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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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既然认为在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退前开始讨论，就是“对中国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那末，中国在讨论开始之前撤退，当然也就是“对印度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了。但在印度看来，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理所当然的国际边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论点，表明他们深信凡有争论的领土全部是、而且绝对是属于印度的。这样推论下去，中国在那里出现，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为。因而在他们看来北京关于渴望和平和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谈。另一方面，中国认为阿克赛钦从来不属于印度，并深信他们表示愿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张，是通情达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印度的表白也同样是言不由衷；在印度军队的向前推进时，尼赫鲁关于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证完全象扯谎。尼赫鲁本人也曾在一瞬间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说道：“如果你开始象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拉达克，尤其是阿克赛钦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过去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们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基点出发，认为这些领土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那末，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这就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假定出发。”但是他这一瞬间的见识并没有影响到新德里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新德里的边界政策仍然毫不动摇地沿着对撞的方针走下去。
政府的批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立场的细微的区别——就是说它同意举行讨论，但不同意举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种讨论——因此，他们继续攻击尼赫鲁同意和那仍然占领着印度领土的侵略者坐下来会谈。但是这正是印度总理所喜欢玩的那种滚球戏，现在打球的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议会中向反对派说：“这是幼稚可笑的态度。”
首先，谈判和会晤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有天壤之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所处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总得要谈。如果我有机会，我将同（中国人）会谈。不会晤是十分荒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会晤。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没有合适的背景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责备尼赫鲁邀请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共进午餐，并攻击梅农在日内瓦同陈毅共饮并拍照。尼赫鲁对这些指责感到恼火。他挖苦他的反对者对当代世界的外交全然无知，他说：“他们似乎认为必须把印度对不可接触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们的＇国际的＇关系中来。”
议会讨论边界形势时，尼赫鲁需要进行辩护的不仅仅是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起了三棱镜的作用，它把人们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集中起来。从八月中旬人民院辩论边界形势时所提出的一个动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项动议要求：
1。“立即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时两国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鲁在当时，甚至在边境战争达到高潮时都坚决主张维持外交关系，以保持一条往来的渠道的畅通。）
2。“召开东南亚自由国家会议，以讨论共同安全措施。”（这里包含对政府的两项批评：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所理解；第二，它不愿带头同这一地区的较小国家组成防务同盟以对付中国。）
3。“设法从其他国家取得军事援助以加速我国国防。”（尼赫鲁直到这时还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不结盟政策的根本一条，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来军事援助。尼赫鲁争辩说，接受军事援助就等于加入冷战集团的一方，要加强印度国防同时又不损害它的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本国工业和军火生产能力。他认为反复提出要印度寻求军事援助，是右派对不结盟姿态的根本不满的表现。他说，“要从外国寻求援助，想指靠某个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这是道义上怯懦的表现。”他说他不让印度“依靠外国军队来拯救它的领土，即使我们在边境遇到灾难”。）
4。“改善我们同尼泊尔的关系。”（自从马亨德拉国王两年前举行宫廷政变而使尼泊尔民主实验流产以来，新德里就公开批判他的政府。印度还让尼泊尔流亡分子自由越过印度尼泊尔边境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企图挑动人们对国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设法弥补同尼泊尔的关系，并对流亡分子进行压制。）
5。“总理本人应兼长国防部。”（议会对于防务状态的担忧——虽然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梅农身上。许多国大党议员以及右翼反对党派都认为梅农至少也是一个隐蔽的共产党人，并且怀疑是他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之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们对尼赫鲁仍然非常尊重和爱戴，连有些批评他最厉害的人也常认为他是被领错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错了路。尼赫鲁以前曾两次兼任国防部长。）
6。“总理应发表一个断然的声明，申明在中国人撤出印度领土前，决不举行谈判。”（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变的立场。但是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断然声明都是同尼赫鲁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确申明立场，他最多也不过是说，“我认为按照目前边境的形势，我们不能同中国举行任何认真的会谈。”）
尼赫鲁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就说过双方军事哨所犬牙交错。在西段的遥远的荒野上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况正变成这样。在奇普恰普河谷，印中两方的哨所和工事很多——一共有二、三十个——彼此紧密交叉。有时，印度空军供应物资误投到中国阵地上。于是北京就恼怒地为“满载物资的麻袋和木箱”这些不受欢迎的礼物提出抗议。有时，印度军队要从中国枪口下取回空投下来的供应品。双方开火差不多已司空见惯；但大部分还是骚扰性的射击或瞄准试射。九月初印度军队在奇普恰普河谷开始执行了五个星期前加勒万冲突发生时对他们所颁发的命令。当时，中国人迫近一个印度哨所，印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后撤，他们不予理睬，于是守军就迎面开枪。有几个中国士兵被击毙，尸首留在印度阵地周围。印度外交部召见中国代办通知他这件事，并要中国安排收尸。 ＇ 注：印度政府没有公布这一事件，如果北京也不予公布，它就宁愿让这件事情悄悄过去。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泰晤士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斯坦时报》都报道了这次事件。印度发表的白皮书中也没有提到这次事件。但《人民日报》后来在讲到前进政策的最后阶段时，曾提到：“我国士兵伤亡多人”。 ＇
更南面，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是在斯潘古尔湖一带；廓尔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之间建立阵地，他们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给他们的）在湖上巡逻。到了八月底，印度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已设立了将近四十个哨所；其中有许多哨所是由十人或十二人守卫的；其他的是由三十人到五十人守卫。印军在人数上和火力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机动性和战术形势更差。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如果他们遭受攻击，问题就是他们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灭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国士兵？他们是尼赫鲁和他在新德里的文武同僚们深信中国决不会进攻的这一信念的人质。考尔六月间视察西段后，报告说：
“我们与其等待兵力大量集结，不如就在拉达克尽我们力之所及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即便是很小的哨所也好。因为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动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在此以前，尼赫鲁斥责他的批评者敦促政府采取更剧烈的措施是冒险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印度军队——“勇敢的，优秀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但到了夏末，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八月，他在议会扬言，“我们在拉达克的这部分树起了一重壁垒，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哨所”，“这些哨所的确是经常处于被人数较多的敌军袭击的危险之下。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冒了风险，我们已经向前推进，我们已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继续推进……如果＇中国军队＇要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将搬出更大的问题来对付他们，更顽强地对付他们。”由此可见，不能说尼赫鲁对西段的形势不了解，也不能说他对印军所冒的风险没有估计到。
另一方面，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还是不赞成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他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八月中旬，他写报告给陆军总部，指出中国军队在西段占有巨大优势，印度哨所则孤立无援。为了要靠近空投地带，印度哨所只能设在河谷地带，因此中国军队就能居高临下控制着他们。他写道：“军事上，我们无法守住我们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摊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冲突。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破坏边境现状，中国不会为边境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说，阿克赛钦公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稍稍威胁到这条公路，中国定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兵力还不能同中国相抗衡时（他说，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个由四个旅组成的师以及一切支援火力），应暂停推行前进政策。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被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辛格在结尾给他的文职上司一顿教训：
政治方针必须以军事手段为基础。如果这两者不协调，就有危险会造成一种局面，使我们有可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到比过去更大的损失。如果要客观地执行抗拒中国对我国领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军事上作好准备，舍此没有什么捷径。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个星期才得到参谋局的答复。答复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前进政策是正确的，继续执行前进政策对“实现我们的要求”是极为紧要的。“不这样做，＇中国军队＇就会涌进任何真空地带，这是他们的惯技。”辛格曾提出过，即使要保住现有阵地，也必须要增援（四个步兵营、一个山炮团和若干中型机关枪）。但复信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复信最后说：“如果摊牌逼到头上，就必须根据当时情况尽力而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参谋局有一名高级军官来到东段视察，他当时向那些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强大、难以抵挡的军官们保证说，拉达克的经验已经证明，“朝他们开几枪，他们就会拔腿跑掉”。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在抗议中加重了威胁的语调。北京在九月中旬写道：“枪炮不是儿戏，玩火终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印度边境上的新的大赌博，两个巨人的“胆量比赛”，已达到高潮。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虚声恫吓的话，现在已到它应该最后扭身躲开的时刻了。但对冷眼旁观的世界来说，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会因争夺那么遥远和荒僻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仍然是难于置信的。印度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为自新德里发出的报道定了调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对峙局面是引人入胜而不是令人惊惶的。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表达了共同的感觉。他说：“世界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理会到中国正遭到公然挑战，印度已经采取了如中国继续推进就难以后退的立场。”
在世界的另一面，这时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更危险的“胆量比赛”。美国中央情报局记下这一事实：那年夏天，苏联载运军火到古巴去的船只中，有两艘装载木头的货船，舱口非常宽大，装货却很轻。但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推论出它们的意义来。
第三章 北京的观点
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 一九四九年上海《世界知识》
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
——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日报》
尼赫鲁……骨子里是杀气腾腾。拒绝谈判的是尼赫鲁，下令打仗的也是尼赫鲁。
—— 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日报》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度的行动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对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已胜利在望，他们转过头来看印度，就不难识别印度所处的政治发展阶段。尼赫鲁曾同蒋介石有过长期相互敬慕的关系，他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国大党则同早期的国民党一模一样。例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间，印度政府也曾出动军队镇压在海德拉巴（Hyderabad）邦的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该地区的农民曾夺取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看来，印度的革命可能已经开始。毛泽东在答复印度共产党的祝贺时曾说过：“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同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
看来，印度在开始制订对外政策时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美国过去支持蒋介石，直到他垮台——垮得比美国意料的早——，现在又准备支持尼赫鲁。中国共产党一家杂志在一九五O年写道：“美国把真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印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优先照顾印度。尼赫鲁既想取得美援，又想扮演一个进步人士的伪善角色，用以欺骗印度人民。”
印度明显地推行英国的喜马拉雅政策，甚至鼓动西藏脱离中国，这就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尼赫鲁政治本性的看法。 ＇ 注：不单是中国人看出了新生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对喜马拉雅山的政策。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人一九五三年在新德里著文时也看出：“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和英国统治印度时所采取的政策极其类似。”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之流以一个外国政府底名义，来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这是公然挑拨中国诸民族的感情，破坏中国诸民族团结，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月，一家上海杂志指责尼赫鲁及印度政府为“英美帝国主义并吞西藏的阴谋”服务，同时他们自己也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