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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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