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1-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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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味的是，这些帝王或是暴君，或是无能昏君，或是濒临亡国丧位之君。我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暴君要求臣子绝对的忠、愚昧的忠，他们将关羽作为忠的化身，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昏君在朝政上昏庸无能，则希望国家大事由这个忠心耿耿的神灵替他们操持。而对于即将亡国丧位之君来说，关羽这样的守护神是救他们之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顶礼膜拜关羽的帝王，主要取了他的忠义二字，且最后落实到忠，因为对朋友讲义气，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朋友同时也是主上。在君臣关系上是忠，另外加上一层带情感色彩的对兄长之情义，我想，君王要求于臣下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
如何解释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也拿关羽作保护神呢？如果说统治者主要取了关羽的忠，义也化归为忠，那么揭竿造反的被统治者则主要取了他的义，其忠也化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其实再深究一下，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如果造反成功，大哥坐了皇位，那种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
其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小说《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罗贯中在小说中宣扬和强调的，仍然是“忠义”二字，但通过艺术形象的渲染，让它们比皇帝的加封和褒扬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特别是，《三国演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它的描写是真实的。
李文说《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我看不确：顶多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李文自身就列举了罗贯中不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描写，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三国演义》颠倒历史事实和虚构史实的地方就更多了，不胜枚举。
但这“三分真、七分假”的说法仍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七分假和那三分真混在一起，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一般读者难以分辨孰真孰假，只得统统接受下来，以为《三国演义》叙述和描写的，是十分真实的历史（读者大多只知道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或者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三国演义》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虚假的历史，一个被完全美化和神化的关羽。
再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在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需要。除了上面所说最高统治者和造反的被统治者外，例如，当官的供奉关羽，是指望他保佑自己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商人们将关羽供奉为财神，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旺盛；一般百姓崇拜关帝，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活平安，少受欺凌，等等。
我很同意李文这样一段话：“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我们不能随意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实际上，通观全篇作品，李文对这种信仰和崇拜的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这种肯定是否简单化，则有待分析。
李文说：“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在历数日下的世风后，李文说：“面对这一片片陌生、冷漠、麻木、残忍及戕害他人的灵魂废墟，善良的人们岂能不深切地呼唤关公，让关公那正直、仁义、充满着善与爱的大纛，重新在人们的心灵里猎猎飞舞！”
在我看来，这种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肯定是简单化的。说它简单化，是因为，它对被美化和神化的关羽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绝对的肯定，没有指出其必然具有的负面影响。说它简单化，还在于，它在肯定关羽神话对于挽救当世颓风的必要性时，并没有从更深层次思考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借助一个神灵来救赎世人的灵魂？
李文承认，“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场失败，“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李文认为，需要有一个时间和空间距离都足够大的新神来占据当代人的心灵，因为“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然，他这里所指的英雄或神就是关羽：“关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之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这话听起来不错，似乎不证自明。实际上这里“伟大英雄”是“被神化的人”或“英雄神话”的不确切的说法，李文在论述中将这两种不同概念给偷换了。针对这句话，我宁可说：“一个始终匍匐在神话英雄脚下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有出息的生物之群。”
李文还举了一些事例：如毛泽东在谈及“关老爷的大刀”时高度赞许，对百姓信仰关羽表示宽容；美国总统里根竞选时在关帝庙祈祷以求得保佑；泰国法院开庭前全体法官在关羽像前宣誓；加拿大警察署允许华裔警察在办公室摆放关羽像；香港公共场所供奉关羽像十分普遍；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关羽庙香火鼎盛、崇拜者众多……在有意无意之间，李文将它们当成关羽神话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之根据。
在我看来，上述事例只是一些意义各别的社会现象，它们同一的含义只有一个：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事实。但已经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必要的，不一定是应该提倡的。
李文不仅是叙述关羽神化的过程和情况，它还作出论断：这种神话是否必要，对当代社会是否有积极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李文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即使从“政论”的角度看，也显得过于随意。
在分析关羽神话问题时，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我们的民族很容易产生对强势者的神化和崇拜（关羽的强势是他的勇武），要消除它却艰难万分。即以当代而论，李文说“文革”期间的造神运动是一个失败，因为它缺乏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话并不完全准确。有段时间，你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就会看到那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伟人像。对的哥来说，它主要不是装饰品，而是守护神，保佑他平安和发财。伟人刚刚从政治神坛上走下，立即又被捧上民间的神坛，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多么善于造神，而且是多么实用。
那些愿意将人崇拜为神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和缘故。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探究者，他应该做的，不是加入到这个造神运动中去，不是将这个神作某些改造后再供人崇拜，而是将它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跟我们一样毫无二致的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而无须盲从的人，一个我们可以交流而无须仰望的人。在这一基础上，再进一步揭示造神的由来和意义。这样一种工作，我觉得，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净化和健全，才是十分必要的。自称“纪实文学”的李文，本该做这种还关羽以本色的工作，可惜它没有这样做。
现在不仅李文这样的文字作品标榜为“纪实”，影视作品中也有“历史正剧”之说。这成了一种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历史也好，正剧也好，都意味着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尊重客观历史，而非胡编乱造，从而与“戏说”、“大话”之类的东西区别开来。实际上，这些作品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即以与李文相关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而论，它被看做标准的历史正剧，实际上仍然是戏说，因为它依据的文字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戏说的产物。真正的三国“历史正剧”，应该依据《三国志》等正史来重新编写。所以我愿意再给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个开玩笑的称呼：它不是历史正剧，而是假历史偏剧——假是指其所谓的历史是虚假的，偏是指其内容大大偏离了真正的史实。
注释：
〔1〕〔2〕参看缪钺主编：《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言。
《呼啸山庄》四题
？ 朱亚宁
一、《呼啸山庄》与新派武侠
由于诸多杂事的牵扯，这部书竟断续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得以读毕。合上最后一页，凝神回味，心中首先浮起的是一种奇异之感：那就是它在某些方面有点近似（当然绝非等同于）早些时候读过的“新派”武侠小说。
并非有意随俗哗众以吸引视听——前些年，某文学博士与出版商联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座次，将香港新武侠小说写家金庸列入，结果遭致众多正直严肃饱学之士的迎头痛击——前车之鉴，个中利害我自然不会不知。上述奇异之感不过是指相对于新武侠情节编排的雷同或程式化，人物性格的扁平与类型化（呈弱智、幼儿状态），以牵强的巧合误会造就惊天动地的生死恩仇等等而言，《呼啸山庄》的情节营造亦显粗疏幼稚，让人难以置信，其人物的性格行为亦乖戾反常、狂躁偏执（大抵是任情绪驱使而不顾后果），起落跌宕的情节转捩后面，人为的痕迹亦明显可见——
譬如老萧恩为何要从利物浦带回流浪儿希刺克厉夫并爱他甚于亲生骨肉？
希刺克厉夫为何要在窃听到凯瑟琳说嫁给他就会自降身份时忿然离去，而没有些许耐心听接下来对他的激烈赞美，以及炽热得连鬼神也难免为之动容的爱情表白？
伊莎贝拉为何会猝然爱上失踪三年后返回呼啸山庄的希刺克厉夫，并且痴狂执拗如磐石（这桩不合情理的悲壮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个月）？
更可怪的是十七年后凯蒂（埃德加与凯瑟琳之女）又依法炮制爱上了病弱无能的林淳（希刺克厉夫与伊莎贝拉之子）——虽然这桩不幸婚姻是希刺克利夫以暴力胁迫而成，但它毕竟源出那愚蠢无知的孩子气的“爱”……
类似上述经不住稍微认真推敲的情节安排、人物性格言行表露及相关细节选择，无须说还可以寻觅列举出若干——假如以正宗写实主义的基本标准与规则去考量作者及作品，那么一部《呼啸山庄》恐怕注定难逃诸如情节虚幻离奇、有违生活常理人物常态之类的指斥。事实上，如果愿去作一点考证挖掘及联想，我们还能为这种指斥找到若干合理的解释和依据。
如所周知，著名的勃朗特三姊妹降生于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家庭，因收入微薄，这一家子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很困难。加之她们家居豪渥斯地区一处偏僻的旷野，并且从未离开过，称得上是终生离群索居，没有条件做一点起码的交游与旅行。也就是说，当时的艾米莉（还有她的姐姐夏洛蒂与妹妹安）不仅不可能获取比一般人更广阔的生活视野、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且跟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连个人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严格限制，因此其作品中生活场景的狭隘、人物思想情感的理念化（借用毛姆的说法，这“不是属于尘世的情绪”）及性格处理的简单主观几乎是必然的。更何况金无足赤，以苛刻的眼光看，任何小说（即便是最伟大的小说）也难免有某—方面（或几方面）的局限或缺失。问题在于，像这样一部局限与缺陷都非常明显的作品为何具有如此的震撼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倾向于认为，优秀乃至一般化的作品往往不一定能挑出特别明显的毛病，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反而可能优缺点都相当突出（天才大多是偏激者或执拗者），但与此同时一定会独秉有某种超绝卓异、世所罕见、不可取代和重复的特征与品性，闪射出（或内蕴着）稀世之珍不同凡俗的炫目光芒（不妨回想品味一下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坡、卡夫卡，乃至鲁迅等人的杰作）。
基于上述立论，我们认定《呼啸山庄》正是一枚足以承载如是赞誉的稀世之珍。尤为费解的是，它的创造者竟是一位终生困居旷野僻地、因贫病交加仅活了短短三十个年头的乡村女子！对此，种种貌似充足的理由或解析恐怕都难以叫人真正心悦诚服，无可奈何之际，最终只能归之为造物（同时也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自身）的神奇与神秘了。
二、“歌唱家”或“诗人”的小说
以常规标准度量，人生经验欠缺与生活视野狭窄乃是被视为人生、人性勘探记录者的作家的致命缺陷，然而艾米莉并未因此而畏葸局促。面对存在（自然环境、人类情感/命运），她以罕见的天才力量和创造激情注入了如此盎然充沛的生气，使得其中和我们日常所见的人类如此不同、差距如此巨大的男女角色生动可感呼之欲出，就像施加了神秘难解的魔法一样。
这里的所谓生动可感，并不取决于它们跟人所熟稔的实存世界的相似程度，也无须以它们是否可能在日常现实中存在为基础，而是源自它们自身（作为以生命、情感为根基的文学创造物）的可信性与魅惑力。恰如爱·摩·福斯特所言：有一种作品你无法做到使它既感人又真实，设若小说家身上有着过于强大的歌唱家或诗人的质素，而弹丸之地的小说厅堂又无引吭高歌的余地，那么他就只好敲桌击椅以至非把家具弄坏不可。福斯特素以博识幽默著称，这段话自然不止是逗趣取乐以博人一粲，而是大有深意存焉。试看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她生活与创作的年代稍早于艾米莉），她以同样贫乏的生活经验（只限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场景）写出了《爱玛》、《傲慢与偏见》等多部杰作，但其作品的风格却迥异于艾米莉，几乎称得上天差地别——前者以敏锐细密的感觉忠实地观察和摹写人物性格，分析情感心理，洞烛幽微，客观精当，丝丝入扣；后者则是以奇崛非凡的气度、夸张浓烈的笔触渲染构建出一个虚拟世界，其自然景观的荒蛮旷茫和与世隔绝、人物言行的执迷极端与性格的专横僻异都是出人意表超乎寻常的。从希氏同凯瑟琳铭心刻骨的生死恋情，到手段酷虐到近乎疯狂的复仇行为（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除了对庄园财产的攫取外，他竟然将主要的复仇目标放在对仇人后代的蓄意折磨乃至人格类型的改造重塑上），种种人间恩怨情仇的酿成，个中根由既缘自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格的极端相左，同时也缘自人与人之间沟通理解的错位，还有人心深处的顽劣阴暗怨毒怪戾——不可思议的是其间各色人物行为情感的相互抵牾、吸引、搏战，无论深广度还是恣肆放纵度，似乎都远远超逾了人类通常可能的极限，予读者以似真非真的虚幻感。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对《呼啸山庄》这部“最奇特的小说”而言，生活或者事实的“真实”并不那么重要，艾米莉一心关注的是将故事（人物命运）逐次推向早经设定的结局。进一步，就读者自阅读获取的直观感受和最终理解看，其中构成作品主体的人物、事件的过程与结局（包括最难理清评判的情感纠葛），也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环围涌动在几十万混沌粗粝之言后面的是一派雷电交加、风急雨骤的狂乱轰鸣，作为一个基本声部的人物性格、命运、行为、情感（尤其是爱与恨的交战）的演进，常常被淹没在震彻寰宇的交响里，并延展趋向至无穷的不可知之境。对此，另一位晚她三十多年出生的同胞、著名女作家弗·伍尔夫曾精当地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懂的书，因为艾米莉是—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