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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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亲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况，因为中国部队并没有企图隐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要照样进行里窝那作战行动，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开始行动。他将命令第七旅去进攻的敌人，在人数上至少与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备上要强得多，而且占有巩固的防御阵地。而他却要他的这个旅在取得当时要发动进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弹药和后备给养之前就发动进攻。这就象是要手中没有拿着弹弓的大卫去打戈里阿斯　＇　译者注：大卫（David）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传说他当国王前，曾用弹弓和石块杀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国的巨人戈里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冲锋　＇　译者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国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因指挥错误，造成重大伤亡。后来英国诗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写了《轻骑兵旅的冲锋》一诗。作者在此处把印军第七旅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比作轻骑兵旅的冲锋。　＇　。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章多是一个很好的防御阵地，空投区就在那里。所以，如果第七旅留在章多不动，至少该旅的大部分可以就地得到给养而不须从很远的地方运到下面的河边去。正如考尔后来形容的，克节朗河对印度部队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低洼的陷阱”，但他还是把更多的部队送进这个陷阱。十月九日，那两个营到达河边一线（从章多到河边虽是下山也要走一整天），并在第三和第四号桥的周围进入阵地。　　
　　十月九日，考尔透露了他的意图。他对普拉沙德、达尔维和其他军官说，尽管存在着他现已亲眼看到的困难，但他也还是只好不惜任何代价在十月十日采取一些行动，因为十日是内阁可以接受的最后的期限。接着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第二天开往拥错山口（Yumtso　La），该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一英里，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比塔格拉还高。他还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印度部队采取这一行动将能占据塔格拉山脊的顶峰。如果在那里有一支强大的、并得到充分给养的部队，就将使在山脊南面的中国阵地无法防守。但在事实上拉加普特联队行军的路线在中国部队火力线之内，因此可能在中途就被消灭，即使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也一定要饿死或冻死在那里，因为给养根本送不上去。当时听到这个命令的军官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象他们一样，考尔这时对印度部队的状况也是一清二楚的，对中国阵地上的雄厚力量也是能够看到的。然而他竟然把一个营的兵力投进一项中国部队势必对之作出强烈反应的行动中去——中国部队一再警告说，他们不允许任何印度部队过河。事后，达尔维回忆说，“大家听了考尔宣布的命令后，都目瞪口呆”；“……考尔将军先是露出一个提着兔子耳朵的魔术师那付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显出轻蔑的神态，似乎是要看一看哪一个敢于怀疑他的命令。”　　
　　达尔维和普拉沙德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在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也得不到给养；而且印军如不给以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整个营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整个营的行动。侦察队的目的地是僧崇。　　
　　于是约五十名旁遮普士兵组成的侦察队在十月九日中午前后过了河，天黑前到达僧崇。侦察队长派一个班带着一挺轻机枪去到山脊，从侧翼进行掩护。旁遮普士兵去僧崇的途中，中国部队没有进行干预，当晚也没有攻击他们。当天考尔接到塔帕尔发来的一份电报，重申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考尔自然是趾高气扬，而那些曾经警告说中国一定要作出反应的军人，却象普拉沙德以后说的那样，当时感到自己是“大笨蛋”。那天晚上，考尔又口授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其中说，他“以果敢和机智的战术”，出敌不意，弥补了他的部队所面临的困难重重的不利条件，并在执行把敌人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任务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他报告说，他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占领山峰——这里指的是从僧崇派去的那个班。这份电报里完全没有提到不祥的预兆。考尔描绘了现场的情况，说到他能多么清楚地看到敌人；说他同下属指挥官们开会时，河对面的一个中国阵地上打过来两发自动步枪的子弹，他揣摩着这也许意味着挑衅，也许只是为了扰乱印军，再不然也许是对方胡乱打枪。他接着叙述道，不管怎样，有一个锡克士兵从离发射子弹处最近的印度阵地上站了起来，他背着轻机枪，抹一抹胡子，向中国部队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向他开枪？考尔报告说，当天他曾召集军官们，给他们打气，发现他们全都情绪很高，他向他们保证他将同他们呆在一起，一直到作战行动结束。　　
　　第二天早晨，拉加普德士兵们集合起来，开始向通往拥错山口的路上的几座桥梁移动。这是十月十日，考尔遵守他自己规定的期限。但是，在这时候中国部队终于反击了，不仅一举粉碎了他要赶走中国部队的计划，而且粉碎了印度制订前进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整个处理方针的前提。考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天亮得很早。四点半左右，我已起床，我的勤务兵正在烧水冲茶。我把镜子挂在第四号桥上面靠近我的掩体的树叉上，正在刮脸，这时，我听到河对面猛烈的射击声。”整整一个营的中国部队走出阵地，根本不把沿河的印度部从放在眼里，迅速地冲下山脊，形成对僧崇进攻的阵势。与此同时，重迫击炮也开始向印度阵地轰击。　　
　　如果说考尔有点沃尔特·米蒂　＇　译者注：见第二章注　＇　的味道，这该是他的黄粱美梦转变为梦魇般的现实的时刻了。黄粱美梦是指挥军队打胜仗。可是现实是：只有一小股印军在仅仅一英里以外的山包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到中国部队的数目远远超过印度部队，将近二十比一；凶猛的迫击炮构成了火网。达尔维事后说考尔当时对他惊呼道：“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考尔后来追溯这个时刻说道：“说老实话，我那时才完全理解我们陷入困境的全部含义……我想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在这一战区所面临的整个局势。”　　
　　考尔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了达尔维。他同达尔维和普拉沙德商量后，决定他应当亲自去向尼赫鲁汇报，并坚持要普拉沙德与他同行，离开克节朗河一道前往新德里。他同意普拉沙德和达尔维的看法：赶走中国部队是妄想，第七旅应当从克节朗河撤到它能够守得住和得到给养的阵地。但是，他并没有授权下级把这种战术性的行动付诸实施，以便使大部分部队得以脱身，只在印度的主要哨所周围留下少数掩护部队。相反，他下令说，在新德里作出决定之前，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暂缓，但第七旅仍应坚守沿克节朗河和在章勒的阵地。　　
　　中国军队对在僧崇的印度部队的第一次进攻此时已被击退。中国部队显然没有察觉有一个班的印度士兵从侧翼掩护着僧崇的阵地，因此他们集中兵力进攻时，遭到正面的射击，伤亡很大。如果中国人原来还有怀疑的话，那末现在他们一定很快就认识到：这些印度兵虽然服装褴褛，装备不足，他们仍然是熟练的、果敢的士兵。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请求在河边的迫击炮和机枪给以火力掩护，以便使他的部队从绝境中脱身，但是为达尔维所拒绝。当时达尔维的处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挥机枪手的军官一再请求他准许他们向中国部队射击；旁遮普联队要撤到河边来需要火力掩护。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这场小战斗，中国部队就会把它全部消灭。达尔维不能冒丢掉全部兵力的危险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队。　　
　　当中国部队加紧进攻时，达尔维命令旁遮普联队脱离战斗，撤到河边。中国部队让他们撤离，在这些幸存者过桥去南岸时也没有对他们开火。这次行动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踪，十一名受伤；中国方面说他们自己伤亡三十三名。中国部队以正式的军礼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战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尔在途中又拍电报给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准许他亲自回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他要求必须在尼赫鲁预定十月十二日去锡兰之前见到总理。　　
　　僧崇这场小战斗确实有严重的含义。中国第一次强有力地抵抗印度向前推进的行动；他们以重大兵力和坚定的决心进攻了印度建立的一个阵地。对僧崇的进攻，说明印度前进政策的根本信念——中国部队决不会蓄意地坚决进攻印度部队，倒是会在摊牌时自行退却——是虚妄的，而这种信念就是印度军队之所以出现在克节朗河和西段的各孤立哨所的理论根据。　　
　　考尔在哈东山口下面辗转不安地过了一夜。他象部队里的许多人一样，由于在他所未能适应的高地上过分劳累，现在肺部有了毛病。这次又不得不把他背过山口。在最近的降落点上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等着把他送到提斯浦尔去。他在当天，即十月十一日晚上约八点钟到达新德里，刚好赶上参加在印度总理官邸举行的会议。　　
　　这次会议似乎是迄今为止在新德里举行关于边界危机会议中出席人员最全的一次。会议由尼赫鲁主持，到会的文官有梅农、内阁秘书、外事秘书和国防秘书以及其他官员，军方出席的有塔帕尔、森、考尔以及参谋局的军官们。空军参谋长也到会。印度现在显然面临着险恶的危机，但是尼赫鲁仍然不同内阁成员进行磋商，甚至也不同内阁的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　　
　　会议开始听取了考尔关于僧崇战斗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报告是绘声绘色的，富于主观想象的。在他第一个发言后，会议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就不清楚了。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即使想把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实况作片断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种不同说法中的共同点凑在一起。考尔描述了克节朗河的局势之后，会议请他提出建议，他并没有主张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议印度应当请求美国给予迅速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尼赫鲁显得有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考尔接着提议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据考尔自己讲，他当时的确曾建议把第七旅从克节朗河撤回到战术上较有利的位置。但是别的与会者都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当时的内阁秘书S。S。凯拉说：考尔建议“守住克节朗河的阵线，并固守章勒”，考尔还接着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过河去干一家伙，我将提出报告。”看来会上出现的一致的意见是要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当然更没有正式撤销这个命令。讨论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应当留在克节朗河还是应撤回过冬的问题上。军人们的意见似乎有分歧。塔帕尔和森主张部队仍留原处。考尔说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不管中国部队所占的优势，继续集结力量，发动进攻；第二，撤销进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阵线不动；第三，撤退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事实上，采纳让部队留在沿河一带的第二个方案是势所必然的。现在，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成败已关系到许多文武官员们的声誉。所以不能把部队的主力撤回来，那样就会明显地表示放弃这一行动。根据许多人的叙述，尼赫鲁对在场的军人说，这样的决定应当由他们来做，叫他们把意见统一后向政府建议该怎么办；塔帕尔和森第二天早晨对梅农讲，第七旅应留在原地。这种说法也可以从尼赫鲁本人的讲话里得到证实。印度惨败之后，尼赫鲁对议会说，军事上的重大决定是“在政府同＇陆军＇参谋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高级军官进行充分磋商并根据他们的内行的意见作出的。关于陆军在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间不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前沿阵地撤出的决定，更是如此。”总理在另一处也提到，有人告诉他，前方指挥官们希望把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尼赫鲁告诉议会说，文官当局并没有命令军人们“在情况不很有利的地方固守下去”，“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就印度处理边界争端的军事方面而言，看来尼赫鲁一直是很注意让军人们自己作决定，至少他一定自认为他是在让他们自己作决定的。但是，由于尼赫鲁本人长期以来公开宠信考尔，因此助长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歪风邪气。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所打交道的不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班阿谀奉承的人。因此，当他希望得到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决定时，他所听到的只是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他愿意听到的意见；而他又向他们保证中国不会“大干”，这也就给了军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政治指导。这种互相欺骗的行径就使得十月十一日的会议作出了第七旅应留在原地的决定。　　
　　第二天早晨，尼赫鲁去锡兰作三天访问——一切如常。他特别注意不暗示在边界上正在发生很富有戏剧性的或危急的情况。他一向是愿意同记者接触的。所以他在机场上同记者们说了几句，当然这就成了一个临时记者招待会。到那时，政府证实中国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消息已有一个月了，半个多月前报纸就报道了陆军已奉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