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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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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阅读大明朝的邸报,对大明帝国君臣瞒上欺下的一套了如指掌。在频繁的博弈互动中,皇太极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袁崇焕并没有将他与自己和谈的情形完全报告给皇帝。对于袁崇焕来说,皇帝授予了他处理辽东事务的全权,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而对于皇帝来说,虽然给了袁崇焕这种权力,却又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此,皇太极几乎分毫不差地拿捏着帝国官场、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心理。最终,将袁崇焕送上了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他那看似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简单一招中,包含了太多交手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几乎汇集了所有在中国形成悲剧的基本要素。给皇太极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范文程。这个人实在是太了解中国官场中人的行事品格,太了解他故国的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太了解我们帝国的帝制传统和皇帝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等文武官员。史书记载说,袁崇焕将前来传旨的使者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小帽来到朝廷。习惯上,帝国官员只有待罪在身时才会如此打扮。崇焕“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意思是说,袁崇焕先是在群臣面前耸人听闻地渲染敌人的声势,意图在于促成和议。见到皇帝之后也是如此。为此,皇帝安慰激励了他很久。他害怕皇帝英明,始终没有敢于把建议谈和的话说出来,只是坚持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城,皇帝不许。从后来发生的情形判断,袁崇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在。否则,他不会把皇太极派到这里来跟他议和的使者,带进京城。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再一次请求按照其他援兵的成例,允许自己麾下的将士进城休息,皇帝仍然不许。(谈迁《国榷》,卷九十。)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宁锦铁骑与八旗铁骑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数次受伤,只因身穿重甲方才免于战死。据说,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助手拼死格斗,一个八旗骑兵的大刀就砍到他的头颈上了。激战中,京营官兵据城观望,并不救援。而危急之中,那已经占了上风的八旗铁骑居然离奇地撤离了战阵。几天之内,在北京城下,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而且都是发生在八旗军与袁崇焕所部交手之际。这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了。
  当时,还发生了几件事,证实袁崇焕已经受到北京军民深重的怀疑。
  袁崇焕的主要助手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率军驰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他带来的部队和袁崇焕其他部下一样,被拒绝进城休整。而且,城头上的守城军民痛骂他们是贼,纷纷抛石块袭击,结果砸死了几个战士。祖大寿派遣巡逻的士兵,也被守城军民当成间谍杀死。他手下的将士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北京城下驻扎时,城上军民一度用大炮轰击,炸死了不少战友。”
  袁崇焕危矣。
  公元1629年即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激烈厮杀了一天的北京城下,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头上刁斗声声,城外八旗兵营里,除了巡逻兵和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一片沉寂。沉沉黑夜,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厮杀与阴谋。
  两个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就是在许多史书上反复提到的杨太监,另一个叫王成德。他们本来在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皇家游乐场里工作,前几天被八旗兵俘虏,如今由汉军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负责看押。此时,看押他们的将领出去了,两个俘虏在恐惧中难以入睡。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他们赶快装出熟睡的样子。高鸿中、鲍承先走进军帐后,警惕地来到太监身边,仔细观察他们是否睡熟。随后,二人压低嗓音议论说:刚才,汗王单独一个人走向敌营,和他们营里出来的两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现在才知道白天撤退是汗王的大计。看来,和袁崇焕的合约成功了,咱们马上可以进北京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8)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杨春与王成德趁敌人看守松懈,逃回北京。他们狂奔回皇宫,声称有重大机密要立即求见皇上。崇祯皇帝听完二人讲述后,认为与自己对袁崇焕的怀疑完全吻合。遂下定处理袁崇焕的决心。从而,揭开了整个晚明前清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幕。(《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再次召见袁崇焕等一干文武。会议开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劈头责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援兵逗留不进?为什么和皇太极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城下?为什么一再要求进入北京?为什么在袁崇焕的兵营里有皇太极的使者?袁崇焕事出突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皇帝随即下令捆绑袁崇焕,交锦衣卫镇抚司监禁。一位大学士看到皇帝竟然如此处置袁崇焕,颇为不安,叩头请求皇帝慎重,皇帝回答道:“慎重就是因循姑息,有什么用?”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史书记载,随袁崇焕、祖大寿驰援京师的辽东三军将士,在北京城下放声大哭。
  八个月以后,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在皇帝为此下达的圣谕中,历数袁崇焕的罪恶,说他阴谋叛逆,欺骗皇帝,危害国家,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而杀死大军统帅,导引大敌入犯京师,屯兵观望,暗藏敌人使者,坚请入城,居心叵测,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万恶之徒云云。(谈迁《国榷》,卷九十一。)
  袁崇焕从受到崇高而广泛赞誉、奉皇帝召唤出来重新工作,到他被捕入狱,时间不到一年半,到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刻,刚满两年时间。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家人受到了同样野蛮而严厉的处置,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死,十五岁以下者,发配给功臣为奴。朱由检作出上述判决后,群臣顿首称谢。朱由检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臣僚都认为,袁崇焕实在是罪不可赦。包括一年前那些给予了他崇高赞誉的人们。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可怕的官僚机器。
  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处死的八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没有什么人试图帮助他摆脱困境。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再到士绅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切齿痛恨,认为他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直到后来改朝换代之后,在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了他的冤枉为止。
  袁崇焕被杀前三十年,公元1600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的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据说,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罗马人民纷纷向他投掷石块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在一个缺少理性、宽容和智慧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中,那些民族优秀的儿女如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们,似乎只能有这样的命运。
  就这样,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多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9)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
  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薄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国家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国家。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了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1)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会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公元1629年,是为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满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傻小子,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
  被认为是国家干城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和同志们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到百孔千疮的全过程。速度之快令人目瞪口呆。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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