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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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需要回答。佛教禅宗大师就是通过似乎荒谬的方式回答问题或使徒弟考虑自相矛盾的话语来　否定　这种问答式格局的。　　　　　
　　徒弟只能知道他“份内”的东西。当他获得了这种完美的参悟时，他就不再提出有关生与死、真或假、美或丑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这些东西　全　都是佛（“一”）。他不再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了，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境界里是没有东西值得为之惆怅的。就如树木不去分析云彩，在地球寂静的自转中没有黑夜与白天相对一样，他也不会以某种任意的方式强用对立两分法把自然割裂开来。相反，他采取印度教徒称之为　解脱　的态度稳稳把握住大自然的总体。这并不是说他摒弃了生活或对生活的义务失去兴趣。情绪是这一总体至关重要的方面；只要不使人与经验的总体相分离，这就是乐趣。解脱的含义类似于对生活的　所有　方面全面而深刻地加以接受。荣格也许会把这种情况称为人格的平衡，其结果是自我的个性化（见第八章，ｐ．１５７）。由此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现代西方人从东方的哲学与冥思实践中所获如此之多了。　　　　　
　　任意、自决与自由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可知，实证变化总是公开改变事物，即向人们展示出某种事物的明显不同。然而，辩证变化则总是产生于并且可能停留在隐私的范围里。公开的表现并不是辩证变化所绝对必须的。由于辩证变化是响应的基本特征，这　　　种变化实际上在我们给生活赋予意义的最初努力中就产生了。在摇篮的年代，当我们肯定觉知的“这”一项目与“那”一项目相对立时，我们就开始以辩证变化的方法形成了对生活的理解。洛克式心理学家认为，刺激信息是作为一个独特因素输入进来的，就像很多个牛奶分子倒进原子里成为液体一样。然而事实是，心理活动是外向流动的，在流动的过程中对得到的信息不断进行排序、选择、肯定，并作出断言。所有这些谈论意义以服从先项的方式延伸的方法都有赖于辩证变化。　　　　　
　　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作为自我，我们已经通过使事物概念化的方式对我们的境遇作出了贡献，这种贡献至少与脱离我们的现象觉知之外的事件对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东西所作的贡献一样大。当然，处于我们个人的断言范围以外的事件以前也总是在“那儿”，但这些事件当时也可以有　别的　解释（与我们的自由意志概念一致）。在我们当时对事物作出肯定之时，我们的意义也就相应地形成了。这时，我们具体断言的意义基本上是任意的，就像一切意义都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一样——只要我们承认这些意义的内省性起源就行（见康德的模型，第四章，Ｐ．６３）。离开我们的解释之外的事件总是可以用　另一种　方式作出断言。　　　　　
　　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历程的延长以及意义随岁月而延伸，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意义是我们当时所能作的唯一的响应；真正迫使我们进行以前的所作所为的是过去的境遇，而不是我们对这些境遇所作的断言。虽然这种印象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如下事实：没有什么东西能把　　　我们对事件形成的单一观念强加于我们。在此，关键的是我们对过去事件形成观念的　确实　方法。我们的个人责任与自由意志正是在于我们对事件的发生过程所起的这种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作用。正如我们在第七章（Ｐ．１４３）指出的，在一组辩证的境遇中——人类的经验就总是这样的境遇，可能性或暗含意义比人们实际上追求的还多。所以，甚至在一组　相同的　（固定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境遇中，（如果让我们重新经历的话，）我们的响应也总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准备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这一小小分量的个人责任，那么，我们就必然要承受因我们如今在事物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受到的责备，或部分责备。由于我们总是有些未能实现的梦想要考虑，对过去错过的机会也总有一种内疚感，所以，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就不总是愉快的。这里正是东方哲学与实践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它们本质上表达了相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概括为三点：（１）对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表现出惆怅是毫无益处的，这是因为：由于一个人认识生活的方法说到底是任意的，所以，一个人所作的每一个肯定同样也会是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２）一个人应该探求生活意义的答案，但是，要使这种追求取得成功就得使它以承认　现实　告终，就得超越“事情本来可以如何”、“本来能够如何”、“本来应该如何”这类的任意性。（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由我们自己迈上参悟的理解征途，用能够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直接经验的认识的自我指导之实践，身体力行，并不断提醒自己：只有　现实　才是实在的！　　　　　
　　以上述第三点作为基础，个体在冥思实践中就会短时地　　　走出时间的单线性流动，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反复的、常常是甜美的词（曼特拉）、视觉形象（曼荼罗）或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句子（公案）时，他就不仅会在确定这种超越经历何时发生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个人的责任感，而且会发现心灵对经验所起的直接作用。可以肯定，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上说，这种放松是有益处的。但是，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冥思实践经验表明，一个人可以引导自己的断言努力来随意摒弃一个领域（日常生活）而寻求另一个领域（集中注意力）。冥思自相矛盾的语句的意义一事也着重表明，对生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给被探讨的问题建造了一个任意的、因而至少是部分地歪曲性的框架。　　　　　
　　强调生活中的　现实　，而不是它本应或本来可能的一面，这使在实证观点里长大的西方人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在规划人生的单线性发展方向时有一种“最高”效和一种“最低”效的方法。当我们采用东方的观点时，情势的辩证法使我们确信，我们能够以自发事件为生活作断言，接受生活的现实，摒弃磨利生活利益之刀锋的永恒压力。这样，当我们无法把生命过程中的一点一滴效率压榨出来时，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自己是个“失败者”了。　　　　　
　　在摆脱了寻求“最高”效生活方式的紧张努力的同时，相信东方哲学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的自由意志。相反，他　　　　　有了（被肯定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与传统的宗教信徒在“献身于主”时的感觉是相同的。这并不是说进行冥思或修习佛教哲学的人们必然是宗教信徒或者他们必然在生活中寻找宗教的替代物。我们只是严格地专注于人类本性的心理方面，并坚持认为：当一个人不再考虑他推崇而赖以为生活基础的根据时，当他不再参与“追逐名利”或放弃“追求物质财富”时，他就常常第一次发现自己　真正自由　了！正如我们在讨论东方哲学的第二点（见前述）时所显示的，这种情形只有在作出了努力和决定以后才会出现。　　　　　
　　很多个世纪以来，默默地接受　现实　一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标志。回顾一下我们从神学的意义上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篇幅（见第五章，ｐ．７０），我们可以认为，在有上帝之手作为生活向导时，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事件的出现作出断言，承认现实，但总是按照自己的道德信条去展望未来。也就是说，当宗教信徒生活得虔诚而忠实时，他在生活中就有一种现成的方向感。如果我们破坏了他对上帝的信仰，我们就破坏了他的意志，破坏了他以宗教信条为行为准则的意向。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宗教信徒的精神寄托可以使他免除自己在响应过程中不得不不断地从　多个　前提中肯定　一个　的负担，那么，在上帝的指引下体验到极大的自由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这种深度精神寄托的自我指导方面在下述事实中得到了反映：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是否建立这种寄托靠的是自己时，真正的宽松感才会产生。这种情形通常称为“重生”经历。它可以出现在人生的任何时刻，象征着这个人的确“找到了宗　　　教信仰”。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称为“耶稣的怪徒”，这是因为，所谓的毒品文化无法给他们一直在追求的生活提供个人的价值，而在这种毒品文化中经过一番道路曲折的探索以后，他们回复到更为古老的方法上去扩大他们的意识了。　　　　　
　　同样，主要以人类行为辩证的一面为基础的东方哲学与实践使人们摆脱了西方的实证压力。当然，西方人不必接受东方实践中的宗教信条。但是，东方世界观的设想要求一个人认真看待　现实　，接受　现实　，行为要与　现实　相符，而不是不断地质问现实，改造现实，［任意］指责现实。由于一切观点（多个）“本质上”是同样有效的，所以，一个人就不再由于自己不“在胜方”而积怨，也不会由于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而有内疚之感。他知道，像胜利与失败这样的概念是人们架放在生活之上用以操纵现实因而歪曲现实的东西，它无助于体验自发的现实。　　　　　
　　结论　　　　　
　　信奉东方哲学的人或信奉西方基督教的人或许不能像我们在本章的分析中那样来表达事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有理由把我们的目的观应用到如此多样的实践中去，并由此而总结出某些很有启发意义的具有共通性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的分析与科学证据相一致时——肯定相一致！我们的信心只能来自如下事实：我们所论述的目的人的形象是以扩大的因果论视野和人类响应过程中的辩证推理为基础的。这　　　一形象已经使我们能够对现在〔非〕神秘的东方之所以能吸引西方人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　
里奇拉克著　　　　　　　　
第十章　　　　
　　　事实与虚构的控制论　　　　　　　　　　　
　　“控制论”一词是维纳用意为“舵手”的希腊词根杜撰出来的。我们随意给这个词加上了前缀作为形容词用在本章的标题里，其原因在下面数页的论述中很快就会清楚。控制论研究的是自然界中与所谓的均衡化（ｅｎｔｒｏｐｙ）相对、具有显著模式的活动。均衡化指的是自然物体或事件退化到失去显著模式的相同团块的倾向。请回顾一下我们对常恒原理的讨论（见第三章，ｐ．３４）。如果能量具有那种持续散布的特性，所有的自然事物在均衡化的过程中就倾向于失去模式的显著性；而且，除非得到控制，它们最终会变成惰性单形体。在自然界中任何抑制这一持续的异性退化过程、维持模式变化的事物都被认为是一个活的过程。　　　　　
　　就人类行为来说，抑制均衡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语言的运用。控制论者把这种情况称为通过输入、反馈（记忆储存）和输出的信息流动。人们这样交流信息就会产生交互影响，从而把大家约束在社会秩序（规范、阶级等）里以抵御均衡化。这样，信息处理就可以被视为行为控制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在控制另一个人的活动时，总是要把一个信息传递给他，反过来也是一样。　　　　　
　　控制论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机器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信息处理。正如维纳所说：　我的论点是：活的个体的肌体功能与某些较新式的通讯机器在通过反馈来控制均衡化方面的类似运作努力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两者都有传感接收器作为自己工作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具有特殊的机制在低能量级上收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在人或机器的运作中起作用。　　　　　
　　所以，机器与人十分相似。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突触联会，用以传递或阻断信息，就像电机里的开关一样。两者都是通过反馈来“学习”并在过去的输入资料的基础上指导将来的行为。维纳说，机器的确是进行逻辑“推理”的。“我常常说，高速计算机基本上是逻辑机。它使不同的假设互相交换，并从中得出一些结果。把所有的数学问题转化为一系列纯逻辑问题来运算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到认识是如何作为信息从环境输入中取得时，维纳很明显地采取洛克的立场而强调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在论及条件反射时，维纳说：　　　“我们在动物性反射的层面上有某些与洛克的观念联想相似的东西……”人或动物的条件作用含有输入（学习），而随着学习的进行，突触通道就开通。不然的话，这些通道本来是关闭的。这种情形就像机器的开关开启，让信息流动一样。　　　　　
　　很明显，控制论就像一切信息处理或“系统”方法一样，是绝对依靠行为的实证形象的。能适应境遇变化的服务机构，其工作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反均衡化无序的，然而却是绝对实证性，是以它们总是假定（断言）为　首要而真实　的已知输入为基础的。思维机器即计算机以反均衡化无序的方式推理，但是这种推理却绝对基于实证的　二进　逻辑之上，矛盾律于其中处于最高的统帅地位。巴甫洛夫与控制论的联系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种联系肯定是当今心理学解释中十分流行的中介模型的一个种类。正如维纳所表明的，思维机器用三段论推理，但它们不可能任意推理，即它们不能表达自由意志，不能辩证地改变它们赖以为处理信息的基础的根据（“程序”）。事实上，　反馈　一词意味着一部机器受到了现实行为而不是预期行为的控制。　　　　　
　　思维机器不能同时进行双线推理，或在单线推理后得出矛盾的结论。思维机器的反馈存储器里储存着“真实而首要”的信息　比特　（“二进制数字”的缩略词），可它们不能辩证地对这些洛克式“简单单位”进行细分并重组，这一点使它们的推理带上呆滞、缺乏灵感、名副其实的机械属性。在　　　　　十分迅速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同时，它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比较，并按不可变更的程序求出“正确”的结果。就是说，它们作出的判断总是与程序规定的根据相一致。至于应用这些根据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是否有利，它们却绝不能判断。所以，在推理的准确性方面，机器是超人；但在对它们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推理的“那个”作反省性检查的能力方面，它们肯定是次人。由于它们不能响应，所以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程序或它们所遵循的思维过程而认识一个人觉得是疑点的东西。如果它们赖以得出结论的数据输入正确，机器是　不可能　算出错误结果的，因为错误只有在推理者具有以典型的自由意志方式改变其断言（程序）的余地时才会出现。这种自由意志正是我们在前几章所讨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价值冲突在人类事务中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价值冲突通常出现在我们的信念得以断言的层次上。假定Ｘ、Ｙ和Ｚ就必然成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价值Ｘ受到挑战，那么Ｙ和Ｚ也相应地不成立。例如，假定妇女的身体是属于她自己的，她就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处理。这样，对于涉及自己身体中不需要的一部分（即怀孕）的合理解决方法就是流产。但假定妇女身体中的生命有机体有权独立于该妇女的意愿之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