议员们公认的；事实上驾驭议会的，与其说是议长，不如说是尼赫鲁。当议会陷入喧哗混乱而不听议长号令时（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尼赫鲁的尖刻声调一下子就压住了喧嚣，恢复了秩序。
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的。这是由于他在基本上迁就议会的意愿，特别是由于他要顺从国大党内部没有露头的但是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议员里也有这种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当中包括当时的内政部长潘特（Pant），他的昏愦的外表掩盖着他的严酷的内心；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他自命为甘地的信徒；粮食部长萨·卡·帕蒂尔（S。K。Patil），他是孟买的国大党头子，他当粮食部长的功绩是获得了据说是取之不竭的美国剩余粮食的供应。魁梧的贾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国大党内信奉印地教下层的“不可接触者”阶层的头子，他利用铁道部长的职权促进他本阶层的利益。尼赫鲁的这类同僚们对他的做法时常深感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尼赫鲁狠斗过，只是满足于阻挠他，正如尼赫鲁往往也只满足于告诫他们一样。国大党的大批后排议员也是广泛地反对尼赫鲁的许多政策，虽然这种反对通常是隐而不露的。但是边境问题给了这类国大党员以机会和勇气来直接攻击尼赫鲁，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是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讲话，他们就可以在议会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农的席位紧靠尼赫鲁总理背后。对那些不愿直接攻击尼赫鲁的人来说，他充当了靶子。梅农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鲁，同时由于梅农对大多数同僚采取了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忌妒。国大党内支持梅农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没有基础（他出身于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伦敦度过的），国大党左翼把梅农当作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的势力很单薄。梅农的权势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鲁的友谊；只要总理给他撑腰，他就能对付国大党内的许多政敌。但是梅农长期以来就在议会内遭到围攻。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正好又发生了陆军参谋长克·斯·蒂迈雅（K。S。Thimaya）将军辞职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哗，纷纷要求梅农辞职。 ＇ 注：这个事件经过详见下章。 ＇
尼·乔杜里（Nirad Chaudhuri）是个对印度社会颇有见解但不饶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鲁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顶不住比他更坚决的同僚……所以每当他觉得公众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这种感觉往往是错误的——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这种由于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竟会反过来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例如，他过去对于印度教徒的反华叫嚣时常表示不耐烦，甚至严加斥责；但当他终于屈从于对方意见之后，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并不亚于批评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反华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对印度政府的强烈攻击，来自非共产党的左翼，也来自右翼；攻击的问题包括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论家”的经济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以及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中印边界争端和政府对华政策，好象是一块镜片，把反对派形形色色的批评都透射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态度和人物都受到责难。也许贡纳尔·米达尔说得很对：“归根结蒂，＇批评者们的＇真正目标是＇尼赫鲁所＇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批人过去就已不遗余力地阻挠和阉割这场革命。”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人满怀怨恨。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可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达尔在评论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时，提出了这样的重要论点：
必须牢记，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虽然在印度和在整个南亚都把这些人叫做“中产阶级”，把他们的意见叫做“公众舆论”。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