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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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河水淹没的危险。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实在穷得可怜。家里什么也没有，穿着之破烂，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我们在太行听说平原老百姓吃白面，哪里知道他们比吃小米的山西人还苦得多呢。到黄泛区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异！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自云经过这里也变成了黄色的。纵长至少一二百里，横宽数十里的黄泛区，大部分地方水都不深，可以步行，但脚一踏进去，浅处拔起来已感困难，越深越难拔脚，到更深的地方，则越拔越深，以至有没顶之灾。这和红军经过的草地颇为相似，而这里是黄天黄地，中间还有深浅莫测的黄河流水，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

因为有交通员引导，我们是从黄泛区上游的边沿到水东去的。上述的情况，大部分只是看到和听说，并没有亲历其苦。在随部队渡河南下的时候，我的情绪很高，曾写下一首诗记行，名曰《南下》：

中原父老望救星，

天上飞来八路军。

万里黄可今夜渡，

千寻江岸几时平？

壶浆箪食迎郊野，．

戴月披星奔远程。

胜利归来再相见，

房东休怪未辞行。

等到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虽然对抗日反攻的形势仍然感到鼓舞，但人民生活的困苦却使我心中感到很难过，连一点写诗的情趣也没有了。

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4。重返太行（1）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在了解到东北的情况以后，党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延安派出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和干部队伍到东北去。从华北和华东除派出大批干部外，更重要的是调去大量的部队或部队架子（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到东北，决心把东北拿到手。我们在谈判中，不惜把陇海路以南的8个解放区让出，我们的解放军可以缩编到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和国民党军可以保持1∶7的比例。

中央要我们从华北到豫东去的干部和部队都撤回到陇海路以北的冀鲁豫区。我们感到很为难。当我们初到像东时一，特别是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老百姓怕我们走，怕变天，问我们走不走？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曾几进几出，老百姓希望我们老八路不要像新四军那样，要顶住国民党。我们当时为了取信于民，曾信誓旦旦地对群众说：我们要水远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要与豫东这块土地共存亡。现在，我们到豫东不过半年，而且杞县城也打开了，在群众看来，正是大好形势，而我这个县委书记，大队政委，就可能要弃他们而去，我们怎么好说话呢？从区党委到县委，接到这个撤离的指示后都没有立即向下传达，甚至对县级干部中的本地人，也暂时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指示。

但本地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华北的同志要走的消息。他们来问我，我不好再隐瞒，只得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并说我本人还没有接到要我撤退的通知。同志们都热情地挽留我，都说杞县人民都知道我是个好人，一定会用生命来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于是决心留下来，如果在地方上实地待不住了，可以随新四军四师行动。在北方局南下之前，组织上就曾打算派我到敌占城市或回四川去工作。看来我到北方来打日本已完成任务，以后似乎应该在南方工作了。

当我把想留下来工作的意见向组织上提出后，这时中央又转来了对李先念撤离中原后当地应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指示。大意是：国民党对撤离后的解放区一定会搞阶级报复，因此一方面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一方而也要尽量争取合法，利用合法手段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因此，只要还不太红的干部，尽可以和群众一道去〃自首〃，仍然担任着原来或新委任的〃公职〃。只是不允许用党员的面目去自首，如果那样自首，就是叛变，就要开除党籍。

我向杞县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给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并表示我愿和大家一起在杞县坚待革命斗争。同时，我还对在杞县这一段工作做了检查和总结。我说：我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了。从全局来看，抗战胜利了，革命形势很好。但豫东地区，特别是我们杞县却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和错误。我们不该把长期保存下来的秘密党员都提成了干部，这就使他们很难在本村、本地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打击的面也大了一些，使我们丢失了一些朋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再来，本地人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不敢轻易就和我们拼命。在讨论到我能否在杞县工作时，他们都说能够，认为我来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影响很大，名声很好，不仅基本群众拥护，就是上层人士中印象也不错。因此，在偏僻地区，找个学校当教员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改个名字。他们说外来人在杞县做事（当教职员）的并不少，还说我已会说河南话，口音和本地人差不了很多，在群众掩护下是完全可以在杞县站得住脚的。我听了这些话很高兴。因为我有一定的白区工作经验，所以我这时对留下来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何况实在不行时我还可以打游击呢，而打游击我也是有经验的。

会后我便和几个县委同志做了认真的研究，哪些人太红了，必须随部队到华北去；哪些人换一下地方到附近区县安置；哪些人可以留下来，根据情况以农会会员、民兵队员以及乡村干部的面目去登记或〃自首〃；我们研究得很具体，随后就分别和他们谈话，征得本人同意。一切都按中央指示办，进行得还算顺利。谁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的时候，造反派说中央给中原局的指示是刘少奇搞的，刘少奇是〃叛徒〃，李先念也是〃叛徒〃，应该揪出来。造反派也曾来追查我，想把我也打成〃叛徒〃，我料定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所以并未如实〃交待〃，只推说我离开杞县很早，后面的情况一概不知，他们追问两次，毫无所获，也就算了。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5。重返太行（1）　☆

正当我在杞县布置好工作，准备迎接困难局面的时候，《双十协定》公布了，我党让出陇海路以南各解放区已公之于众。同时又传来了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消灭了阎锡山军队13个师35000余人。中央并指示说，只要能打好几个大胜仗，和平还是有希望的。我这时已拿定主意，不管和平也好，打仗也好，我要在杞县坚持下去，直到革命胜利。并且自以为这次工作布置得早，有预见，而且把困难估计得很充分，因此以后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束手无策。但就在这时，区党委转来了中央局要把王一心和找调回太行山的通知，说我们两人都是原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现在的中央局是原北方局改组而成的，而组织部的干部全都走了，要我们两人立即返回，不得延误．并且不必经过冀鲁豫区党委了。

这时的陇海路已被国民党军占据，必须随军队才能经过。恰好我撤回华北的第一批部队就要出发，于是决定我们立即随军行动。因这次军队的行动是秘密的，我的行动也必须保密。但在动身的前夜，我还是到大李庄去告诉了那里的4个老党员，要他们按县委的决定办，杞县以后虽然公很艰苦，但最后还是会取得胜利的。同志们一个个都满脸是泪，但又不敢放声大哭，其情其景，令我毕生难忘。眼看东方发白了，他们才拣最僻静的的小路把我送出村。这时两个警卫员牵着马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催我赶快上马，别误了部队出发时间，我这才挥泪和村里的同志们告别。

王一心和我一行6人（有4个警卫员），随冀鲁豫的部队过了陇海路，因部队另有任务，我们就只好单独行动了。在过去，几个穿着军装的八路军在敌占区公然行走是不可能的。可现在，日寇投降了，伪军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蒋在国共谈判中被迫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因此，伪军很心虚，唯恐八路军去打他们。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胆叶穿着军装，带着臂章，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大摇大摆地由南而北，直奔邯郸（中央局所在地）。我们经过敌人据点时，炮楼上的日寇都已走光了，伪军没有敢向我们挑衅的有的还故意向空中鸣枪鸣炮，仿佛是向我们致敬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大名，这时才知道邯郸地区正在打仗，中央局不在邯郸而在峰峰煤矿区。于是我们便绕道从磁县赶赴峰峰，找到了中央局。

我们到中央局时，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庆祝平汉战役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被俘，因为他们除3000余名伤亡者外、都未曾顽抗，我们便给他们取子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叫做〃放下武器〃而不叫做投降。一次中央局正在开会时，陈赓闯进来向负责同志敬了个军礼后，假装气呼呼地喊道：〃报告首长！，我想当俘虏。〃大家劝他先坐下，然后才问他为什么想当〃俘虏〃？他回答道：〃当俘虏好嘛，受优待，有棉衣穿。当解放军有什么好处呢？活该冻着。〃于是大家便议论开了。觉得先把棉衣发给俘虏而让我们的战土们挨冻不妥，决定现有的棉衣平半分，以后做好了新的也平半分，最后每人一套，这样最公平台理，由此并想到〃优待俘虏〃一词不如〃宽待俘虏〃一词好。在随后向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中央采纳了。

关于王一心和我的工作问题，王一亡因为离开北方局较早，他又坚决要求到东北去，这也符合当时的需要，所以组织上就批准他到东北去了。虽然我也要求到东北去，但这时北方局组织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对我开玩笑说：〃我一来，你们原来的人，从部长到科长全去了东北（因刘锡五已早去了东北），这叫我怎么办呢？是不是对我不欢迎呢？〃于是我只好留下。不过．我留下来以后，中央局组织部也只有部长1人（宋任穷）和科长1人（李新），一共两个人而已。

接着，中央局搬回太行山，搬到武安县的伯延镇。难忘的1945年就这样从太行山南下平原开始，又从平原回到太行山告终。

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怎样看暴行（1）

1946年夏，我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已由薄一波主持，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到前方去了。原来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随后也到前方去了，改由王从吾接替。我仍回到组织部工作。很快，王从吾要到冀南去任区党委书记。那时，邯郸市要我去作市委副书记，范文澜希望我到北方大学去作党委书记，但王从吾则希望我随他到冀南去作永年县委书记。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薄一波，他说由我自己挑。不过他倾向于我到永年县去，因为那里离邯郸很近，却被蒋介石收编的伪匪盘踞着，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大患。由我去去年任县委书记，可以协调包围永年的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可以与太行包围安阳的斗争相联系，共同对敌。眼看全面内战爆发，敌人将拼命打通平汉线，我们也应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不让敌人得逞。我听从发薄一波的意见，决定随王从吾到冀南的永年去任县委书记。

那时冀南区党委在南宫。王从吾起身到南宫前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已与三地委（永年属三地委）联系好了，要我先到肥乡三地委，随即到永年去，不必再到南宫去绕圈子。大约在〃七一〃前夕，我到了肥乡，见到了地委、军分区和专署的各位领导同志。地委焦书记原在太岳区工作，在北方局和太行分局时期就见过；分区张司令员和我是党校同学；都是老熟人。只有温专员过去不认识，但也一见如故，因为他为人很活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开起玩笑来了。那时我和于川刚结婚，她几个月前从北平出来，虽已穿上一身解放军服，但一眼看去仍能知道是从大城市来的。加上我们两人都戴着近视眼镜，知识分子的标记特别明显，因此我们便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在这个欢迎的〃宴会〃上，虽没有什么菜肴，但大家谈笑风生，倒也十分欢快。

我们从邯郸到肥乡，从肥乡到永年，都坐〃轿车〃。当然，这种轿车是中国古式的，四个铁轮，由一匹或两匹牲口在前头拉着。平原地区的女人出嫁或走亲戚坐的就是这种车。旧戏《三上轿》里的轿就是这种轿车，并不是人抬的轿。人抬的轿子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坐。不过，这种轿车，里面很宽敞，可以铺上软的坐垫，坐着还算舒适，讲究点的，再在轿外加上各种装饰，也还是很漂亮的。我们坐的那辆车大概是从有钱人家借来的，油漆尚新，颇引人注目。要不是因为赶车的人是个解放军，人们定会把它看作是喜车，里面坐的不是一位新娘就是一对新婚夫妇。其实，我们刚好正是一对新婚夫妇。只不过我们结婚，非常革命化，没有经过任何烦琐的形式罢了。今天坐轿车，正好补行一次〃仪式〃，所以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由得都笑了。谁知刚上车时很新鲜，坐久了却十分难受。因为我们的行李少，没有什么铺垫，坐在那硬梆梆的座位上很不舒服，加上道路不平，铁轮子又毫无弹性，车里面颠得很厉害，有时能把人颠起来直碰着顶棚，更不用说东倒西歪坐不安席了。车行之慢尤为可怕，每小时只能走上几里地。从邯郸到肥乡不过几十里，走了整一天；从肥乡到永年也不过几十里，又走了一天。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人，都感到很厌烦，于川刚从有现代化交通的大城市出来，怎能不从心里发急呢？在休息的时候，我对她说：〃革命嘛，首先就是耐心的锻炼。抗战不就是因为能坚持打到底才获得胜利的吗？〃我用唱歌来安慰她。我从小爱唱歌，会唱的歌数以百计。于是便从〃打倒列强〃唱起，直到把抗战歌曲唱个遍。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唇干舌燥，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的叹息看来是有道理的。当年孔老二驾着老牛破车周游列国，其艰难困苦也可想而知了。我把这些感想都告诉了于川，她这才感到舒展一些。也许是我随遇而安的乐观主义感染了她，一到永年境内，特别是到了城西地区，她的情绪高涨起来了。其实，既不是我的歌声，也不是我的情怀使她感奋，使她情绪高涨的真正原因乃是永年这片沃土上的动人景象。沿永年城西的渠道走去，一路全是水浇地，井架林立，渠道纵横，庄稼的茂盛，农民的繁忙，特别是许多妇女都下地干活，身姿健美，穿着也较漂亮，在北方实属罕见。这一带地势平，道路宽，车行也较快而平稳，放眼望去，夏收作物一片金黄，秋禾一片深绿，好一派农村美景！无怪乎于川左顾右盼，目不暇接了。伴着我的歌声，我们兴高采烈地到了永年县委所在地讲武。

永年这时的县委书记是由地委组织部长康健生兼任的。他向我介绍了县委各重要成员的情况：副书记路子谊是长工出身，农民运动领袖，抗战八年一直在肥乡和永年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和群众关系很好，就是爱喝一点酒，脱离不了农民习气。宣传部长李庆和，永年城里人，小知识分子，抗战初期八路军来了即参加革命，一直在本地坚持工作。组织部长王守信，邱县人，也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县长宋钦，本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是知识分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