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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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哨所看来又与九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有关。关于后一事件，双方都指控对方首先开枪，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两名中国士兵死亡，五名印度士兵受伤。
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撤出”，并警告说，如果印度部队开枪射击，中国方面将进行自卫，予以还击。照会说，该“……地区的势态极为险恶，战火可能在那里发生。”（《人民日报》用同样的语调写道：“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印度的答复和反抗议使用了几乎与北京相同的语言，要中国“停止在印度境内的侵略活动”，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否则“要对一切后果负责”。双方都在拔刀——但印度的刀鞘里却是空的。
印度官方指责中国方面挑起塔格拉山脊下的互相射击，这就使记者和政界人士提出更为迫切的问题——陆军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交给它的任务呢？印度政府重要成员和官员们则加以搪塞，说是前方指挥官们办事拖拉，甚至比拖拉还要糟糕。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十月初向我介绍背景情况时说，陆军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已经失去战斗精神，不过正在更换一些指挥官加以补救，必要的行动即将开始。一些官员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毫不隐讳地把上述情况归咎于前方的军官，归咎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
九月二十九日乌姆拉欧·辛格从伦坡到了勒克瑙东部军区，向森将军递交了书面意见和行动方案。森拒绝接受乌姆拉欧·辛格所开列的作战行动所需物资清单。前面说过，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乌姆拉欧·辛格在他的方案被否定后，就书面提出抗议，指出命令他采取的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森对局势的处理也是不恰当的。东部军区正在直接指挥连、排的行动，他问道：是否可以请他们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只给下面规定任务，而把方法问题留给在现场的人去处理。
乌姆拉欧·辛格的抵抗使森和塔帕尔将军掉进他们自己设置的陷井中。他们一开始就向文官们保证：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可行的，是可以立即而又迅速完成的。（他们担心的是在边界的其他地方的反响，而文官们保证说，中国不会作出全面的反应，所以这一点也就解决了。）可是三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采取行动，而现在乌姆拉欧提出的意见、方案和要求，把问题摆得很清楚：如果还让他负责，里窝那作战行动根本不会开始。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看来很尖锐。但事实上对森和塔帕尔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把乌姆拉欧·辛格免职就是了。森提请陆军总部注意乌姆拉欧·辛格的书面抗议并说这证明辛格脾气很大，采取不合作态度。十月二日，塔帕尔和森请梅农批准撤掉辛格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梅农同意。据森讲，他请梅农委派马内克肖少将去接任——就是那个一年前因为对国防部长及其亲信出言不逊而受到指控的山姆·马内克肖。照森的讲法，梅农“蹦了起来”，断然拒绝。虽然马内克肖受到控告后已被宣布为无罪，但是梅农却一直阻挠他晋升为中将。梅农显然已经决定：不能仅仅因为需要马内克肖来负责对付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起用这个批评过他的人。这又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梅农不念旧恶，假如塔帕尔或森以辞职相要挟坚持马内克肖的任命，那么，马内克肖毫无疑问会采取同乌姆拉欧·辛格一模一样的立场。也许正是估计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梅农的决心就更大，森也就更容易接受梅农的决定了。
由谁来接替乌姆拉欧·辛格的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不过，梅农、塔帕尔和森商定，不能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而应当成立另外一个军去负责东北边界的作战行动。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在档案里查不到，但这是明摆着的。首先是要使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突然。如果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职务，人们必然会提出问题。假使真相透露出来，他之所以被免职是由于他对政府已答应的对付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否切合实际的问题，同上级有意见分歧，那就泄露了内部秘密，公众和政界就会鼓噪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应当悄悄地把他换掉，而最不露痕迹的做法是让他继续当一个军的军长，但解除他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责任。要这样做，最实际的办法是把第三十三军的任务分成两部分：对那加人和对东巴的边界上的作战行动，移交给一个新成立的军负责，由乌姆拉欧·辛格指挥以保持连续性，第三十三军继续负责东北边境特区和里窝那作战行动，但由一位新军长指挥。可是这样做会产生另一个难题——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怎么办呢？可以假定，他们研究了下级单位的看法后曾向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同意乌姆拉欧·辛格的判断，也认为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派一个新军长去领导一个旧参谋班底不会有好结果的。他的部下对情况比他要熟悉得多；而他一上任就得否定他们的一致意见，这只有一个极其执拗的人才可以办到。
于是就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军，由一位新的军长指挥，这个军应负责立即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梅农、塔帕尔和森既要不动声色地把乌姆拉欧·辛格弄掉，又要使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这就促使他们集中了所有可以采取的办法中的最不利的因素。如果按照通常的建制调整进行这种变动，那么就会给予几个星期，最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组成一个新的军，并使它把任务担负起来。而在一夜之间白手起家组成一个军，并且一组成就要担负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这在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新的军，番号叫第四军，起初只是一个空架子，是使梅农、塔帕尔和森所允诺的行动能够很快兑现的一种对外联系的政治工具。他们要能够很快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而又要避免在诸如敌我的力量对比、弹药和食物的供应之类的琐碎枝节上继续扯皮下去，这样做是唯一的办法。
他们想出成立一个新的军的主意后，就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这样的人倒是现成的：考尔将军从九月三日起就在克什米尔休假。梅农本来是反对这位参谋局长在边界形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度假的。但考尔指出，尼赫鲁、莫拉尔吉·德赛以及梅农本人都拟于九月份里离开印度；他又讲到，形势不会真是那么危急，并坚持要休假。在陆军奉命要把塔格拉山口下面的中国部队赶走的时候，塔帕尔虽然担心中国会作出剧烈的反应，也没有把他的参谋局长找回来。考尔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缩短假期。不过尼赫鲁十月二日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似乎使他感到有必要打断他在山里的假期，到首都来呆几天。十月一日，他回到新德里。第二天，塔帕尔就抓住他，叫他重新管起参谋局长的工作来。到了十月三日深夜，又决定由考尔去负责新成立的第四军。
在这样的时刻派参谋局长去当军长，是不寻常的。如果重大的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作为陆军总部关键人物的参谋局长，是起着与军长一样的决定性作用的。只有在参谋局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出色指挥官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才合乎道理，而前面说过，考尔的情况决非如此。可是他自己一定是把指挥一个新的军看成是一举成名的机会。作为前进政策的创始人，考尔也深信中国不会对印度的挑战作出大规模的反应。当他刚回到参谋局，森和参谋们向他介绍情况时，一定把里窝那作战行动说成是极为简单的事，只是因为乌姆拉欧·辛格及其下属在前方的军官作事拖拉和胆小怕事才没有必要地被耽搁下来。考尔从未亲自指挥过部队作战，这是他的经历中的一个缺陷。他手下的联络处的人员为他所做的掩饰，虽然在政界人士和公众眼里可以蒙混过去，却绝对骗不了陆军里的任何人。眼下他有机会去负责一项关系重大而又痛痛快快的作战行动；这个行动可以迅速地、戏剧性地完成，使他能满载胜利，回到对他深表感激的首都。这真是考尔得意洋洋的时刻。 ＇ 注：考尔自己在叙述这些事情的经过时说，他接受第四军军长的任命是有疑虑的，不过作为一个尽职的军人，他同意了。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告诉作者说，考尔是自告奋勇的。当作者问梅农为什么要任命考尔时，他回答道，“只有他一人自告奋勇”。 ＇
尼赫鲁和梅农一定是把考尔看成救星。有了考尔担任指挥，他们就可以指望在议会复会时或者复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他们两人都深信这将是个痛痛快快的行动，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一边是尼赫鲁和梅农，一边是塔帕尔和森，他们一起表演着幻想四重奏。这两位将军深信，如果中国不作出反应，里窝那作战行动可以迅速地胜利完成；尼赫鲁和梅农则深信中国人不会作出反应。这两种幻想融合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很快将大功告成。尼赫鲁从国外归来（从伦敦返国途中访问了加纳和埃及），仍一如既往深信不必担心中国会进行重大的报复。当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可能在西段进行反击时，据考尔说，尼赫鲁回答道，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考尔在被指派为第四军军长的当晚去见尼赫鲁。对尼赫鲁当时的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
＇他说＇他同意外交部的一些顾问的看法，即我们容忍中国部队入侵我国领土实在太久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采取——或者显得是在采取——强硬立场而不计后果的阶段了。他认为，中国用进入多拉的方式来实现对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土要求，我们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争夺多拉。他希望中国能明白事理，撤出多拉；如果不撤，我们就只能把他们从我们领土上赶走，或者至少是尽我们最大力量试图这样去做。尼赫鲁说，如果我们不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政府就会完全丧失公众的信任。
考尔在这些事情上讲话不一定可靠，不过他对尼赫鲁的观点作的这一概括听起来象是真的。尼赫鲁又一次被当时的事态牵着鼻子走。如果事态按照原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军事的灾难；但也可以肯定，如果尼赫鲁这时企图改变方向，“政府会丧失公众的信任”。
十月三日，考尔通宵忙于挑选军部的工作人员，半夜里把他们叫起来。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这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关头。他的同伴后来在作证时说，他在飞机上告诉他们：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会把他的任命登作头条新闻；他还说：假如他的使命失败了，政府也就难免要垮台。
当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印度同中国进行着外交交涉的最后一个回合。在边界的小冲突发展成为战争之前，他们是否会再次进行会谈？如果要会谈，他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将是什么？象以前一样，中国建议举行会晤；象以前一样，印度加以拒绝。
八月份，印度通知北京说，他们乐意在新德里接待一名中国代表来讨论双方共同从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撤出的问题。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印度所建议的双方撤至对方所主张的边界线以外，而且，如同尼赫鲁现在再次向议会保证的那样，“很显然，这包含＇中国人＇撤出一个很大的地区，我们撤出一个很小的地区”。按照印度照会中的用词，这个建议所提出的措施可以“恢复近五年来被武力更改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和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为举行和平的讨论造成适当的气候”。 ＇ 注：见第二章 ＇
所以印度的立场是首先讨论在西段共同撤出的方式，就是中国从印度提出要求的一切领土上撤出，而印度仅仅从最近设立的前沿哨所和早些时候在碟穆绰克设立的哨所撤出。一旦上述撤退完成后，印度准备在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不过会谈将不涉及全面的边界的解决，只涉及“国际边界”——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的次要的、细微的调整。
北京在九月十三日的复照中指责印度在“寻找借口拒绝……讨论边界问题”，指出印度在西段的军事行动变本加厉，印度的政策，即尼赫鲁所说的双重政策，等于“假谈真打”。如果真想谈判，中国是欢迎的；但是“打，中国是要抵抗的”。北京再次提出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提出的建议，即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极力主张两国政府应该迅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中国政府正式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从十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这种讨论。有关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双方看来在再次进行讨论问题上有所接近。然而双方所建议的讨论内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是关键性的。
九月十九日，新德里表示同意按中国提议的日期在北京开始会谈——不过要进行的是印度所建议的会谈，而不是中国所建议的会谈。新德里的复照说，“印度政府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举行进一步的讨论来制定恢复近年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西段状况的措施，并且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表示接受印度的提法，就可以安排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谈。这时，旁遮普联队已进入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但印度的建议只是谈西段问题；印度根本拒绝讨论东段问题。
十月三日中国答复时，克节朗河一带的形势变得象西段一样紧张。中国认为印度的建议，即“中国从自己的大片地区撤退，然后才能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中国方面说，他们反对会谈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并不反对讨论印度方面可能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他们因此建议印度代表在已经协议的十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方都同意讨论对方愿意提出的边界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且明白表示中国会提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问题。这样，如果中国的建议被接受的话，两种迥然不同的会谈可以并在一起。
印度政府原来同意讨论从西段互相撤退的问题，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复照中甚至连这一点也翻悔了。照会宣称，“不在胁迫下或在不断的武力威胁下进行任何会谈和讨论”。只有在中国部队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确同意只谈双方从西段撤退的问题之后，印度才能谈判。中国把印度这种态度描述为“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利用对东部边界进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麦克马洪线列入会谈的范围，从而导致成为全面谈判。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它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绝不能重新谈判，所以，他们拒绝讨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印度的公众对政府迟迟不能使麦克马洪线不容侵犯的诺言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由于这种不满，舆论更加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任何会谈，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国重新会谈，不管新德里的说法如何，舆论肯定会把这事看作是对中国的姑息，从而对政府进行猛烈抨击。八月间，北京曾撇开印度提出的先决条件，而采纳新德里关于双方进行讨论的想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