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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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话使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我望着父亲棕褐色的长胡子随着经文上下移动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在想……是怎么样的一个“藏身之处”呢？又是为了躲避谁呢？
那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诗，在我旁边的娜莉开始显得不耐烦起来。最后当父亲合上那本大圣经时，娜莉、伟廉和碧茜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抓了他们的帽子，奔下最后的五级楼梯，一转眼间已由街巷的侧门跑得不见踪影了。
两位雇员也徐徐起身，随着他们下了楼梯，到前面铺子里工作去了。直到这时候，五位大人才注意到我还坐在饭桌旁边。
妈妈嚷了起来：“柯丽！你忘记了你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吗？今天开始你要上学了，快去，不然等一下你就要自己过马路了。”
“我不去！”
室内突然寂静了片刻，随即每个人都发言了：
“当我小的时候——”贞苏姨妈首先开口。
“吴勒家的孩子——”是碧姨的声音。
然而父亲低沉的声音盖过一切：“当然她不会自己去上学！娜莉今天太兴奋了，忘记等她。就这么办，柯丽跟我一起去！”
说着，他起身从木钉上取下我的帽子，一手拉着我走出餐厅。我的小手被紧紧地握在他的大手掌中。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当父亲的大手紧握着我的小手时，我们不是去农场看随风旋转的风车，就是到运河旁欣赏在水中遨游的天鹅，但这次他却要带我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沿着屋内最后的五级楼梯，是一排扶手，我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但父亲那双灵巧的钟表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松开我每根小手指。我边喊边挣扎，父亲却牢牢地抓住我，把我领出这个我一向熟悉的天地，带我到另一个更大、更陌生、也是更不易适应的世界里去……
每隔星期一，父亲就会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天文台去对时间，现在我上学了，因此只有在夏天时才与他同去。每当星期一来的时候，碧茜就会大力为我洗澡，为我扣好身上所有的扣子，等到她看看我像样了，我才能下到铺子里去。父亲则会忙着叮嘱那个学徒：“司徒太太今天早上会来拿她的表，那只钟你要送到卜罗门街的面包铺去。”
然后我们就会手牵手出门，我尽力跨大步伐，父亲则缩短他的步伐，好叫我们能并排而行。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只要半小时，但这真是一段愉快的旅程。首先我们会看见古哈林市栉比林立的房子从窗外逝去，换来的则是一幢幢分别耸立的住屋，而每幢房子的周围都开始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接着房子与房子间空的地越来越宽，最后火车来到郊外。一望无际的荷兰农田与笔直的运河都飞快地由车窗外掠过，我们终于到达了阿姆斯特丹。这城要比哈林市大许多，街道的建筑和运河与哈林的比起来也有些不同，带给人陌生和迷茫的感觉。父亲通常会在对时以前两小时到阿姆斯特丹，以便拜访一些钟表和零件批发商，好洽谈生意。这些批发商人当中多半都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对象。通常父亲与他们总是只花极短的时间讨论生意上的事，然后父亲会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一本小圣经。而那位留着比父亲还长的、还多胡子的批发商也会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经卷，再戴上一顶小小的犹太人祈祷用的小帽，两个人便开始热烈地辩论、比较彼此的信仰和教义。有时他们间的争论也会变为十分激烈，但两人都是乐此不疲。
过了许久，正当我开始觉得全被他们遗忘了的时候，这位犹太批发商就会抬起头来，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我的存在似的，用手敲着自己的头说：
“呵！真该打！一个小客人来了，我竟没有招待她。”随即他就会到橱柜里左搜右索，很快地我的膝盖上便放着一碟全世界最可口的点心——蜜糖饼、枣子糕、蜜饯、栗子、糖和各式的生果。在我们贝雅古屋的餐桌上很少会有点心的，尤其像这种美味的糖果更是从来没见过。
正午之前五分钟我们会回到火车站，在月台的一角站着，从那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海军天文台的高塔。在那高塔的顶端，也就是港口所有船只都看得见的地方，有一高柱，柱上有两根能够移动的竿子。当正午钟敲响时，这两根长竿就会一并落了下来。父亲总是站在月台上那最有利的位置上，踮着脚尖全神贯注地对着时间，他会因为自己的袋表十分准确而得意不已。看啊！只快了四秒钟！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哈林铺内的“天文台时钟”就会连一秒也不差了。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不再那么注意窗外的景致，这是我们父女谈心的时候——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谈话内容也随之改变。我们谈到碧茜虽然因病旷课数月，但到底与同班的同学一块儿中学毕业了。我们也谈及伟廉毕业后或许能申请到奖学金，叫他有机会上大学继续进修。我们又谈到碧茜不久就要开始在父亲的钟表店里接下簿记的工作，等等。
许多时候我都喜欢利用这段回程的时间问起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每次一发问，各位姨妈们就要抢着作答。记得有一次，当我还只有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问父亲一首我那年冬天在学校里读到的诗，诗中有一行是描写一个年轻人，说到他脸上并没有“性犯罪的阴影”。在学校里我是个极害羞的女孩，从来不敢在教室里问老师什么。后来我把它拿回去问母亲，她听了之后脸上立刻红得发紫。这时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就连在家中也没人讨论性的问题。
因此这一行诗就一直盘旋在我脑中，我知道“性”就是“性别”，是指你是男孩或是女孩而言；“罪”则是个叫贞苏姨妈一听就要生气的东西，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之大惑不解。因此，那一次在火车车厢里，当我坐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突然开口问了：“爸爸，什么是性的罪恶呢？”
他转身望着我，正像他往常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时一样，但令我奇怪的，这次他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把他的皮箱从我们头上的放物架上拿了下来，放在地板上说：
“柯丽，下车时你替爸爸拿这只箱子好吗？”
我站起来，尽力试着去抬它，但是没有办法，那里面装满了他早上买的钟表和零件。
我说：“爸爸，可是这个箱子太重了。”
父亲说：“不错，如果一个父亲要他的小女儿提这么重的一只箱子，那他真不是一个好父亲。柯丽，知识也是一样，有些知识对小孩来说，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你够大、够强壮的时候才能担当它。至于现在，你必须信任爸爸来替你承担它。”
我十分满意他的回答，其实不仅满意，而且内心深觉一种异样的平安。我知道不仅是这个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有它们的答案的——但目前我甘心让父亲为我承担和保存我所有的问题。
贝雅古屋的晚上是少不了客人与音乐的。而当客人来时，个个都少不了会带着自己的箫与小提琴来，再加上我们家中每一份子不是会唱就是会弹奏一种乐器，这样一来，拼拼凑凑我们倒还组成了一个颇像样的乐队。每天晚上，大家围在贞苏姨妈房中的钢琴旁，吹吹唱唱、其乐无穷。
但如果城里有音乐会的话，我们家中的音乐会就很自然地取消了。我们买不起入场券，但在音乐厅的旁边有一个通到演奏台的侧门，室内的音乐就会从那扇门清楚地泻了出来。我们和几十位哈林市爱好音乐的人士就会站在那扇门外的小巷里细心聆听着每一章、每一节的乐曲。妈妈和碧茜身体不好，不能站好几小时，然而贝雅古屋总有那么几位不畏冰霜雨雪的听众。演奏开始之后音乐厅里不时会传来人们咳嗽和骚动的声音，倒是我们这些门外的听众屏息无声。
最叫人兴奋的是当圣柏和教堂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亲戚在那儿当管堂。在他私人所用的小小进口处有一张长木凳靠墙放着，我们就坐在那里。教堂古老的石墙冷澈我们的背脊，然而我们的耳朵与心灵却因能饱享那动人的音乐而深觉温暖。
教堂里那座金色的大风琴曾是莫扎特弹过的，由其上所弹奏出的乐曲真有如天上美乐。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目中，天堂必然就像圣柏和教堂，而且很可能就是这么大。地狱必然是个热地方，那么天堂必然像这座寒气袭人的神圣建筑物。由于在这座教堂里面有一道道的轻烟从那些出钱定座的教友的暖脚炉中袅袅上升，因此我当时一味相信在天堂里面人人都会有一个暖脚炉。即使在夏天，那股逼人的寒气也从来不会离开那大理石砌成的地面。但当风琴师开始演奏时，我们就不再去注意这些，尤其当他弹奏巴赫的音乐时，我们更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我还记得自己跟在妈妈和娜莉的后面，走上那漆黑笔直的楼梯，蜘蛛网不断地粘住我们的头发，老鼠在我们前头仓惶失措地奔逃。这座建筑物离贝雅古屋只有几百尺，可能比我们的住屋还新一百年，但是他们没有安娜姨妈整天忙着擦地、打蜡，因此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是来看妈妈经常照顾的许多贫穷家庭中的一个。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想过我们自己也很穷。在我的心目中，“穷人”是那些常常要我们带食物篮给他们的那些人。妈妈的火炉上，成天都不断地煮着富有营养的汤、粥，好送给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和脸色发黄的年轻母亲。那是说，这都是当她还有力气站在炉边烹调的时候。
那天夜里，一个婴孩死了。妈妈带着一篮她自己烤好的新鲜面包来探访这个家庭。她费力地爬上这个没有栏杆的楼梯，不时要停下来作几次深呼吸。在楼梯顶有一扇门，直通一间单独的房间，显然它是一房三用的住屋，厨房、餐厅与睡房都在一起。屋内已有好多访客，大家都站立在那里，屋内的椅子显然也不够用。妈妈立刻走到那个年轻母亲的床边，我则僵立在门口，门的右边有张自制的小床，里面躺着一个动也不动的死婴。
我们生活在一个尽力向小孩隐藏性知识的社会里，但奇怪的是社会却不设法保护孩子们免见死亡的可怕。我站在那里凝视那块细小不动的东西，心头卜卜地跳个不停。娜莉一向比我勇敢，她伸手触及那象牙似的小白面颊。我也很想这么做，但心中害怕不敢伸手。最后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惧怕，我伸出手指摸了一下那只卷着的小手。
那么冷——。
归途中，我全身发冷。回来后洗手吃晚餐时我也觉得冷，就是坐在我们点着煤气灯的温暖餐厅里，我还是觉得冷。在我与家中每个熟悉的面孔之间，我看见许多小小冰冷的手指头在爬着。过去贞苏姨妈常常谈到死，对我来说那不过都是空洞、抽象的字句而已，但今天夜里我知道死是件可能真正发生的事！如果死会临到那个婴孩，那么有一天，死要同样地临到妈妈、爸爸和碧茜！
我一面抖索着，一面跟着娜莉上到我们的房间，上了床爬在她身旁躺下。最后我们终于听见父亲上楼的脚步声。我最爱每晚他进来替我们盖被的那一时刻，没等到他来我们总是睡不着的。父亲有他特殊的方法塞毡子，给我们盖好毡子之后，他会把手放在我们头上片刻才下楼去。他走后，我们尽力保持着原来的睡态，甚至连脚趾也不舍得动一下。
但那夜他进来时，我忍不住地哭了出来。我哭着喊叫说：“我要你，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娜莉在我身旁坐了起来，她说：“今天我们去看胡妈妈，柯丽晚餐时什么都吃不下去。”
父亲在我们狭小的床边上坐了下来，温柔地对我说：“柯丽，当你跟爸爸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时候，爸爸什么时候把车票交给你呢？”
我吸了几下鼻子，想了一会儿：
“当然是我们上火车之前嘛。”
“对了，我们那位满有智慧的天父，祂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不要跑到祂前头去！当时候到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去世，那时你就会在心中及时找到你所需要的力量！”
第三章 初恋
我第一次见到卡莱是在妈妈素负盛名的某个庆典场合中，事后我也记不清那究竟是个生日会，或是谁的结婚周年纪念，抑或是某家新添了一个婴孩，妈妈是有本领把任何一件喜事都变成一个庆典的。伟廉介绍卡莱时，说他是从莱登大学来的一位朋友，他当时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我握住他那双硕长强壮的手，抬头注视他那对深褐色的眼睛，立刻不能自禁地一见钟情起来！
待每个人都有一杯咖啡在手后，我坐了下来，呆呆地注视着他。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也难怪。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而已，而他和伟廉都已是大学生了，脸上留着胡须，谈话时口中不断地喷吐着雪茄烟圈。
但我觉得只要能与卡莱同在一个房间里便令我心满意足，至于没有人注意我，那我也早已习以为常。娜莉才是男孩子们注意的对象，但正如许多漂亮的女孩一样，她对男孩的注意一向满不在乎。每当有男孩子来向她讨一束头发时（这是我们荷兰当年男孩向女孩求爱的举动），她就会从我们睡房的古老灰色地毡中抽出一束绒线来，扎上漂亮的蓝色丝带，叫我送去。如今那张旧地毡的毛都快给拔完了，而学校里也充满了许许多多颗破碎的心。
我呢？则暗暗地轮流爱上班上的每一位男生，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失望。我长得不美，再加上性格害羞，从来不敢向人表示我的感情，因此待同班的男孩都长成之后，也没有一个注意到坐在第三十二号座位上的那个女孩。
但我想卡莱与那些男孩都不同。我留心地看他往杯子里加糖的姿态，心里有着格外特殊的一种感觉，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他。
时光飞逝，两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到卡莱。那是一九零八年的冬天，娜莉和我到莱登大学探望伟廉。他住在一个私人住宅的四楼上，室内的陈设极其简陋。看到我们，他一把将娜莉和我抱得紧紧的，然后往窗口跑去。
他从窗外拿进一小碟乳精甜点，是他放在窗台上保持冰冻的。他接着说：“这是特地为你们买的，赶快吃，等一下我那班饿狼似的朋友一回来，你们就没份了！”
于是我们在伟廉的卧榻边缘坐下，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我猜想伟廉为了给我们买这些甜饼，一定没吃中饭。突然，房门大开，他的四个朋友一窝蜂地闯了进来。每一个都是身材魁梧，声音低沉的青年。穿着领口翻补过两次的外套，袖口的缝线也已露了出来。卡莱也在他们中间！
我把最后一口甜饼急急地吞下，在短裙后面擦了擦手站了起来。伟廉则逐一向大家介绍娜莉和我。轮到卡莱时，他插嘴说：
“我们早就认识了。”随即还稍向我们鞠躬致意。“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你家的一次晚会中见过。”我的目光由卡莱转向娜莉，以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