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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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和我，认识较早。他在北方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后来在华北大学又共事。在筹办人民大学时，我们也在一起。从聂真调到华北大学起，我们三人就成了最亲密的象棋战友。他和聂真是同乡，聂对他很了解。他和范文澜在延安就共过事，范老对他也很了解。而我和聂真和范老的关系都很好，而且都是老关系，所以他们把对尹达的了解都告诉了我。因此使我对尹达的了解更加深刻。我知道他爱耍小聪明，有时还受投机。所以我们虽然关系亲密，但对他并非毫无防备。就在〃三反〃前夕，人民大学工会在儿童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我因工作忙起身较迟，走到校门口时，校车已经开走了。正在犹豫是否回家，不去看电影了，这时尹达也来到了校门口。他见我后，就对我说：老李，你去要个车吧，咱们一起去。临〃三反〃前，对私人用车，早已议论纷纷了。我想：你尹达不去要车，却要我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没有说，就到对面司机班去要了车，我们进影院时，电影已经开映了。凡是看见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坐小车去的。电影散场时，我们没有走在一起。我先进了小车。我以为他很快就会来。但看电影的人都走光了，他还是没有来。我相信他是坐校车走了以后，才让司机开车回家，并故意要司机去问他怎样回家的？司机回来告诉我，尹部长说：他出影院门找不到小车，所以坐院车回了家。司机说：我就在原处等着的嘛。尹部长说：对不起，人太多，我真没有看见。司机说罢，和我一起大笑起来。
尹达作检查的时候，开始时会场很安静。后来提意见的人多了，也就纷乱起来。因为这时三反运动刚发动，还没有达到高潮。群众的劲头正在上升，并未下降，正需要找发泄的对象。尹达把形势估计错了，当群众起来向他〃进攻〃时，他因缺乏思想准备，以致不知所措。出版处说他乱批条子，弄得有的课程讲义印得过多，堆集在那里长期不用，有的又印得太少，同学们到考试时还没有拿到，找到教研室乃至出版处来闹。图书馆说他把一些珍本拿走了不还，有的有借条，有的连借条也不打，叫他们不好办。这些意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尹达认为是故意与他为难，接受不了。当一个服务员提出，在招待苏联专家时，尹达把桌上剩下的烟卷、糖果，全都偷偷地收起来自用。这时，他感到太难堪，太伤脸面了。一着急，旧病复发，手脚抽筋，缩倒在桌子下面。尹达的检查，就在这样滑稽的场面下结束了。
鲍建章对尹达不顾我们三人协商的约定而抢先检查，非常不满。他跑来和我说：老尹太不讲信义了！结果自找一场病。老李，你怎么样？打算跟着检查吗？我说：咱们下面各单位正乱着呢，我们怎么检查？等一等再说吧。这时，行政事务部下面的修建处正开始抓〃大贪污〃案，连校医院也发现了〃不小的贪污〃，老鲍为此正感到头疼，不知该怎么办，哪里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检查？我教务部下属的体育教研室，也闹着有贪污，革命史教研一位负责人则因生活问题弄得狼狈不堪。教务部本身虽没有几个人，但因受人鼓动，也有人想对我起哄；我见此情况，觉得还不是检查的时候。这时火苗正在向你烧来，你引火烧身，岂不会把你烧焦？我想等熊熊烈火过去之后，在余热中趁势检查，也不算迟。这不正合乎毛主席〃后发制人〃的道理吗？于是便和老鲍约定：等运动后期再作检查。
这时，校部门口，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还有一些漫画。漫画上画着我在给小孩〃拔屎〃。还有，便是我让小孩骑在我的肩上，我一面走，一面教小孩唸顺口溜。那首顺口溜是：〃出大门，走十步，前面有个理发铺。理发铺，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得头上长大包。进医院，就开刀，医生给我抹牙膏，你说糟糕不糟糕？〃人们揭发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与教务何干呢？而且把它们贴在校部大门口，未免太不雅观了！我每看一次，都要笑一回，旁人见我并不恼怒，颇以为怪。不几天，这些大字报和漫画都被撕下了。我猜想作者感到无趣才自己撕去的，因为当年对大字报是谁也不敢去撕的。
因对我无法，校部有几个人便想从我妻身上打开缺口。他们组织了几个人的会议，要我妻去参加，想给她以难堪。谁知我妻已是见过世面的人，推说她的工作单位是业余学校，不在校部，拒绝出席。他们的会终于没有开成。
这时，教务部系统最热闹的中心已经从体育教研室转移到革命史教研室去了。说体育教研室买器材有贪污，只得慢慢去查。而革命史教研室呢，校部的三两个女同志和该教研室的若干同志一起，鼓动大家说，一位学者离婚又结婚，现在又公然发生问题，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准备在支部扩大会的会场上斗他，打他。
我当时兼任教务部党总支书记，教务科长张腾霄和部秘书胡沙是副书记。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按李培之经常说的办，党是搞政治的，私人生活问题不应拿到支部大学上讨论，至于在支部大会上斗争的人，打人，更绝不能允许。我们决定由张腾霄去〃指导〃这次支部扩大会。因为他个儿大，身体壮，要打架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到会场，见情绪不对头，有人提着马札去，有的还带着其它工具，准备打人。他一怒之下，不等会议开始，就大声喝道：你们不是开支部大会吗？根据党章，党应讨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你们今天准备讨论什么问题？把支部会开成斗争会，符合党章吗？想打人，那是犯法的。谁想打，站出来，咱们先试试！张腾霄这一阵喝斥；解救了那位学者，把革命史研究室的混乱局面很快就澄清了。后来会上的意见，都集中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现象等上面去了
第六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 5。反贪污、打老虎（1）
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和全国一样，很快就由反官僚主义、反浪费进入反贪污、打老虎阶段，而进入高潮。为了能达到高潮，高教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应范长江之请，专门在校党委扩大会上做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告。他说：人民大学为了修房子，和学生都是带薪学习等原因，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但大部分在修建中被贪污了！所以说，人民大学是〃山深林密，虎情严惩〃。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地打。要把老虎通通赶出来，打得干干净净。从此以后，人大两个打虎队都集中起来，到修建处去打虎。本来这里是云光在负责，现在尹达病后也精神焕发，带着他那个打虎队参加进去了。
人民大学是中共中央创办的新型大学。它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专门请了大批苏联专家来培养专业干部的大本营。人们把它和高级党校相比，说它是中共的高级业务党校。它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认为它花费的钱也一定很多。说它〃山深林密，虎情严惩〃，几乎无人不信。其实，开办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因为不愿去挤占原有各大学的校舍，只得另行修建。而开国之初，经费困难，所以刘少奇指示：先修建西柏坡那样的土房子，等财政情况好了，再重修建楼房。因为修平房需要的土地面积大，而且为了避免拆迁，所以决定把校址设在西郊。为了找校址，校部主要领导人和苏联总顾问安德里昂诺夫一起，到西郊各地跑了许多地方。周恩来总理说，圆明园地方好。我们到那里去看了一看，觉得在那个废墟上修建一所大学，不知要花费多少钱财，而且决非短时期能修的起来的。后来在西直门到海淀镇半路上的一个地方，东面是双榆树，西面是苏州河，安德里昂诺夫一看，认为这个地方很好。他说：这里地势较高，南北两面都往下斜，在平原地上找这样一块地方是很难。在这里修建楼房最好，最坚固，能保持久远。而且后面有河，将来引水入校园，可以使校园美化，绿化，使学校更加可爱。他又说：从城里到海淀，这里恰好在一半的路上，将来发达起来后，公共交通一定会在这里设站。人们从这里进城或到海淀以至颐和园，都会很方便。安德里昂诺夫是经济学教授，但他对建筑也是内行。他用目测即能看出地势的高低和测量出来的差不多。那时，西郊还是农村，人烟很少。后来发展起来，证明他的预计，都是正确的。只有苏州河水，没有引进人大的校园，未免遗憾。
人民大学为了修建新校舍，专门在行政事务部下面设立了一个修建处，由副部长刘一心负责。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大规模修建的经验，所以又从私营的营造公司请来了一位姓白的总工程师。当时高教部的钱俊瑞，曾在华北大学提任过教务长，并在筹办人民大学时负过重大责任，因此他在拨款给人大修建校舍时特别照顾。刘少奇说建筑西柏坡那样的土房子，那一平方米只需20万即够了。但他拨款却一平米50万元左右。刘一心与白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研究后，决定：校部各处办公地方一律修建20万左右一平米的简易平房，学生宿舍；一部分修简易平房，一部分修稍好的二层楼房，（每平米在40万元以下），另外把财力集中起来，在面对校门的广场后面，修建一座永久性的教室大楼。这样的设计，使初建的新校舍，门面还是壮观的。而且以后改建，选拆简易平房，再拆二层楼房，使政府拨款，可以分批分期，不至引起大的困难。应该说，刘一心和工程师们既是为学校尽心尽力，又是为国家充分考虑了的。谁知他们这样忠心耿耿地为学校和国家设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滔天大祸。
钱俊瑞在三十年代，本来是上海的一位文化人，在《中国农村》等刊物发表过一些文章。他从来没有当过教授，也没有办过高等学校。可是解放后一跃而成为全国几百所高等学校的主宰高教部的实际负责人。虽然高教部长马叙伦对高等教育是很有经验的，但高教部的党员干部并不真心尊重他，而一切都听钱俊瑞的。这样一来，钱的官僚主义膨胀，以至高教部的经费共有多少？怎样花费的？他都不甚了然。比如他说，人民大学花费了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其实这个五分之三，并非全国的五分之三，而是高教部直属的四个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经费的五分之三。全国几百个大学和四个大学，怎么能相等？钱部长竟然把它搞混了。可见文化人当官，也会官僚化。这些情况，我在〃文革〃后和他谈起来，他也连说荒唐，十分荒唐！范长江也是一位文化人，著名记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工作经验，解放后当了大官，在文教方面管很多事情。对自己毫不熟悉的事情，也发表〃高见〃。例如，对文字改革，他揣摸毛主席的想法，提出了一套中国化的字母表，既不像罗马的字母，也不像中国的隶书、楷书，谁也认不出来。又如关于学衔问题，他主张不要叫博士、硕士，而应中国化，称为〃进士〃之类。有人在会上挖苦他说：〃干脆叫状元、榜眼、探花以及解元、举人、秀才等等算了。引得全场大笑，连他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第六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 6。反贪污、打老虎（2）
就是这两位书生，文化人，以大官的身份，到人民大学指导三反运动。他们不仅没有调查研究，连起码的情况也不了解一下，到〃人大〃一看，正在修房子，而且校门口还盖了一座大楼。他们想，盖大楼，修房子，一定花了许多钱。花了许多钱，一定有贪污，大贪污。因此，认为〃人大〃〃山深林密，虎情严重〃，于是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一致起来打老虎。结果，在他们的指导下，〃人大〃打到不少的老虎，而且打到了全国最大的老虎。当时，刘一心和白总工程一案成了全国最大的贪污案。虽然很快更大的贪污案就超过了它，但〃人大〃一时成为全国之最，确实很出风头。钱俊瑞和范长江这时也非常得意。
人民大学的老干部多，他们大都有整风审干的经验。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反而利用坦白运动的经验来整人。鲍建章是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整风审干没整到他头上。刘一心虽是工人出身，但是抗战初参加工作的。延安搞坦白运动时，无论怎样轮番〃劝说〃，他都没有坦白。不像许多知识分子，经不住〃劝说〃者的轮翻轰炸就〃坦白〃了。所以他的问题，一直成为悬案。一直拖到1946年他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执行所所长时还没有解决。后来，我担任中央局组织科长时，经过调查研究，才经过组织部长宋任穷批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恢复了他的党籍。三反运动时，他被当成大老虎来打，许多勤工人员被煽动起来。见他仍吃小灶，非常不满，就向他吐唾沫。他也毫不气馁的回吐。双方几乎打了起来。我见此情况，出来制止了这场闹剧。所以刘一心一生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白总工程师等私营公司的职员和我校解放后新参加的人员；他们没有经过坦白运动；哪能顶得住〃劝说〃者的轮番轰炸，于是在压力和诱骗之下，纷纷地交待了〃贪污罪行〃。而且越交待越没有完。就像当年人人都被打成特务一样，如今凡管钱的都被目为贪污嫌疑犯。而刘一心，白总工程师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分子〃了。
当时要修建，就得购买大批建筑材料。要购买建材，就得和私商打交道。为了从东北买木材和从南方买金属材料，修建处和全国各地私商都有关系。三反运动一来，再加上五反运动开始，各地私商被发动起来检举。于是，人大修建处的贪污材料愈积愈多，贪污数额也愈来愈大。
除修建处外，人大的校医院也发现了大老虎。这个大老虎是谁？原来就是从小参加革命的院长张敬发。抗战开始，他不过十五、六就参加了八路军，而且入了党。他从白求恩医校毕业后，就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根据不知道贪污为何事。解放后当上了医院院长。为了买医疗器材和医茶用品，不能不与私商打交道。他虽然力求节约，但在买货中因为缺少经验而上当受骗是可能有的，但要说贪污则是绝不会有的。可是打虎队看中了他，就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所谓隔离，实际上就是私设监狱。所谓审查，就是私设公堂。在这整风审干以来历来如此。只要一搞运动，什么党章国法都没有了。一批批整人的积极分子，就是靠运动起家。所以他们只是留恋搞运动。
甚至挨整的人，也认为运动不可少，只是不该把它搞歪了。到了〃文化大革命〃，连那些过去整人的人也被当做〃走资派〃来整，他们才认为运动过火了。不过，他们也只承认整他们是整错了，而他们一贯整人则永远是正确的。打虎队对张敬发和对刘一心、白总工程师一样，首先从他下面的人突破。医院里一般工作人员，大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哪里经得住打虎队的突袭。于是一个个地〃坦白〃交待了。尽管张敬发和刘一心一样，坚决不承认，但最后还是成了〃大老虎〃。
对刘一心和张敬发，都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来斗争。我因忙于维持异常困难的教学工作，这些会概不参加。听说斗争张敬发的大会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的，会后立刻将他上了铐，送进了北京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不管〃犯人〃有罪无罪，是什么罪，只要权威方面送来，就得把他收下，监狱把张敬发收下后，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