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1-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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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但马斯楚安尼自己却坦白地承认，他当时被费里尼弄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只好故作潇洒：“很有意思，我接受。”后来他常常和记者讲述他第一次被费里尼“拿下”的有趣过程，总是特别地要提到费里尼对他脸蛋的评价，说“遇到费里尼之后才知道，演员是不需要脸的，我把脸交给导演和演员去雕刻”。
研究媒介形象的专家认为，公众人物的形象最好是有一张没有固定职业特征的脸。公众人物的脸越模糊，相与对应的公众层面越大，媒介形象获得的接受面越广，像马斯楚安尼的那张脸吧——“除了不像一个父亲，马斯楚安尼是一切。他是牧师，是骗子，是青春，是衰老，是警察，是罪犯，是瘾者，是教徒，他是男人，是女人，是同性恋者，是双性恋，他是银幕上第一个怀孕的男人，是最不贞的男人，最无能的犯人。”什么都不是的另一面是什么都是，所以马斯楚安尼以自己丰富庞杂的作品自豪地宣布：“我是无限的。”〔25〕在电视成为竞选工具以后，一个拥有无限多面孔的政治家才拥有无限的受众，才会得到多数选票。
美国参议员蒙代尔对那场辩论则另有评论：“理查德·尼克松失利而约翰·肯尼迪获得了支持，并不是因为前者化装得不好或穿了一套不合身的服装，而是因为人民看到了尼克松和肯尼迪在作风上鲜明的差别，能够更好地估计这两个人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以及怎样看待世界的。这就是电视辩论的价值：使候选人公开受到公众的仔细鉴别。”〔26〕这是纯粹的政治观点了。但是他肯定电视这种传播媒介的“公开”和“仔细鉴别”的功能。他讥讽肯尼迪以后的总统们“他们几乎完全把电视据为己有，就像占有欲极强的小孩看待他们最中意的玩具那样”〔27〕。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个蒙代尔竞争一番硬是没当成总统，最后只好给卡特当了一届副总统。没钱买电视时段，让他“没有能够突破难关，达到我被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所熟悉的程度”〔28〕。离开电视，公众人物连被端到台面上的机会都没有。
尼克松是一个善于吸取教训的人。尽管他的助手一直把1960年的竞选失败归罪于唐·休伊特安排的那场电视辩论，骂休伊特害了尼克松，但1968年在他又一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还是主动找到休伊特，向他请教了有关电视化妆的问题。休伊特告诉他，世界上最好的化妆是自然晒成的黑色。在以后的几年中，尼克松在比斯坎岛和圣克利门蒂海滨买了两座别墅。唐·休依特常常嘀咕：是不是听了他的话，尼克松才买了这两处房子？
1968年，尼克松竞选成功了。
注释：
〔1〕（美）乔治·桑特尔：《尼克松传》，成都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61页。
〔2〕《尼克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3〕（美）戴维·皮茨：《从炉边谈话到荧屏表演》，《参考消息》2000年7月28日三版。
〔4〕〔15〕〔18〕（美）戴维·哈尔伯斯坦：《无冕之王》，新华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94、301、304页。
〔5〕〔11〕（美）丹·拉瑟、加里·保罗：《白宫卫士》，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7、108页。
〔6〕〔7〕《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54、654页。
〔8〕（苏）阿·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9〕〔10〕〔13〕（美）尼克松：《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49、243、400页。
〔12〕〔14〕（英）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方向》，商务印书馆1976年10月版，第371、371页。
〔16〕（美）罗伯特·莱文：《入主白宫——克林顿的成功之路》，现代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7页。
〔17〕〔19〕〔20〕《角斗场上——尼克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246、212、247页。
〔21〕〔22〕〔2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7、408、408页。
〔23〕（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同心出版社1993年5月版。
〔25〕毛尖：《从门进来，从窗出去》，《万象》第45期，第77页。
〔26〕〔27〕〔28〕（美）瓦尔特·蒙代尔：《掌权者的责任——争取总统克尽厥责》，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版，第213、38、161页。
当代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
？ 袁传旭
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是支配当代美国政治的主要思想流派。虽然他们都拥护自由、平等以及民主政治和竞争性的自由企业制度，并且认为财产私有权对一个良好社会来说如同自由一样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但他们在有关社会问题上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解决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差异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又模糊不清，还有时在变换角色。
自由派是当今美国政治上的左派，与欧陆国家的自由派较为相近。其源于罗斯福的新政计划。自由派认为，在自由主义制度下，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一些人能够挣得大量财富，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而“权力跟随着财富”，经济优势能够转化为政治优势，当收入差别扩大的时候，政治资源方面的差距也随之拉大。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写到：“经济优势能够增加一些人获得更多教育、较高地位、拥有更多从政时间的机会。经济优势也有助于提供诸如信心和乐观之类心理上的应变能力，这既加强了参与政治的激情，又强化了获得政治技能的意愿。”自由派指出，没有人比囿禁在被漠视的贫穷、疾病、缺少自尊和其他痛楚中的人更多地失去所有的自由；个人或大公司同样对自由构成威胁；“贫困的人不是自由人，饥饿和失业是专制之源”（罗斯福语）。权力出自财富的结果导致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寻求分权的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必然造成社会的分裂，损害自由主义制度本身。
因此，自由派在坚持个人主义、保留个人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权利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把机会均等作为保障自由的基本条件。他们认为个人拥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财产是必要的（某些自由派人士赞同缩小使得机会均等无法实现的巨大的财产不平等），只有向年轻人提供诸如住房、生活、医疗和就学之类他们藉以扩大其实际自由的条件，才能保证他们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端，保证每个人有认识和向他人展示自身潜力的机会，否则，机会均等便成了空洞的许诺。自由派主张修改甚至否定“政府管得越少，管得就越好”的观念，而相信和重视政府在维护正义和保证机会均等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将政府视为个人免受各种非政府力量（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商业决定等）危害的保障。它主张较大政府和较强政府干预，通过征收累进税、增加政府开支和制定有限的政府计划等措施来医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弊病，以补偿贫者和弱者在其自由方面蒙受的损失。自由派认为，如果公民依附并且必然屈从于有权势者，就不可能有平等和自由，因而寻求“减少经济生活中寡头统治的不良影响，在工业技术进程内部引进一定的民主措施或予以民主控制，保证在经济领域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摆脱专横的支配”；支持组织工会及拥护罢工的权利，致力于制定有助于保护一般工人健康和安全的规章制度。
在公民权利问题上，自由派相信一切人的权利。比较保守派，在诸如公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隐私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自由派更加注意维护公民的上述自由权利，更能容忍不同政见和非正统意见的表达；更重视维护少数民族、可能是犯了错误的人以及站在非正统立场或不受欢迎的立场上的人们的权利。大多数自由派强烈反对犯罪和违法乱纪，但他们像关心惩罚罪犯一样关心犯罪的根源或原因。因而，自由派较保守派更多地表现出对被告的同情，更愿意尊重法律的正当程序。自由派不能容忍反堕胎力量和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三K党；主张更严厉地管制枪支。
当然；美国的自由派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自由派重视民权和女权，主张提高公共教育质量；有些自由派则强调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累进税制度，更多地帮助无家可归者、残疾人和社会上的穷人；还有些自由派专注于环境和消费者问题。
综上所述，自由派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集体主义的意味，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政治，关注重心倾斜于普通民众和弱者，以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从而把“自由”落到实处。自由派表现为一种同情的政治，一种积极的政府政治；自由派追求更多的政治民主，在个人权利问题上，表现了更多的民主和宽容精神。
美国当代的保守派与英国的保守主义观点相近，但与欧陆国家的保守主义在不少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就是说，政治标签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从哈耶克在《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文对保守主义的定义和看法也可以得到说明。美国的保守派把自由的价值观作为首要的目标，更多地体现了个人主义倾向。保守派坚持个人自由高于平等，私人部门高于公共部门。维护私有财产权和信仰自由企业制度是当代保守派的基本特征，他们反对任何（除最必须的反托拉斯商业和环境条例外）对公司的调控，支持激励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减少对高收入者所得税和大公司利润税的征收；支持由市场而非通过政府计划分配产品的要求。保守派把经济和社会平等看得远不如自由那样重要，认为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价值，鼓励个人出人头地和取得成就，认为那些在生活中失败的人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不幸的制造者，因而对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必须承担主要责任。
保守派承认政府必须存在，但除了主张维持一个强大的国防外，他们提出维持一个小的、有限的政府，减少政府调控和对官僚机构的依赖，节省财政开支。一位赞成小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写道：“小政府把我们当作不可冒犯的个人，不可能被他人作为手段、工具或资源而以某些方式加以利用。它把我们看做是拥有个人权利并因而具有尊严的人。”保守派认为，政府的功能应该是防止和惩罚犯罪，维护法律和秩序，强制实施各种私人合同，培育竞争的市场，鼓励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使私有机构在其中有效运作。保守派认为社会正义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倾向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求助全国政府。因而，大多数保守派反对新政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向贫困开战的计划，很少支持激进的民权和行动纲领。〔1〕他们认为新政和大社会的自由主义方案会导致一个家长制国家。保守派人士巴里·戈德华特谴责“政府的福利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邪恶之一。保守派认为，把解决自由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势必造成一个过分强大、干预过多和代价昂贵的政府，过多的政府行动将导致税收增高、通货膨胀，是反生产的；刺激发明家、资本投资者和精明的工商企业领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的创业动力因此会无可挽回地衰减。另一方面，过多依赖或依附于政府会腐蚀精神，特别当人民从政府那里获得太多的好处时，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减少，就会忘掉那些值得珍视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直至最终丧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派推动的福利国家和规章国家会破坏自立、自强、自助的道德伦理和丧失个人的责任意识，摧毁个人主动性、创造精神和可以导致经济机会真正均等的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保守派指出，允许穷人从富人那里取得好处最终将伤害两个集团。戈德华特认为：“要让福利成为私人关心的事情。让个人、家庭、教会、私人医院、宗教组织、社区慈善单位和为了这个目的成立起来的其他机构来促进这件事……每一个并非由联邦政府福利拨款而来的美分都有可能供私人使用，而且可以节省因这笔钱经过联邦官僚机构之手时所需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保守派也鼓励公民更多地予以忍受。
保守派认为，权力趋于腐败，政府行为必须受到限制，禁止政府超越它的界限去破坏社会应起的作用。为了把政治权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和谨慎。传统保守派支持整个政治和社会体系内分权，倾向于主张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降低全国政府的作用，把地方自治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以避免权力在国家一级过分集中。
保守派反对堕胎，支持反对对枪支加强管理的全国步枪协会。他们在容忍上一般较自由派要差，激烈批评同性恋、嬉皮士、吸毒、色情和卖淫，担心他们所指出的这些东西是一种道德的衰落，并且主张政府干预这些现象。显然，这与他们弱化政府作用、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倾向是相背离的。就是说，保守派尊奉的是古典或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对新鲜事物则持怀疑和保守态度，表现了更多的消极被动性。
这里要提及的是美国一种自称新保守派的兴起，新保守派愿意为压倒一切的社会目的而干预市场，但宁愿通过“操纵”市场或甚至用创造新的市场来这样做，而不是通过增加官僚机构或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支持死刑惩罚犯罪。比起关心无家可归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犯罪问题，通常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更多地关心犯罪的牺牲品而不是被告的权利；认为法庭在保护罪犯权益方面走得太远，而对受害者的安全几乎漠不关心。
新保守派较自由派更多地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被称为新保守派导师的施特劳斯确信，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敌我问题是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民主价值观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使人堕落并将渐渐使其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新保守派轻视把联合国、“国际法”甚至北约作为解决美国对外政策问题的可行手段；在是通过创造一个作为人类卓越的美国方式来推动其他国家效仿美国，还是通过使用武力积极塑造未来世界秩序达到其目的的问题上，新保守派更倾向于采取后一方式；在不得不使用武力来处理某一事件时，新保守派反对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美国十几年前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最近攻打阿富汗、伊拉克都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共和党的前总统里根、现总统布什更具有新保守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看出，新保守派表现了一种扩张政府作用，积极主动实现其目标的激进倾向，显现出自由派的某些特征。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上述差异性，如果从哲学层面上分析，在于自由派相信进步的可能性，相信事情能够解决，未来会变得更好。因此，自由派是一种希望社会能有所改进、对社会事务主张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政策的派别。他们一般接受作为自由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反常行为和意见。“当代自由派倾向于把不同观点的自由交流与社会实验的企图看做是社会改善和进步的潜在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