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1-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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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的“复辟者”；后来，又是他们“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伟人，孔子是一个圣人。我还亲眼看到：在“文革”来临的时候，是他们争先恐后地跪下，痛心疾首地说“我有罪！”可“文革”结束后，又是他们你争我抢地站起来，哭着喊着说“我要控诉！”他们欺骗了我，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卑劣、最肮脏、最丑陋的东西。
可以想象，“写作”这个词最初扎根在我心里的时候，它长出来的是一些基因变态了的、不沐浴阳光也不通过光合作用就疯长的怪异植物，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们刈除掉，但它们的根须已经扎在我的生命里，还随时可能抽芽、疯长，我可能一生都会为此耗费精力，以防它在我生命里蔓延。想到这些真的很可怕，它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不幸。
三
在读大学中文系时，为了刈除那些怪异的植物，也为了“写作”这个神圣的词语真正得到生长，我虔诚做了几十本课堂笔记，但是我却一直听不到自己内心里的声音。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更像是生物系的试验室，对文学作品像对动物一样先分出科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有什么相结合等等，然后再做技术分析，如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等等，不同的是，生物试验室重视“数据”，而中文系课堂在乎“学问”，而“学问”不过是“从书本抖落进空荡荡的头骨里的灰尘”（美国作家安·比尔斯语）。所以，中文系很少出作家，只出那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可那些评论家面对有血有肉的具体作品也都只会用“学问”说话，却从来不会用心灵说话。他们逐渐地忘记了常识：没有经过人的心灵所说出的话，还能算是人话么？文学与心灵被隔离了，“写作”这粒种籽也同样会在人的心里长出一堆比塑料花还虚假的东西。
四
直到遇到俄罗斯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我才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我内心里生长的声音。在我的身体里，有时甚至会响起惊涛拍岸般的轰鸣。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上一个世纪最优秀的女诗人，但对她的诗，我宁愿承认我没有能力做出评价。我不喜欢做那种自以为是、盖棺论定的事。正如布罗茨基在谈到阿赫玛托娃时所说：“没有一个生命是为一篇讣告而活着。”一个人用生命所写的诗，只有你也同样用生命去读，才能真正懂得那些诗的意味。
是阿赫玛托娃的生命让我颤栗。
1935年，已有二十五年诗龄的阿赫玛托娃遭遇了前苏联的大清洗，在此之前，她的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尼·古米廖夫已经被当局处死，她的生命已经经历过了一次苦难和恐惧，她也知道了一场消灭精神和肉体的运动将是多么残忍。可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大清洗的血腥很快就弥漫进了她的生命，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和她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几乎同时被捕，普宁不久就死于狱中。一个诗人的生命再一次遭到摧残，上帝和苏联当局合谋在剥夺她写作的权利。
她还在写诗！诗已经成为她活下去的一种需要。布罗茨基说：“她继续写作，是因为诗歌吸收了死亡，是因为她因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她必须用诗来完成精神上的代谢，像我们必须要用氧气活着一样。但是她的生命里再也不能绽放出爱情诗的花朵，尽管她的爱情诗曾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一件大事”（著名学者、诗人伊凡诺夫语），恐怖和与恐怖的对抗，使她的生命里生长出一首首悼亡诗，她的诗和生命一样，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
这是一个猥亵的、寡廉鲜耻的时代：
圣诞节被篝火烤得暖融融，
轿式马车从桥上赶下来，
整个送葬的城市
没有任何目的地地
顺着涅瓦河或逆着它浮动——
只是要躲开自己的坟墓。
她已经被明令不能再写诗，更谈不上能发表。而且这样的诗一旦被发现，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她在狱中的儿子也会马上被处死。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人因为一张写有几行诗的小纸片而永远失踪。因此，她不能把这些诗笔录下来或打印出来，它们只能由她和其他几个人记在脑中，她已经不能信任自己一个人的记忆。每过一段时间，她便同某一个人会面，请他或她帮助记住某一段，这就是她这些诗的仓储方式，也是惟一的“发表”方式。
有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理解，在那么一个血腥的年代，还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冒着生命的危险写这样的诗呢？只有阿赫玛托娃自己知道，这些诗是她生命里长出来的，她也无法控制它们的生长，除非她把自己的肉体消灭掉——像那些政客所期待的那样。
现在也不断有人说，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我知道，那大多是谎言，他们不过是一些精神撒娇者。只有在阿赫玛托娃身上，我才真正看到写作和一个人生命连筋带血的联系。
五
后来，我又读到福克纳。
福克纳再一次让我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生命里生长的声音，而且他也让我看到：写作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年轻的福克纳是一个虚荣至极的“南方蛮子”，他曾想当一个空军去欧洲参加战争，可人家嫌他“矮小、羸弱”，拒绝了他。最后，他不得不编了一个英国身份，操着现学的英国口音，才勉强混进英国皇家空军。不幸的是，他在加拿大多伦多航空学院学习了五个多月飞行原理之后，还没有摸到飞机的操纵杆，战争就结束了。可他回到家后，不断地和朋友吹嘘自己曾到过欧洲，在法国的领空与敌军作战，受了伤，立了功，他还经常敲着自己的脑袋说：“看！弹片还在这里没取出来。”他还酗酒，靠酒精麻醉他那成为“英雄”的梦想。后来，他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个邮政员的职位，可他懒散，经常把信弄丢，并且工作时间就关门，带一些女人出去玩，在邮局想开除他的时候，他自己知趣地先跑掉了。这时，连他父母都对他失望了，以为他的一生就会这样混下去。
可就在这时，早已埋在心里的“写作”的种籽开始抽芽了，“他把什么都忘了，只是忙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美国传记作家戴维·明特语）。写作，改变了他，也拯救了他。
1950年11月10日，当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纽约时，整个美国都轰动了，可他只说了一句，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他竟然不想去领奖，因为他认为除了小说，其他的已经与自己无关了。在家人、朋友和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后来是女儿吉尔出面，要求他带自己去欧洲旅游，作为她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他才勉强答应了这次欧洲之行，顺便领回了让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使福克纳由一个虚荣而懒散的人，一步步地成为文学大师；写作也升华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大写的人。
六
是阿赫玛托娃和福克纳让我和“写作”这个词语真正地相遇，并把它植于自己内心的深处，也是他们和其他真正伟大的作家，使“写作”这个词语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长出了人格和尊严——它终于长成了我所喜欢的模样。
一种风流吾最爱
？ 林 谷
周作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一向怀有特殊的眷爱，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为其收藏的一块南齐古砖（砖砚）写过一篇题记：《题永明三年砖拓本》，其中有一段话颇值玩味：“大沼枕山句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见《夜读抄·苦茶庵小文》）六十年代，他在《知堂回想录》里又重复提到这两句话，足见他对此意一往情深的程度。
魏晋六朝的文学艺术的确是无比辉煌和美丽的，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六朝的文章，北魏的佛雕……沉积厚重的历史帷幕永远掩盖不了它的光辉，而且哺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就是我们要说的周作人。但是，我们通览周作人全部著作，却未发现他写过一篇像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对魏晋文学研究具有开山意义的宏文巨作，他的有关魏晋六朝文学的议论显得有些零碎不成系统，但恰如太阳底下的树荫里，虽然只见光点斑斑，却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亮感，周作人的这些只言片语，也更能使我们看出他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独特感悟和理解。据我粗略统计，他在历年文章中谈到魏晋六朝文学大约有八九处之多，这是颇不寻常的。
周作人较多地谈魏晋六朝文学大概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过“六朝散文”的课。1932年2月至4月间，他应沈兼士之约，在辅仁大学作了八次学术讲演，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周作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文学史观。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他认为中国文学从来就存在着言志与载道两大流派，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对立的流派相互交替构成的。在他自绘的一幅图表上，清楚地标明位于线上的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都是言志派，而位于线下的两汉、唐、两宋、明、清则是载道派。那么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兴衰起落与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周作人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的，即，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即周作人所谓的王纲解纽的时代），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他说春秋战国就是言志文学第一次兴起的时期，而第二次就是大放异彩的魏晋六朝了。对这一次言志文学的兴起周作人是这样评述的：“魏时三国鼎立，晋代也只有很少年岁的统一局面，因而这时候的文学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书籍都比较有趣一些。”这一时期的好作品有哪些呢？他列举了《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及后来清人编的《六朝文絜》。特别是《颜氏家训》，他更是赞赏备致。他说：“《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绝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有一点固执之处。”
四十年代是周作人一生的非常时期，他身上原有的那层为许多人倾倒的光彩消失了。但是，他毕竟是个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在总署衙门里他是周督办，回到八道湾他仍然是个埋首读书、著述的苦雨斋主人。1944年7月（距周作人丢官下台刚刚一年），周作人又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大文章《我的杂学》。在这篇专门介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渊源的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开始的读书生涯，说他是经过自己的揣摩才确定了一条读书准则的，那就是，凡是所谓正宗正统的，有道学家气和八股气的文章，他都不喜欢。他说近日曾拿出《古文观止》来看，“明显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只有读了前六卷的周秦文以及汉文，才觉得“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在谈到他所喜爱的作品时，又一如既往地提到了陶渊明的诗、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以及《六朝文絜》里那些“质雅可诵”的散文。周作人郑重地告诉人们，他之所以提出唐以前这些著作，只是表明个人的一种偏好，那就是“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
1944年11月他又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小品文《萤火》，对文中所讲的那段读书体会恐怕不少人会有同感。他说，他读书往往是看久了会产生厌倦，一是感到单调，千年前后的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个感觉就是气闷，因为有时候会感到后人似乎比前人还要糊涂一点。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从前看过的书，后来还想拿出来看，大概只有《诗经》（其中也以《国风》为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而已。”
1945年1月（此时距周作人12月6日因汉奸罪被捕还有十个月多），周作人写了一篇对了解他晚期文学思想颇为重要的文章《文学史的教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古希腊文学的异同与得失。他说，中国散文本来起始得很早，也产生过像《庄子》、《史记》、《左传》及《汉书》等等可与古希腊文学比美的好作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作者一向态度老成，又常受到统治思想的约束，文人们纷纷向宫廷一边靠去，因此，尽管后来的文章也很发达，但使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僵化的正统思想将文学的新生命扼杀了，周作人认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教训。那么，以后中国文学就没有一点好的么？那也不是。周作人指出：“汉魏六朝的文字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作人对魏晋六朝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这样推崇和钟情，其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原因大概要从思想和审美趣味两方面去找，而主导原因则在思想。我国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探讨周作人思想方面的原因颇有启发。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的（见《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魏晋时代政治是混乱和黑暗的，因此社会上充满痛苦，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文人；二是魏晋以来儒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人们（主要是士大夫和艺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大自由、大解放，从而促进了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到来。作为现代中国自由派文学最大代表的周作人，正是从这个既充满黑暗痛苦，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他的思想、个性以及风度的形成统统与魏晋六朝文学的熏陶和滋养分不开。他常爱说他自己像明末人，我看，从他的某些思想气质来考察，说他也有点像魏晋人，不也是可以的么？
除了思想上的趋同之外，艺术趣味的相通，也是周作人亲近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界有种现象每每让人叹为神奇，当我们爬山越岭时，有时会惊喜地发现在岩石的缝隙里居然钻出一棵青翠的小树或是一丛烂漫的山花来，它们虽然长得曲曲弯弯，貌似纤弱，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以其少见的冷艳之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觉得用这种自然现象来比喻魏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