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伟廉！我受不了看他病得那个样子。我挽着他的手臂，贴近他站着，好叫我不必抬头看他，只是喜欢听他说话时，那个低沉起伏的声音。伟廉似乎不知道自己有病：他所关心的乃是吉儿。这个英俊的金发儿子在一个月前被捕了。当时他护送一位美国伞兵到北海岸去。他们相信他是给送上了最近开往德国的一辆囚犯火车。
至于父亲，他们晓得多一点关于他最后几天的事。他显然病倒在自己的囚室中，然后被车载到海牙的市立医院去。可是那儿没有床位，父亲就死在走廊上。由于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录，又无法查询他的底细，医院当局便把这个无人认领的老人葬在义冢里。家人相信他们已鉴定了哪一座坟墓是他的。
我向蓝斯中尉瞥了一眼。我们谈话时，他背对着我们站着，两眼注视着那个没有生火的冷火炉。我迅速地打开娜莉与我初次拥抱时，塞进我手里的一个小包裹，那正是我跳着的心所告诉我的：一本圣经，一本袖珍型的全本圣经，藏在一个小袋子里，有一根绳子联住了，可以挂在颈项上，正如我们以前挂着的身份证一样。我迅速把它套过我的头，把那只小袋子拉到背上，藏在上衣底下。我甚至找不出话向她致谢：昨天在排队淋浴时，我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本福音书也送了出去。
伟廉低声对碧茜说：“我们不晓得一切的详情，只晓得几天以后，看守贝雅古屋的士兵撤退了，换由警察看守。”他相信是第四天，哈林警局的局长设法派罗武和另一位我们自己的人去接班。他们发觉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无恙，只是手脚麻痹，而且饿得发慌，后来他们都给送到新的地方去躲藏了。
我低声问：“现在呢？他们现在都好吗？”
伟廉低头用深陷的眼光望着我。他向来就不善于隐藏叫人难过的消息。“柯丽，他们都好——除了玛莉以外。”他说，那位年老的余玛莉有一天在市区的街道上走，结果被抓去了。她打算到哪里去？为何在大白天这样暴露自己？，没有人晓得。
“时间到了。”蓝斯中尉停止注视火炉，向公证人点点头。“可以开始进行宣读遗嘱。”
遗嘱很短，是个非正式的文件：贝雅古屋留给碧茜和我居住，没有时间的限制。不过，假如有一天这座房子或钟表铺要出卖的话，他晓得我们会想起他对我们弟兄姊妹一向一视同仁的心；末了，他以喜乐的心把我们交托在神的眷佑之下。
读完遗嘱，大家默默无声。忽然我们都同时低下头来。伟廉开声祷告说：“主耶稣，我们为这一刻在这位好心人的保护下，能同聚一起而称颂祢。我们怎能向他致谢呢？我们无能为力做任何事。主啊！容许我们与他分享我们从父亲那里承受下来的祝福，把他和他的家人也带到祢时常的眷佑当中。”
外面，一个狱卒的脚步声开始在碎石路上响了起来。
第十二章 武德营
“收集东西！准备撤退！把一切东西都放进枕头套里！”狱卒的喊声在长长的走廊上此起彼伏。
我站在囚室的中央，心情异常兴奋。撤退？那么——战局终于有了转变！反攻必然开始了！
我抓起枕头套，把以前放进里面的一束麦杆倒了出来。自从他们配给给我这个枕头套以后，这两个礼拜以来，这个粗糙的棉枕套成了我的宝贝：它保护我的头免受擦痛，又隔开了睡褥的臭味。虽然他们答应配给的床单一直没有送来，但有了这个枕套，那也不大相干了！
我用那双发颤的手把仅有的一些物品放进里面：那件蓝色的毛线衣和睡衣，如今前后都绣满了各式的图案；还有牙刷、发梳和一点点用草纸包好的饼干。我的圣经则一直放在小袋子里，挂在背上，只有读它的时候才取下来。
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两手紧紧地抓住枕头套，站在铁门旁。时间还早，盛早餐用的锡盘还在门上的架子上。叫我准备好撤退并花不了多少时间。
一个钟头过去了，我坐回床上。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过去了。六月下旬的天气很暖，牢里开始热起来。我把大衣和帽子脱下来，摺好放在身旁的床上。
又过了许久，我两眼一直注视着蚁洞，希望我的小朋友们会出来作最后一次的访问，但它们没有出现。也许我在较早之前，在牢里走来走去把它们吓跑了。我伸手到枕头套里，拿出一块饼干，把它捏碎了放在洞口。但仍没有蚂蚁出现。它们都安全地躲藏起来了。
忽然我明白它也是一个信息，是我的邻居最后一次无言的交通。当我处于劣境中时，我也有一个躲藏之地。那就是耶稣自己，祂是我的岩穴。我把一只手指轻轻地按在那条裂缝上。
下午阳光在墙头上出现，慢慢地挪过囚房。突然走廊上起了一阵阵铿锵之声，囚门陆续打开了，砰碰地响个不停。“出来！快！全部出来！不许说话！”
我抓起帽子和外衣站了起来。
囚门发出尖锐的响声，随即打开了。“五人一排——”狱卒已经走到下一个囚房去了。
我走到通道上。整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条走廊的牢房里关着这么多的女囚犯。我们大家互换眼色，以唇语默默地说：“反攻了！”这句无声的话像电流似的通遍了所有的女犯群中。反攻必然已经开始了！还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撤退囚犯，把监狱空出来呢？
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向哪一方面走？不要去德国呀！亲爱的耶稣，不要去德国。
命令下来了，我们推推挤挤地朝着漫长、阴森的廊子走下去，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块枕头套，里面放着自己的东西，枕头套的下面都是鼓鼓的。终于我们来到监狱大门后那块宽敞的院子里，我们又在那里等了许久。但这次的等候比较舒服了，因为有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在右方远处我看见男犯人的行列。可是尽管我伸长颈项，却始终看不见碧茜在哪里？
终于那扇巨型的狱门朝里面打开了，一队灰色的运输车驶了进来。我被赶上第三部车子里。车上的座位都已经拆掉了，玻璃窗也被漆上颜色。汽车开始发动，车身震动得很厉害，但我们站的那么挤，没有人能倒下来。当汽车停下来时，我们来到城外某处的一个运输站上。
我们再次排队，守卫的声音因紧张而显得尖锐。我们必须头部向前，两眼向前望。在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听见汽车抵达，然后又隆隆地开走了。虽然还是白天，但我饥肠辘辘，我晓得早已过了吃晚餐的时间。
就在我前面的左边，在最新抵达的一批囚犯中，我瞥见一个栗色的发髻，是碧茜！不管怎样，我要设法挤到她那里去。如今我不再求白天快快过去，乃是求神叫我们留在原处直到天黑。
六月漫长的白天终于慢慢消逝了。天空起了雷鸣，雨点落了下来。终于一列没点亮灯的长火车厢慢慢从我们前面的铁道上滚了过去。车厢轰地一声停下来，接着又向前滚了几尺，又停了下来。不久，火车开始往后退，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火车就这样时而向前，时而后退。
等到登车的命令下来时，天已漆黑。一队队的囚犯向前移动。守卫们在我们后面吆喝咒骂：他们显然也为一次要运载这么多的囚犯变得神经紧张。我拐弯抹角的向左边挤去。人们的手肋和肩膀挡住了我的去路，但我仍蜿蜒地挤过去。在火车的踏板上，我伸手抓住了碧茜的手。
我们一齐爬上火车，在拥挤的车厢里一齐找到座位，也一齐流出感激的眼泪。在舒城监狱的四个月，乃是我们五十三年来第一次的分离：现在只要有碧茜在我身旁，我就有勇气承受任何的厄运。
这一长列载满囚犯的火车，在车站上又停留了好几个钟头。但对我们俩人而言，时间似乎在飞逝，因为我们彼此有那么多的事要互相倾诉。碧茜告诉我与她同室的每位囚犯，我也告诉她我狱中的小伙伴和那个小洞，它们如何在紧急的时候，躲入里面藏身。正如往常一样，碧茜把她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连娜莉偷带给她的圣经，也被一卷卷地撕下来分给人。
大约是清晨两、三点钟的样子，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把面孔紧贴着玻璃窗，但看不见光，月亮也给乌云遮住了。现在每个人最关心的是：我们是去德国吗？有一次我们隐约地看见一个尖顶，碧茜认为那必然是德福特镇上的大教堂。约有一个钟头以后，火车的声音有了变化：我们正跨过一座木架桥，桥委实很长……过了好几分钟，我们都还未到达桥的另一端。碧茜与我互换了一个眼色，那必是慕迪克大桥！那么我们是向南走，不是向东到德国去了，乃是向南部的卜拉班驶去。那夜我们第二次流出喜悦的眼泪来。
我头靠在座位后的木板上，闭上了眼睛，回想许多年前另一次坐火车到卜拉班去的光景。那时每当火车摇晃得厉害时，妈妈的手便紧紧握着父亲的手。那时，也是六月——我们去听伟廉第一次的讲道。我又回到那幢牧师住宅后面的花园里，回想到卡莱……
我必然睡着了，梦中又回到另一次六月的旅行。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火车已经停了下来。有人大声吆喝着，叫我们移动：快点！走快点！一种刺目的光线照在车窗上。碧茜和我跟着别人蹒跚地踏下铁制的梯级，下了火车。我们似乎正停在树林中间。从四面八方的树上照过来的灯光，映射出一条粗疏的通道，道路两旁站着携枪的士兵在守着。
在守卫的呼喝声下，碧茜和我开始在枪管中间的通道中走过去。“快点！排齐！赶上去！五人一排！”碧茜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但他们仍吆喝着叫我们走快一点。这里刚下过大雨，地上有许多很深的水坑。我们前面一个白发妇人踏出路旁，为了闪避一个水坑，旁边的士兵竟用枪托击打她的背。我把碧茜的枕套和我的抓在一起，用另一只手臂穿过她的手臂，拖着她一起走。
这恶梦般的行程约有一英里多长。最后我们来到一排铁丝网围住的木造营房。我们进了一间营房，里面没有床，只有长台和设有靠背的长板凳。碧茜与我都精疲力尽，倒在其中一张长板凳上。在我的臂下我能感觉到碧茜的心跳得极不正常。头伏在长台上，我们筋疲力竭地睡着了。
当我们醒来时，阳光已经从营房的窗子上射了进来。我们又饿又渴。自从昨天早上在舒城监狱中吃了早点后，至今没有吃喝过什么。但营房里一整天也没有守卫或官员出现过。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才有一群监狱工人带来一桶热腾腾的食物，我们狼吞虎咽地把那些浓郁的东西吃了下去。
我们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下来。我们晓得这营房叫武德营，是根据最靠近的一个村庄命名的。舒城的监狱乃是一个荷兰正式的监狱，但武德营则是德军临时建筑的一个集中营，专门为拘留政治犯之用。我们还未进到集中营的正营，只是留在营外的检疫站。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终日无所事事，大家沿着一排排的长桌子挤在一起，却无事可作。看守我们的狱卒仍是在舒城监狱走廊上巡回的那群年轻妇人。当我们被拘留在上了锁的囚房中时，她们的人数足够应付我们，但在这儿她们却茫然若失。她们唯一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就是口出污言，而且施行集体惩罚。许多时候，整营的人被罚只配给半份食物，令全营立正点名，或者罚大家二十四小时内不许说话。
监视我们的人当中，唯一没有出言恐吓或高声咒骂的，就是舒城监狱来的那位个子很高，默不作声的女狱长。在第三天天亮之前点名时她在武德营出现了。立刻好像有一种威严抓住我们这个反抗和规律不整的队伍。队伍立刻排得整整齐齐，各人也都乖乖地把手放在身边。当她那对冰冷的蓝眼睛向我们扫视过来时，全营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我们暗中给她起了个绰号：“总司令”。在一次长长点名当中，我们桌上一位怀孕的妇人晕倒过去，头撞到板凳的边缘。总司令却仍能声色不变地继续点名。
我们留在武德营外整整两个礼拜。一天早晨点名时，碧茜和我以及另外十多个人奉命出来。当其他的人都解散以后，总司令分给我们各个人一张打字机打好的表格，叫我们在九点时呈交给行政营的官员。
在粮食部工作的一个人，他是正营来的一位长期犯人——在给我们舀早餐时向我们低声微笑说：“你们自由了！那些粉红色的表格表示你们被释放了！”
碧茜和我以不信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纸张。自由了？自由离开？自由回家？其他的人挤在我们四周，向我们道贺、拥抱我们。从舒城监狱来的几个犯人，原是与碧茜共居一囚室的毫不愧赧地哭了起来。把她们撇在后面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啊！
我们告诉她们：“战争必然快要结束了。”我们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倒了出来，仅有的一点东西分给那些还要留在集中营里的人。
还差很久才到九点，我们已经站在行政营的那间大木房前等候了。终于我们被召进里面一间办公室。交出表格、检验、盖章，再交给一个守卫。我们跟着他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办事处。一连好几个小时，审查的手续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从一个办公处被送到另一个办公处，由不同的官员审问、打指模。同一组的囚犯愈来愈多，直到后来约有四五十人排队站在一排锚型的铁丝网旁边，网上装着倒钩。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片白桦木，我们头上则是卜拉班蔚蓝的天空。我们原也该属于那宽广的自由世界的。
我们再进了另一个营房，里面有一排的桌子，女职员们坐在桌子后面。在其中一张桌子前面有人交给我一个黄色的纸封口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不能置信地望着我的阿平纳表、妈妈的戒指，甚至我的荷兰纸币也在里面。自我抵达舒城监狱的那一夜，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钱……可是这是到外面买东西和坐街车才用得着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到火车站去买票：请给我两张到哈林的车票……
我们沿着一条通道走着，两旁堆着一捆捆卷起来的有倒钩的铁丝网。我们穿过一道宽阔的门，进入一个广场，里面有一幢矮矮锡皮屋顶的营房。在那里大家再排队等待，从一张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可是这集中营和其中的一切手续，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终于我们站在一个极高的柜台前，一个年轻的男职员说：“把一切私人物件放在写有‘C’字的窗口上。”
“但他们刚把那些东西交还给我！”
“手表、钱包、和首饰……”
像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一样，我机械地把手表、戒指和纸币交进那个小小镶有铁栏杆的窗口里。一个穿制服的女人把那些东西拨进一只铁盒里。“走开！下一个！”
那么——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在这座建筑物的外面，一位面色红润的军官叫我们排成两个纵队，指挥我们走进一个宽阔的操场。广场一边的尽头有一队头发剃光、身穿条纹套裤的男犯人在锄地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