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1-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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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哈维尔的背谬或困境，但绝不仅仅是他的背谬。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描述了一个人类的英雄，他承受着自己的命运，不断地把滚下山顶的巨石重新推上山顶，在这种背谬当中追求人生的意义。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有天巨石推上山顶，忽然不再自行滚落了；西绪弗斯不再承受无休止的背谬了，但他也没有新事可干；最终会发生什么呢？我想有两种情况：或者西绪弗斯由于无聊而自杀；或者他自己把巨石又推了下去。此时我们是否还能对他加以赞美呢？是否还能看做他自由地选择了呢？因此，比起加缪创造的西绪弗斯的新神话来，不如说原本的希腊神话更真实：建设和破坏的循环，是一种宿命的惩罚而非自由的选择。如果这就是惟一的真实，我们又怎么办？也许还是只能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一样，接受这惟一的真实并且生活。毕竟，从能量转化来说，人也被热力学第二定律握在手中；而在另外一些方面，人又从属于更高的东西。
鱼与熊掌A
？ 周 实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只是一条狗，用人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宠物罢了。我的使命是讨人欢心，我也一直尽责尽力。我想我是做得好的，主人也说做得好。我可不像有的狗，既要当宠物，又要耍性子，甚至叫嚣什么个性，呼吁应该享有狗权。既然当了狗，还有什么权？连这点都不明白，还当什么狗？自古以来，我们狗就是听人使唤的。我们与人发生关系，不但先于牛，而且先于猪，是兽类的先进者。我们为人守家，助猎，捕捉老鼠供人烹食，其时猫尚未驯化也。现代人说什么猪狗，狗抓耗子多管闲事，是他们已数典忘祖，其实应说狗猪才对。捕鼠自是狗的本分，我们不管闲事的。古时，狗分为三类，一为狩猎狗，二为看门狗，三为食用狗。延伸至后来，经济发达了，物质丰富了，才有宠物狗。宠物狗在狗类中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我很明白这种幸福，我极珍惜这种幸福，这是时代进步所至。所以，不论何种情况，不论人们如何谩骂，骂我狗腿子，骂我狗日的，骂我是走狗，骂我是疯狗，骂我什么丧家狗，骂我连狗都不如，只是狗的狗爪子，只是狗的一根毛……我都没有一点意见。人们平常不是说：骂是痛，打是爱吗？所以，即使主人打我，我也不会离开的，这是他在痛爱我呀！人若有了爱，人是幸福的，狗也是一样，为爱可以献出肉体，供人烹食，在所不惜。我这不是说大话。大话，空话，狗不说。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回溯先前，上古时代，人类必待猎获野兽，才能一逞朵颐之快。然受天时环境限制，野兽不能获得之时，于是垂涎而及于狗。当时，人的家畜之中，别无他物，仅狗一种，豢养既熟，宰割甚便，不必从事外求也，我们亦无怨言也。降至周代，吃狗成习，其风更溥，全国上下，不分贵贱，都喜食之。《礼记·月令》有记载：“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也。《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一篇有言曰：“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由此可见，当时社会有以“屠狗”为业者。狗肉之需何其多，吃狗之风何其盛，可以不言而喻也。我们有过怨言吗？汉代吃狗，一如周时。《汉书·樊哙传》：“以屠狗为事。”司马相如大文豪也因“狗监”而求进，足证其官犹存也。至于今人骂狗官，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枚乘作《七发》，尤赞狗味之美好：“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所言应是不虚吧。我们狗们为了人，真是命都不要的，还有什么不能做呢？人对我们也极好，不然，我岂能受宠，成为一条宠物狗，享受人间之幸福？我很明白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来之不易！
我的政治面貌是——
又要填表了，无论什么表，只要涉及个人，都有政治面貌一栏。
我的政治面貌是——捏着笔，犹疑着，终于写下三个字：“无党派”。
“嗬，什么时候成人士啦？”旁边，同事笑起来。
转过头去看着他，不明白他说什么。
“不要装傻啦！”当头一棒喝。“无党派也算一派！不然，怎么称人士？”
就这样，一下子，我又从那高贵的“人士”变回普通的“群众”了。
“群众”填了几十年了。到底填过多少表，连自己都记不清了。现在比以前，表是少多了。时代到底不同了。
究竟何谓“群众”呢？望着我的政治面貌，我只能在心里面，耸耸肩膀，摇摇头，然后摊开两只手，做出一副不可理解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就像外国电影里那些时髦的明星。
真的不知何为“群众”。
如果仅从字义来看，“群众”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无数的概念而已，一个集合的概念而已。“宰治万物，役使群众”，《史记·礼书》这样说。当然，那是古时候，现在已经不同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了，“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且不说什么“真正的英雄”，也不说什么“雪亮的眼睛”，只说我和这“群众”究竟是何关系吧。如果我不能代表“群众”，我又怎么能填“群众”？如果我真代表“群众”，就应该填“群众代表”。如果我只是一个“群众”，就只能填“群众一员”。这样才算准确的吧。问题是还要挨批评，说我什么脱离“群众”。既然我就是“群众”，我又怎能脱离“群众”？怎能自己脱离自己？还说这是“群众”意见！说我不听“群众”意见！说我眼里没有“群众”！我眼里能没“群众”吗？其他东西，我看不到，“群众”我还看不到吗？“文革”可是看够了。看够了如何运动“群众”，看够了“群众”如何运动，看够了如何迫害“群众”，看够了如何受“群众”迫害！迫害“群众”是可鄙的，那可真是极可鄙。受“群众”迫害是可悲的，那可真是最可悲。那时，“群众”这两个字才充分显示了它的属性——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一个集合的概念而已，一个虚妄的概念而已：每个人都在受迫害，每个人都在迫害人。你到哪里去申诉，你又如何去追究？即使你有地方申诉，即使世上最好的警察，也无法抓捕“群众”吧？冤无头，债无主，“群众”是不负责任的，也没有办法负责任。即使“群众”愿负责任，你又如何将那责任切成无以计数的碎片分给无以计数的“群众”？只有“领导”能负责任，可“领导”又只负“领导”责任！“领导”上面还有“领导”，“领导”也不是一个人！这时，“领导”也成了“群众”！这时，“群众”虽然还在，却又似乎完全不在。在的，只是每一个人。在的，只是所有个人。只有个人能负责任！
可是，又有什么个人愿为“群众”负责呢？即使他愿意，也不能够吧？
负责也只说说而已，无法对应承担的，无法真正承担的。
个人只能对个人负责，对他自己的言行负责！
如果能有那么一天，如果我又碰上填表，仍要填上政治面貌，我能填上“个人”二字，旁人也视其为自然，那——时代想必又不同了。
我曾这样学雷锋
谁的人生无失败？谁都有过失败吧。我也曾有过，比如学雷锋。
我是如何学的呢？我是这样去学的。我想那个时代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的：
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去街上推板车。一见老人过马路，连忙跑去打招呼。只要捡到钱，哪怕一分钱，也都要交到警察手里边。好事做完了，回家写日记。日记写好了，交给老师看，盼着老师的表扬。一天是这样，不算什么事。两天是这样，也没什么事。慢慢，就有问题了。要是哪天有情况，没有机会做好事，日记又该如何写？坐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都咬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写没有做好事？肯定不行的。大家都在学雷锋，大家都在做好事，你怎么能不做呢？不得表扬就算了，弄不好还挨批评。这样想着，一咬牙，一横心，终于将笔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就在纸上完成了。第二天，交老师，老师一看很高兴，不但表扬了，而且宣读了，号召同学们要向我学习，像我这样学雷锋，像我这样做好事。这样一来，就糟了，我被同学盯住了。于是，只好动脑筋，想方设法做好事。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一天一个样。好事做了不少了，花样也快玩尽了，智商毕竟是有限。终于，有一天，没有创造了，又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又咬烂了。终于，笔又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又在纸上完成了。不过，这次没得逞，我被同学揭发了。同学放学后，什么也不做，一直盯着我，直到我进家，他才转回家。我在纸上做的事，显然子虚乌有了。我也懒得再抵赖，因为实在太累了。每天做好事，实在太累了。即使我想做，也做不下去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领袖如何说？伟大领袖这样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这是在说我呀，他早把我看透了！他只那么稍稍一瞥，就把我给看穿了！我是想做好事的，结果做成坏事了。坏事多么容易做！再说平时的真我，虽然学雷锋，做了不少好事情，但在不学的时候，做的坏事也不少。比如有天骂人了，比如有天打架了，比如有天爬围墙去偷一只小花狗……真是罄竹难书呀！这些我只放在心里，没有记到日记中去。想记也不敢记呀！想记也怕老师骂呀！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在这里说的这些，是我此时所思所想，不是那时就想到的。那时那刻的那个我，立即开始反击了。我也一五一十地开始揭发那位同学，揭发他的弄虚作假以及他的斑斑劣迹。于是，一场互相揭发在同学之间迅猛展开，那个激烈，那个广泛，那个深入，那个无情，真把老师惊呆了。从那之后，老师就没要我们写日记了。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这话当然是对的。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话当然也很对，而且十分正确无比。可是，谁又做到了？伟大领袖做到了？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他的感慨吧。他也感慨一辈子只做好事很难吧。如果世上真有人，一辈子尽做好事，一点坏事都没做，那人真是圣人了。这世上有圣人吗？他是肉体凡胎吗？何况很多情况下，我们做事，怀有好心，结果好心反办坏事。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心总飞向别处
友人来信，谈起边缘。现在流行边缘？看罢有点惊讶。流行的边缘是什么？说不好。流行的边缘是否边缘？也说不好。或许这是我的错觉，友人只是呼吁边缘？想要大家重视边缘？边缘若真引起重视，那又是怎样的边缘呢？真——不——好——说。
边缘于我是悬崖勒马：前头无路，后有追兵。那马，在崖上扬起前蹄，口吐白沫，仰天长嘶——再向前吧，粉身碎骨！往后退呢，缴枪不杀！虽然，还可能杀开血路，结果是奔向另一处悬崖。边缘人大都勒马悬崖。不悬崖勒马是边缘吗？边缘人大都难得善终，名利也是身后的事情。
很多人的眼睛里，边缘人是长不大的。老了，也是老顽童。边缘人的眼睛里呢，长大于他就是死亡，成熟于他就是腐烂。中心根本无法实现他的幼稚可笑的幻想。他，要行动，要冒险，要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击既定的现实生活，创造奇异的新生活，让自己变成一首诗：激情澎湃，无拘无束，汪洋恣肆。
边缘人确实讨厌中心。中心鲜花、赞美太多。赞美使他容易头晕，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听从赞美者的意愿。于是，他总是反客为主，做出使人意外的行动，离弃爱他的人和环境，背着“怪人”和“疯子”的名号为正常的中心所鄙弃，而中心在他眼睛里即使不是阿谀之地，恶俗之乡，也是极其平庸的。
边缘人之所以讨厌中心，还因中心拥有金钱，金钱中心坐着权力，金钱权力相互联手，不受他人丝毫约束，而且不容自我言行。而边缘人之看重自我就如同看重性命一般。一个缺乏自我的生命，是难有心灵自由的，在边缘人的眼睛里，是不亚于行尸走肉的。边缘人不愿做行尸走肉。
边缘人虽然喜欢自我，并不一定陷入自恋。如果自我一旦陈旧，形成一种新的束缚，他就会开始新的挣扎，展示一种新的超越。边缘人喜欢自我超越。他会像甩掉旧衣一样，踢开那个曾有的旧我。旧我于他就像监狱，他无法在旧我中生活下去。
边缘人是潇洒的，边缘人是散淡的。但，潇洒是个什么模样？散淡又是个什么模样？恐怕他也说不清楚，虽然他的心里明白那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身处这个中秋的夜晚，看着万家团圆的电视，写着这篇我看边缘，我的眼前所浮现的竟是这么一副画面：
高楼上挂着月一轮
高楼下走着一个人
一个人牵着一条狗
一条狗牵着一个人
在高楼的暗影里
时走时停……
这是否有点边缘的味道？难说。但，边缘人在我心目里，较之稀少的中心人，或者很多的正常人，似乎是要敏感一些，多疑一些，孤僻一些，忧郁一些。平时他不引人注目，一旦行动又令人惊诧，显出那么多的自信：激情澎湃，无拘无束，汪洋恣肆。
边缘人之所以边缘，主要还是心在边缘。无论生活如何垂青，不管上天如何关爱，他的眼光总在别处。他喜欢生活在别处。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他的心总飞向别处。这别处对于中心人，或者很多正常人，当然就是边缘了，抑或就像南柯一梦？而这梦对于边缘人，便是他的最中心了。那里有无数的彩蝶翩翩。
一个词语的生长
？ 梅疾愚
一
我一直相信：我热爱的词语最终会长得像我所喜欢的模样。这是一个写散文的人说的，他叫蒋浩，除了一本《恐惧的片断》，我还没有看到他别的作品。
一个人是经常会和某个词语相遇的，并把它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然后根植于自己的心中。也有一些词语无意间就落进了你的心灵，像一粒被风刮来的蒲公英的种籽。可无论怎样，词语一旦在你的心里落地，你的身体里就会响起轻微的，或是杂乱的脚步声——那是词语在内心里游走和生长的声音。
二
我与“写作”这个词相遇并对它产生敬畏，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是因为我读了一本小说叫《战地红缨》，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畅销书”。它让我知道了写作能够讲“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我又读过《向阳院的故事》和《新来的小石柱》，都是一个少年和“敌人”斗争的故事（也不知道那些大人都做什么去了，反正都是小孩充当了主角）。当然还读过《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浩然是那个时代中国惟一的作家，在当时，红透了一片天。当年就是通过这些小说，让我感觉到了写作这个词语的“神圣”。后来才知道，在我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干瘪的乳房塞进了我的嘴里。
直到现在，我对“文革”前和“文革”中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极不信任，因为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是他们很“气愤”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叛徒、汉奸、工贼”，孔子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复辟者”；后来，又是他们“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