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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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至矣尽矣。当年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之间的际遇也不过如此啦。
一般说来，但凡正派和有出息一点的中国读书人，一生中期盼的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头悬梁、锥刺骨，一生只为这一天。他们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头脑，没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没有“天下王侯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我一个”那种人类觉醒后的气概。他们之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讲究的却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讲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讲究若以国士遇我则必以国士报之，讲究虽千万人吾往矣，讲究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
作为大清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对于皇太极、对于大清国，也算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了。从后金汗国到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当时中国历史的每一步重大发展，似乎都能看到这位范章京的影子。袁崇焕的死，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但最初的那个反间计，可能就是他帮皇太极出的坏主意。皇太极死后，范文程在历史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为多尔衮指明了方向。平心而论，这封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恐怕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果没有这封信，那帮子满清贝勒、大人、老爷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在努尔哈赤的铁血政策下，太多辽东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读书人为了逃避屠杀，隐名埋姓，沦为奴仆。皇太极下令，以科举考试的名义，在这些奴隶中选拔富有学识的人。并严令不许任何王公亲贵阻拦他们手下的奴隶参加考试。结果，数百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被充实进各级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前清时代的名臣，如宁完我等人。
发生在祖大寿身上的故事则应该算是另一类典型——
与北宋末年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自己也成为优秀军人的老种经略种师道一样，帝国著名将领祖大寿，则出身于大明晚期的祖氏家族。这也是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帝国优秀的高级将领中，好几位都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那位当时威名赫赫、备受尊敬，后来名声又坏到了极点的吴三桂，也是祖大寿的外甥。
走向智慧之宫（6）
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皇太极对祖大寿很欣赏，可能是惺惺相惜，也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祖氏家族的军人们看。
大凌河保卫战中，祖大寿弹尽粮绝，不要说军马，全城军民连草根、树皮、皮甲都吃光了，木头、柴禾也烧光了，后来已经开始用死人骨头当柴，烧着吃老人和孩子了。为了保全追随自己的一万多军民，祖大寿硬着心肠杀死一位誓死不降的助手何可刚，投降了皇太极。然后，又欺骗皇太极，说是要回去招降自己的部下亲族，皇太极同意了。结果，祖大寿跑回明军防地锦州后，再无下文。十余年过去了，在松锦大会战中，祖大寿又一次弹尽粮绝，再一次落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依然给予了这位虽然欺骗过自己、但确是一位好汉的败军之将以极高礼遇。
当时，两次和祖大寿在一起的还有副将祖泽远。祖泽远面对皇太极，恐惧至极，因为他不但上次违背诺言，和祖大寿一起欺骗了皇太极，而且，在后来两军对阵时，还曾经专门将炮口对准了皇太极轰击。皇太极对于惶恐得要死的祖泽远表现得挺大度，说：“你明知道是我，还要对我开炮，的确是太对不起我，太过分了。不然，我也不会说你。我对人有什么看法，总是要在心里反复掂量，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过去了就再也不存在心里。你年轻，以后好好干吧，就算是报答我了。”据说，祖泽远感动得泪流满面。（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七年五月。）
这种事情，说说容易，口头上似乎谁都不难做到，若事到临头真的要去做时，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天聪四年，即公元1630年、大明崇祯三年，攻打永平就是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们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走向智慧之宫（7）
观察古、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可能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基，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逃来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十数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由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延续到满清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始于努尔哈赤时代的恶声恶气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
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曾经数次有过出兵朝鲜的动议，最后均未实施。最重要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二是没有现实利益上的压力和考虑。如今，和袁崇焕议和，解除了战略上的顾虑，王公贝勒们又正因为逃人的损失怨气冲天，此刻出兵朝鲜，立即可以得到这帮家伙的好感与拥戴，真正做到顺天应人，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大约这是皇太极将自己继位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锁定在朝鲜的原因。而且据说努尔哈赤临死时，也曾经嘱咐那几大贝勒，要把解决朝鲜问题放在第一优先考虑。
另外一个原因，对于皇太极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长期以来，朝鲜国王一直允许明朝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物资、粮草、军事装备上很慷慨地给予支持。而后金汗国但凡想向朝鲜通融点什么时，朝鲜全都推三阻四。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大将毛文龙率部所驻的皮岛，距离后金汗国简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龙不停地在东部侧后翼出兵袭扰，甚至时不时就会打到距离沈阳只有百十里地之处。打完后，便登舟扬帆而去。致使后金汗国多年不敢专心致志地向西前进。（《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此次，皇太极重拳出击，就是希望一石二鸟“两图之”，既制裁朝鲜，又打击明朝毛文龙的部队，捎带着安抚笼络自己人的心。（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并用掠夺来的物资，缓解经济上的窘迫局势。这一点，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战争结束后，双方已经约为兄弟之国。阿敏仍然纵兵在朝鲜大肆抢掠。其间，皇太极曾经给过他一封急信，表现出后金汗国对物资的极度需求。皇太极在信中殷切叮嘱阿敏，赶快清点抢来的粮食数量，以便派人前去搬运云云。可见，其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抢劫便很难维持的地步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继位四个月零八天，刚过完春节，皇太极就派遣三万大军，在堂哥阿敏等率领下，征伐朝鲜。
此时的朝鲜，其内政不修的程度，和其铁哥们儿般的坚强盟友大明帝国恰相仿佛。从打完萨尔浒大战开始，朝鲜国内的有识之士就预见：未来，朝鲜在努尔哈赤那儿会遇到大麻烦。无奈，朝鲜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开始时，朝鲜毫无准备，他们可能寄希望于大明朝如三十多年前的抗倭援朝一般，再来一次抗金援朝。
走向智慧之宫（8）
孰不知，此时的大明朝早已不是彼时的大明朝。如今，大明帝国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力量照顾别人？其实，大明朝应该比谁都懂得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也应该比谁都清楚，没有人能够像朝鲜那样连自身安危都不顾，坚定地相信并站在自己一方，给予了后金汗国极大的牵制。可是，他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有在经历过这种情势之后，人们才会辛酸地明白，一个残破而腐烂的大国，将会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全心全意信任自己的兄弟们。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了。
而朝鲜自己，此时也腐败得可以。国王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称病在家，要不然就给自己找到了海岛、山城之类的差使，史书记载说：这帮家伙纷纷抢占了“便安自全”之地。而那位受命抗敌的大臣，则在接受任命，向国王辞行之后，走了七天，才走到离京城并不太远的开城。（《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
这场战争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没有什么悬念，大体上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类词形容。朝鲜自己的史料以一种似赞叹、似犹有余悸的口吻记载道：八旗“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长驱直入，除了表明这个国家腐烂的程度之外，很难说明其他东西。
三月初三日，两国按照满洲习俗，举行了会盟仪式：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自装在容器里，然后焚香，双方各自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焚烧给上天，把祭品深埋入大地。誓约中，双方约为永远的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要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要将后金汗国的“逃人”如数送回去；春秋两季和元旦，朝鲜弟弟要向后金哥哥纳贡，后金哥哥则需给朝鲜弟弟回礼等等。
这个兄弟之约十分勉强，双方可能在盟誓时，就在想着怎样违背誓约了。但是，过去，皇太极面对大明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朝鲜；面对朝鲜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大明。如今，通过这个哪怕只是徒有虚表，但却远胜于无的盟约，在面对朝鲜的一翼，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近十年无战事的时间。
当时，后金汗国的领兵主将阿敏烧杀抢掠已经成癖成瘾，明明双方已经结成兄弟之邦，他这个做“哥哥”的却以自己并没有亲自参加该盟誓为理由，下令部队在“弟弟”的土地上大索三日，就是命令部队连续烧杀抢掠三天的意思。然后，带着“弟弟”的财物、牛羊、妻子女儿胜利返乡。回到沈阳后，阿敏把一个从“弟弟”那儿抢来的漂亮朝鲜女孩儿，送给了自己真正的汗王弟弟，过了没几天，又觉得实在舍不得，想跟弟弟要回来。搞得皇太极也觉得好生无趣，说：哪里可以因为一个女子而影响了兄弟情分？于是，下令把这女孩儿嫁给了一个作战勇敢的青年军官，弄得阿敏大发雷霆又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则满腔悲愤，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好好对待过这个蛮不讲理又惹不起的大哥。八旗兵撤走后，他们似乎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哥哥”似的，既不遣返“逃人”，也没断绝和明朝的来往，纳的贡不是种类不全，就是数量不足。那一年，后金汗国是个灾荒年景，十二月，皇太极派人去朝鲜传达谕旨，要他们低价出卖粮食，帮助归降的蒙古部落度荒。朝鲜哼哼唧唧拖来拖去，费了极大的劲儿，最后终于平价卖出了一千石粮食。而在此前后，供给驻扎在朝鲜的明朝军队时，国王虽然也不是特别痛快，却也一次就无偿拿出了一万石。和皇太极结成兄弟之邦后，朝鲜国王照旧允许明军在朝鲜屯垦，并拨给船只，供应粮食。而皇太极派来和国王商量借船借粮的使臣，连续三天见不到国王，直到最后，两样东西一样也没借到。后来，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举兵叛乱，航海前来投奔后金汗国时，朝鲜竟公然出兵帮助明军截杀叛军。
公元1627年，是为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这一年，大明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去，由于没有子嗣，由他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当年九月，朝鲜国王就向刚刚继位的大明皇帝通报了与后金汗国盟誓的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形容成是“羁縻之术”。意思就是说：为了制服野马，既要给它套笼头，也要给它喂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