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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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使这种打击奏效，就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对中国说来，仅仅拔除印度按照其前进政策在西段设立的四十个左右的小哨所，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改变它对谈判的态度，而且在印度一旦感到有力量再次向前推进时，西段又会遭到骚扰。印度对中国的真正挑衅是在西段。然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进行声势浩大的、毁灭性的报复的机会，只存在于东段，在于强有力地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争议地区里去。所以，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下采取的行动，绝妙地适合中国的需要，因为是印度的行动挑起了中国的报复，而印度寻衅的地点又恰好选择在中国若进行有效的报复就必须来个全线出击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九月八日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是不是一个圈套，有意要把印度军队引到他们后来所采取的那条道路上去呢？
按照中国的观点，他们对多拉哨所采取的行动，与他们在西段对他们认为是设在自己境内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他们在多拉哨所面前摆开优势兵力——虽然只有大约六十人，而不是印度所说的五、六百人——催促人数不多的哨所驻军撤走，同时就印度“新的入侵”，将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新德里发出了警告。多拉哨所无疑地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假如中国军队是在该线以南同印度军队进行这种对峙，那显然是一个圈套；但是当时即使印度方面也没有指控中国越过了该线本身，东段的冲突是印度单方面修改该线，将该线往北移动而引起的。当西段的印度哨所被围困时，印度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既然如此，中国怎么能估计到他们对多拉哨所施加压力就会引起印度军队在当地大规模的集结以发动进攻呢？印度的这种反应是不合理的，因此，看来并不是中国所能预料到的。
最接近实际的结论是：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十之八九并不是圈套。不过还有一点疑问：从印度设立这个哨所到中国作出反应之间，相隔有十个星期之久，这是很奇怪的。中国方面没有马上得悉这个新哨所的设立，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如此。那么，迟迟不作出反应，在九月份里对多拉哨所迟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有意的？这个问题只能作为悬案。
不管怎样，当印度把在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升级为双方的意志与力量的较量时，北京一定看到这种做法给中国提供了大好机会。印度以自己的行动把紧张局势扩大到东段（在此以前东段在表面上还是安静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越过麦克马洪线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
北京到底在什么时候作出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根据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来判断，中国军队起码从十月初起就在集结。但这不一定说明那时北京已下了攻击令。作出决定的日子看来很可能是在十月中旬，在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十月六日，新德里突然停止交换关于双方会谈讨论边界形势的照会；十七日，印度方面看到在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为发动进攻积极进行准备。
十月十一日在尼赫鲁官邸举行的会议议而不决，这种状况也反映在对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出现了混乱和矛盾。是要为立即重新执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继续进行准备呢？还是说可以把第七旅的大部分从克节朗河地区撤回，在他们可以得到给养的阵地上过冬呢？十月十三日考尔回到提斯浦尔的军部时，告诉部下说：他没有能够使政府认识克节朗河地区局势的实际情况，因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仍然有效，必须执行。然而，塔帕尔将军的理解则是里窝那作战行动要推迟，因为几天之后他叫东部军区估计一下：来年春天开始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时需要多少部队和给养。
随后的九天里，争论不休，无所适从。有关的档案记载十分混乱，事实上使人感到，事到如今，人们故意要把纪录搞得含糊费解，以便一旦灾难降临，可以有所推诿。梅农、考尔和参谋局仍然希望能够设法把中国部队赶回去，而且下了决心不从克节朗河撤退。自从中国包围多拉哨所以来，梅农一直坚持采取迅速行动把中国部队赶回到山脊的另一边去。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的真正劲头大部分始终是来自梅农和文职官员，由塔帕尔不算热心地而森比较热心地传达下去，由考尔接过去并予以大力支持。这时，梅农关于及早采取坚决行动赶走中国部队的公开诺言甚至比尼赫鲁的诺言还要明确。十月十四日，他宣称：“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且在拉达克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如果让大部分军队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就会暴露这些诺言原来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当议会复会时，公众的失望必然首先会集中发泄在梅农身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考尔也许诺过把部队留在沿河一线。想当初，他担任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想把中国部队赶回去，大吹大擂，何等威风；而如今，如果政界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听到的不是期待已久的来自塔格拉山脊的凯歌，而是部队撤退时的啜泣，那就会重新掀起一阵要他滚蛋的强烈呼声。至于参谋局，考尔是他们的局长，他们是继续同他合作的。所有有关人员自然很了解，假如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外界马上就会知道。即使北京不首先宣布这件事，在新德里消息也会泄露出去。
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前方的人员则大叫“后退！”达尔维准将和普拉沙德将军都知道，从后勤支援来看，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过冬，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还是派了增援部队给第七旅，从而使得给养的问题更加严重。十月十二至十四日间，另一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抵达克节朗河，他们是从新德里调来的，因此既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又疲惫不堪，而且装备也跟别的营一样糟。后来几天里，又来了四百五十名左右脚夫。他们都没有带口粮和冬衣，因此就要给更多的人开饭、发衣服。到那时，印度这边共有约三千人，其中二千五百人是军队的官兵。冬衣和帐篷只够供应二、三百人，其他人依旧穿着夏天的军装，斧子和挖掘工具也很缺乏，只好用树枝或降落伞的材料勉强搭成住处。十月十七日，河谷里下了第一次雪。接着有一些迫击炮从山口那边运到这里来，还用降落伞投下了四门伞兵用的野战炮，不过弄到手后只有两门能用。炮手是从亚格拉的伞兵旅直接调来的，他们行军爬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一路上由于不习惯高山地势和挨了冻，死亡不少。
十月九日以后，开始压缩部队的口粮，但尽管如此，口粮也只剩下了两天的储备。糖、盐、火柴都没有。上面派来更多的较大型飞机给部队空投物资，但供应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较大的美制包裹式运输机（Fairchild Packets） ＇ 投笔从戎注：飞行车厢，美国费尔柴尔德C…119军用运输机。 ＇ 不能飞得很低很慢，所以物资能投中章多那块狭小的空投场的机会不多。这种飞机每天能够空投的时间也有限制，只是从拂晓到大约九点半为止，九点半以后空投场就被浓云遮住。许多投下的东西找不到，或者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而坠毁了——为了节省外汇，陆军多年来都把用过的降落伞回收修理和重新装置，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投下的物资只能找回百分之三十。当然，第七旅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止是找回空投的物资。这些物资找到后还要用人力从空投场背下三千英尺的陡坡，运送给沿河的部队，而那时部队的阵地已经大大延长，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走七天之久。当脚夫的老百姓不断逃跑；军队本身的工兵如果不发给他们食物和冬衣也拒绝运送物资。
把部队置于这种境地，让他们与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对阵，这是荒谬的、有罪的；把他们留在原地渡过大雪纷飞、气候在零度以下的冬季，简直就是叫他们一直受风雪和疾病的严酷的折磨，而不要多久就会挨饿至死。在战争时士兵也能忍受这些而去作战的；但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政治游戏。
十月十二日，第七旅接到考尔的命令，重申部队应留驻原地。同日他们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尼赫鲁肯定他们仍应执行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命令；据达尔维讲，十月十六日上面告诉他说，国防部长已向军队交代：十一月一日是内阁可以同意的完成作战行动的最后期限。 ＇ 注：在陆军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个新的期限。可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要达尔维提供证据，而且第七旅的档案材料也已毁掉，或者是在溃败时丧失了。由于当时命令是口头传下去的，没有用书面形式加以重申，因此关于这一指示没有档案可查，是不足为奇的。拿达尔维写的书《喜马拉雅的失策》中的叙述与陆军的报告里搜集的材料来对照，表明达尔维的纪事是细心的、准确的。 ＇
前方的军官认为第七旅的大部人员应当撤回来，这种主张得到了第四军一位举足轻重的参谋官员的大力支持。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在书面意见里有力地指出，把这个旅留在克节朗河地区是办不到的。他极力主张把克节朗河地区的部队减少到一个营，并且集中到在战术上能接应多拉哨所的阵地上。其余三个营应当撤回到伦坡过冬和重新装备。这种意见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六个星期前的建议几乎完全一样。
在第七旅应当留在克节朗河地区，还是应当撤走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里面，还包含着章勒的问题。这个地方是在克节朗河的河源（一个小湖），有一个牧羊人的草棚作为标志。军部仅有一份根据不按比例的草图画出来的关于这个地区的详图。在这份地图上，章勒距离多拉哨所约两、三英里，而事实上走路要走两天多。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地图把章勒画在不丹境内。然而印度陆军奉命不去理睬印度、不丹那一段边界，就如他们早先不去理睬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一样。（不丹统治者的一位代表及时拜访了第四军军部，对印度军队越境表示不满。 ＇ 注：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国王一再拒绝印度要在该国驻军以资防御的建议。不丹和印度之间并没有防御条约。关于不…印关系的条约只规定不丹的对外事务受印度指导。 ＇ ）章勒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因为经过那里可以从侧翼迂回到塔格拉下面的中国阵地，达尔维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局部作战行动而制订的临时方案中规定，印军出击时应经过章勒开到僧崇。他在乌姆拉欧·辛格的支持下，强调指出在真正开始作战行动之前，暂不要对章勒采取行动，以免失掉出敌不意的效果。可是森将军否定了下级的意见，在十月初他下令派一个连去占领该地。中国方面就很快派出部队控制了这一通道。
当考尔离开克节朗河去向尼赫鲁汇报时，他命令要守住章勒的阵地，除非是中国对该地施加压力，如果那样，普拉沙德将军可以相机行事，把部队撤走。然而几天后考尔变了卦，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章勒。但达尔维、第四军的K。K。辛格准将和普拉沙德却都极力主张从章勒撤退，因为要维持这个阵地，会给总的补给问题增加严重的额外负担。达尔维是这样描写给章勒运送给养的困难情况的：
从第四号桥去章勒，有无法通过的悬崖峭壁，因此没有直达的路。我们被迫经由章多绕道前往。到十月中旬，要在结冰的小道和很滑的斜坡上走，这样往返一次的时间增加到五天，要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给养是划不来的，因为运送的人自己就要带上十天干粮……大多数脚夫在途中把运去的物品陆续扔掉，而比较刚强的脚夫所运去的物品数量也很少，根本不值得派他们去走这一遭……由于天气奇冷，章勒高达一万五千五百英尺，往返章多与章勒之间的所有脚夫都要发给能在下雪天穿的服装。要设法使那里的部队和脚夫能防御严寒，否则他们就会冻死。唯一的办法是让克节朗河地区的守兵脱下衣服来，送给章勒的守兵，使他们能穿上最低限度的御寒服装。这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但是考尔固执己见。梅农、文官们和陆军总部看来也都认为守住章勒的阵地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十月十七日，梅农、森和考尔在提斯浦尔举行会议，重申必须守住章勒。他们命令达尔维再派一个连去增援已经在那里的一个连。固守章勒并增派驻军的做法，终于使第七旅后来非垮不可，因为这种做法使供应能力负担过度，无法支持下去，并且使沿河的兵力空虚，沿河一线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不堪一击。
第七旅的处境就这样越来越坏。与此同时，考尔在克节朗河所得的肺部毛病并无起色。到十月十七日他发烧了，呼吸困难，全身不适。第四军军部的军医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和操劳过度而加重了支气管过敏症。当晚考尔的病情似乎不断恶化，就通知了陆军总部。印度政府的首席医务顾问立即从新德里前往提斯浦尔为他治疗。这位医官在十八日清晨赶到，经他诊断考尔的病情比所说的还严重，虽然提斯浦尔有一所设备很好的军医院，病人还是要马上乘飞机去新德里治疗。考尔亲自打电话给塔帕尔将军后获准再次返回首都。据考尔说，森将军也准许他离开作战地区，但森却坚持说，当他获悉考尔已到达新德里后，他才知道他的这位军长因病离开了前线——这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这类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考尔在十月十八日到达新德里后并没有进医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病并不严重，这可从他没有放弃第四军军长的职务这件事得到证实。他的床上铺满地图，手边有几部电话，继续对克节朗河地区部队发布详细的调动命令。他双管齐下，一面直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挂长途电话，一面又通过陆军总部的电讯系统发电报。
十月十八日晚，考尔下令再派两个连去加强章勒，其中一个连部署在第五号桥，另一个连派到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巡逻。当普拉沙德将军向达尔维（口头）传达这个命令时，中国部队对第七旅阵地的全面攻击显然已迫在眉睫。达尔维愤怒地表示反对。普拉沙德本人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他还是把达尔维的反对意见转达给躺在新德里约克路五号卧室里的考尔。考尔的答复是，章勒兵力必须加强，同时威胁说，不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普拉沙德把这一警告传达给达尔维，还说，如果达尔维和他的营长们再对增援章勒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他们将受到军法审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动加紧了。连日来他们加速储存物资，使用了成百匹小马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