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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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晚在九点十五分晚祷之后就上楼休息了，但我们其他人都流连不去，不愿意打断这样的团契。每到不得不结束晚间的节目时，大家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有时当我们终于起身回到各人的卧房里去时，游西还会满怀希望地说：“唔！也许今晚会有演习！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没有吃奶油松糕了……”
第八章 阴云密布
虽然晚间愉快，但日间的生活则愈来愈紧张。我们的工作简直太大了：我们的人数太多；情报网又太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这种双重的生活算是侥幸瞒过敌人的耳目。外表上我们还是一个老钟表匠与他两个没出嫁的女儿，同住在他小小钟表铺的楼上。可是事实上贝雅古屋已经成为一个地下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活动甚至已遍及荷兰最远的角落。每天有几十个人从古屋中进进出出，携带情报，传递消息。迟早我们总要出纰漏的。
最叫我担心的是用膳的时间。每次用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以致我们不得不把椅子斜摆在餐桌旁。我们家的猫倒喜欢这样的布置。游西给它起了个希伯来的名字“玛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争食，勤捕鼠”，这真是名符其实。由于每张椅子靠得那么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着每个人的肩膀绕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且不时咪呜低吟。
人多得叫我担心。餐厅离小巷只有五级台阶高。任何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都能从窗外望进来。于是我们在窗口挂上一幅白色的窗帘，这样光线可以透进来，但室外的人却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当那厚厚的隔光帘子被拉下来后，我才能宽心一点。
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透过那薄薄的窗帘布，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钟以后，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对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实在没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来，稍微揭开窗帘的一角。
原来竟是娜莉家的老嘉琳！她呆呆地站在数尺之外，似乎给某种异常可怕的情绪吓得不能动弹。
我飞步下楼，打开侧门，把她拉了进来。八月的白天很热，但这位老妇人的手却是冰冷的。“嘉琳！你在这儿干嘛？你为什么呆站在那里？”
她啜泣说：“她疯了！你的姊姊疯了！”
“娜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们来了！秘密警察！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什么？或者有谁告诉了他们什么？你姊姊和安娜坐在客厅里。我听见她的！”她又哭了。“我听见的！”
我尖叫了起来：“听见什么？”
“听见她对他们说的！他们指着安娜问娜莉：‘这是个犹太人吗？’你的姊姊说：‘是的’。”
我觉得膝头发软。哦！安娜！那个金发、美丽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无缝的证件，她信任我们！哦！娜莉！娜莉！你要严守诚实的原则，如今却弄成何等的地步！我又问：“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从后门逃了出来，她疯了！”
我把嘉琳留在餐厅，把脚踏车推到楼下。一颠一颠地尽快驶往一里半路外的娜莉家去。今天华见道的天空不再比别处宽阔了。在波士安荷文街的街角，我把脚踏车靠着一根电灯柱停了下来，大大地喘着气，心好像要从口中跳了出来。然后我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人行道朝娜莉家的方向走去。除了一部车子停在屋前的街边外，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我走过那部车，继续往前行，那片白窗帘的后面寂静无声，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与它左右的邻舍完全无异。
当我走到街角时，我再转过身来。就在那一刻，屋门开了。首先是娜莉走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男人。一分钟后，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半拉半扶着安娜。安娜面白如纸，在她走到那部车子之前，有两次我都以为她会晕倒过去。他们上了车，车门碰的一声关上了。引擎声响起，车子很快地驶开了去。
我踏着单车转回贝雅古屋，一路上强忍着焦急的眼泪。很快我们便打听出，娜莉被解到街角的警察局里，拘留在后面一间囚房里。但安娜则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城中的一家老犹太戏院中去了，从那里大批的犹太人要转到德国及波兰的集中营去被毁灭。
那位驼背、憔悴的监狱清洁女工——美芝，如今成了我们与娜莉之间的联络员。过去我们对她说要回报我们的话一笑置之，如今则全靠她，我们才能与娜莉保持联络。美芝说，娜莉心情很好，时常用她甜蜜的女高音唱着圣诗和歌曲。
她出卖了一位朋友还怎能欢喜歌唱呢？每天早晨美芝将碧茜烘的面包带给娜莉。娜莉要那件在口袋上有绣花的蓝色毛线衣，碧茜也设法请美芝带去给她。
美芝传来娜莉的消息，是特别给我的：“厄运不会临到安娜身上。神不容许他们把她送到德国去。祂不会因为我顺从祂命令的缘故反叫安娜受苦！”
娜莉被捕后的第六天，电话铃响了，是毕伟的声音。“亲爱的，我在想你能不能亲自把那表送来？”
他是说有一个消息不便在电话中谈。于是我立刻骑着单车到爱登豪去。为了安全起见，我在身上带了一只男表。
毕伟等我进了客厅，关上门才说：“昨夜在阿姆斯特丹，有人偷进了一个犹太戏院，救了四十个犹太人出来，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孩坚持要让娜莉知道：‘安娜自由了！’。”
他用一只斜眼望着我说：“你懂得这话的意思吗？”
我一味点头，心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娜莉怎么晓得呢？她怎能那么有把握？
****
在哈林狱中拘留十天以后，娜莉被解到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毕伟说，那里负责监狱医院的德国医生是个仁慈的人，偶然也会安排一个机会，以健康为理由释放囚犯。我立刻动身到阿姆斯特丹去见他，当我等在他屋内的通道上时，心里一直在想，我能说什么呢？我怎样才能打动他的慈心呢？
通道上有三只黑色棕斑的大狗，不时过来闻闻我的手脚。我想起我们在脚踏车灯中曾高声朗诵过的一本书，书名叫“如何交友并影响别人”。作者卡纳基曾提出一种交友的技巧，就是先找出对方的嗜好。我在想，养狗的嗜好如何……
终于一个女仆出来，领我进入一间小小的客厅。我用德语对沙发上这位头发灰白的医生说：“医生，你真聪明。”
“聪明？”
“是的，你记得把狗带来。这样当你与家人分开时，它们就成了最佳良伴。”
医生的脸立刻发亮。“那么，你也喜欢狗？”
我唯一知道的狗是傅利斯以前的那两只老虎狗。“我最喜欢老虎狗，你喜欢老虎狗吗？”
医生热烈地说：“人们都不晓得，其实老虎狗是很有感情的。”
约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只谈着狗。我搜索枯肠，尽量找出我以前所听过和读过有关狗的资料。突然医生站了起来：“我敢断定你不是为了谈狗而来的，你有什么事吗？”
我正视着他的眼睛。“我有一个姊姊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监狱里。我在想，是否……她身体不好。”
医生笑了笑：“原来你对狗毫无兴趣。”
我也笑着回答说：“但我现在有兴趣了，只是我对我姊姊更有兴趣。”
“她叫什么名字？”
“娜莉·华登。”
医生出去了一下，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本褐色的笔记本。“是的，她是新来的囚犯，告诉我关于她的事。她为什么入狱？”
我冒险告诉他，娜莉是因为藏匿一个犹太人而被捕的。我又告诉他，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如果无人在家照顾他们，这可能要负累国家（只是我没告诉他，她最小的孩子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唔！我会试试看。”随即走到客厅门口，示意要我告辞。
在回哈林的火车上，我心中甚觉欣慰。这也是我自娜莉被捕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刻。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过去了，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于是我再回到阿姆斯特丹。我对医生说：“我是来看你那几头狗的。”
但他显然不欣赏我的幽默。只是一本正经地说：“不用再来找我了。我知道你的兴趣不在狗，你要给我时间。”
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等候。
****
九月里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十七个人挤在餐桌旁。突然坐在我对面的尼斯面色发白。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之一，是来报告老嘉琳已经安抵阿克玛城北的一个农场。
尼斯以正常的口气低声说：
“不要回头，有人从窗帘顶上朝我们看。”
在窗帘顶上！那绝不可能。除非是个十尺高的巨人。立刻桌上鸦雀无声。
尼斯说：“他站在楼顶上，正在洗窗子。”
碧茜说：“我没有叫人来洗窗子。”
不管他是谁，我们决不能呆坐在这里，好像做了坏事一样的一声不响！游西灵机一动，立刻开声唱：“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大家也随即醒悟过来，跟着一同高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公公……”歌声还荡漾在贝雅古屋中时，我已走出侧门，站在梯旁，抬头望着那个手提吊桶和拿着海绵的工人。
“你在这里干嘛？我们不要你洗窗子。特别是在开庆生会的时候！”
那人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头，仔细地看了一遍说：“这不是裘弼家吗？”
“他们住在对街。可是不管了，你上来与我们一同庆祝吧！”那人摇摇头，谢谢我们的盛意，说他还有工作要做。我看着他走过百德街，拿着他的梯子到裘弼家的糖果店去了。
当我回到餐厅时，大家七口八舌地问：“我们刚才那一招还可以吗？你想他是来侦查我们的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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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叫人难受的是被蒙在鼓里。其中一件乃是我不能预测自己的反应。当遇见真正的审问时，我的表现将如何呢？这点最使我担心。当我白天清醒时，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但如果敌人是在晚上来到呢？……尼斯、韩克和凌德一直在训练我，他们会突然在夜间冲进我的寝室，把我摇醒，连珠炮地向我发问。
当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时，我还以为突袭真的来了。有人在用力拍我的门，然后电筒光照着我的眼睛。“起来！站着！”我看不见那个对我说话的人。
“你们把九个犹太人藏在哪里？”
“现在我们只有六个犹太人了。”
室内肃静无声。有人打开寝室内的灯，灯光下我看见罗武双手抱着头，不住地说：“唉！糟透了！糟透了！怎么会那么糟糕！”
韩克站在他的后面，说：“现在想想看，纳粹的秘密警察正要用诡计套你的话。你的回答应该是：‘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
“我可以再试试吗？”
罗武说：“现在不行，你已经醒了。”
几晚之后，他们又来了。“你所藏匿的犹太人都从哪里来的？”
我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我不晓得，他们来拍门，我便招呼他们进来了。”
罗武气得把帽子丢在地下，大声说：“不，不，不。‘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难道这一点你也学不会吗？”
我回答说：“我会好好学的，下次会做得好一点。”
果然，下次我比较清醒了。约有半打的影子挤在我的寝室里。一个命令的口音说：“你们的粮食配给证都藏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在最低一层楼梯的下面，但我不会上他们的圈套。我想出一个机巧的答案：“在楼梯墙上的挂钟里面。”
吉儿在我床上靠着我坐下来，用一只手臂抱着我说：“柯丽姨妈，你进步了。这次你肯尝试。但要记住——除了公公、碧茜姨妈和你三位之外，你没有别的粮食配给证。这里没有地下工作的活动，你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
一再地演习之后，我渐渐有进步。但是当真正的突袭来到时，当那位受过严格训练、懂得如何套人说话的真正纳粹警察来审问我时，我的表现又将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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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廉的地下工作使他常常要到哈林来。如今他的脸上经常杂着失望与焦虑的表情。德军已经两次到他的养老院去了。虽然那些仍旧在养老院中的犹太人多数都给他瞒过德军的侦察，可是还是有一位瞎眼患病的老妇人给德军带了去。
伟廉一再地说：“九十一岁了！根本都走不动了，他们还是要把她抬上车。”
到现在为止，由于他是牧师，德军对他还算客气。只是他说，他已受到监视，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密。为了使他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哈林来，他每个星期三早晨在贝雅古屋主持一个早祷会。
然而伟廉每做一件事都是十分认真——特别是祷告——于是很快便有好些哈林的居民前来参加这个早祷会。这已是德军入侵的第四个年头，许多人心中觉得空虚，渴望能有一些令他们相信的东西。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多数是不懂得贝雅古屋的双重身份的。这一方面为我们带来新的危险，因为当他们走上那狭窄的楼梯时，难免会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各地回来传递情报的人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可能对我们的地下活动也有好处，至少有那么多进进出出的人显然都是不知情的。至少，我们这样希望。
一晚宵禁以后，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三位我们彭家的人，七位“长期住客”与另外两位我们正在设法安置的犹太人。突然前面铺子的门铃响了。
收市以后还会有顾客来吗？他怎么那么大胆，敢在宵禁之后还站在百德街上？我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匆匆下楼到通道上去，开了工作室的门锁，又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面铺子里去。到了前门时，我静听了一会。
我高声问：“谁？”
“你还记得我吗？”
是个男人，说的又是德文。于是我也用德文问：“谁呀？”
“是个老朋友，来拜访你们。快开门！”
我摸到锁，谨慎地把门打开。是一个穿制服的德国士兵。在我还未来得及按门后的电钮前，他已推门进来。他把帽子脱下去。在十月夜的微光下，我认出他就是四年前被父亲辞退了的那个年轻德国钟表匠。
我叫了起来：“欧图！”
他立刻纠正我说：“称我奥舒勒上校。彭小姐，我们现在的地位稍微倒转过来了，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他制服上的徽章。他不是上校，而且官阶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说什么。他向铺子四围不断地打量着。
“还是同样局促的小地方。”说着伸手要打开墙上的灯，但被我伸手按住了。
“不！铺子里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