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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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五月20日，海德里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密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遴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到1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 万，乌克兰是300 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乃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着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尤塞夫·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间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比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1942年3 月6 日，即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线负责人艾希曼，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开会，议题是如何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一份标有国家机密事务字样的该次会议文件被保留到战争结束，出现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它指明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国民动员和宣传部总顾问卡尔斯股与施密特一布尔格博士，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博士，司法部总顾问马斯费尔德，东方领土部法律顾问班茨尔博士，外交部公使衔参赞弗兰茨·拉德马歇，四年计划代表利格纳与司法学博士佩格勒，帝国内阁法律总顾问勃雷博士，党中央办公厅总顾问莱绍尔、安克尔，中央保安总局总顾问希尔芬拉尔，种族移民局代表、党卫军上校格罗茨博士与党卫军少校普鲁什，波兰总督区代表哈迈尔博士。此次会议产生了如下结果：经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宣读有关文件后，该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明确宣布：只将第一类范畴的混血犹太人列人强制绝育计划。这已经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还决议对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的强制绝育将没有例外。会议虽然提出了一个对混血儿概念的完全是生物学方面的解释，但是混血儿的社会学定义只有留待混血犹太人完全的生物学解决，只有当其他混血犹太人均被强制绝育后才能实现。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应实行行政性强制绝育措施，有必要出版一份快报登载绝育法规。建议设置一些机构，调查混血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以便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无论如何，这是否适用于法律基础还存在疑问。根据内政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的建议，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经过绝育手术后，将获准在帝国范围内生存，但必须限制他们的谋生途径。与会者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没有种族生物学原则基础上的调整，并不能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
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了更为残忍、野蛮的集中营、灭绝营阶段；亦即开始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高效率手段，来实施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第五节 欧洲各国犹太人的生死劫难
希腊。
战前希腊的犹太人居民在80000 人以上（一说67000 人以上），其中大部分聚居在全国第一大商港—萨洛尼卡。萨洛尼卡是欧洲犹太人重要的聚居区之一。早在1500年，因宗教迫害而四处流亡的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居民大量定居于此。根据1912年巴尔于战争爆发前的国家统计，该城的犹太居民最多时曾达到14万人。二战前，这里的居民总共260000人，犹太人占46000 人。而战争结束后，希腊的犹太人只剩下不足10000 人，即仅仅保存下14．9 ％。屠杀希腊犹太人的刽子手是纳粹德国驻希腊军政总负责人、柏林律师出身的马克斯·莫滕博士及其继任卡尔·马尔巴赫博士、鲁道夫·伏格尔博士。1942年12月6 日，艾希曼首先派党卫军少校乌尔夫抵希腊，对犹太居民进行人口普查。不久，艾希曼本人也在其副官沃尔夫·君特陪同下，到希腊进行了短时间的实地考察。遵照内政部总顾问汉斯·格罗布克的指令，他命令在希腊强制推行已在德国本土实施的各项反犹太法令，将60000 名犹太人居民放逐到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1943年2 月6 日，放逐犹太人的行动开始实施，中央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处官员安东布鲁纳和迪特·维斯里塞尼赶到萨洛尼卡现场指挥。犹太居民被强迫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标记，并被集中到犹太隔离区，随后装车运往波兰。到同年3 月底，已有5 列火车运载着13435 名犹太人驶往奥斯维辛和特列勃林卡。这仅仅是第一批放逐的数量。按照艾希曼的阴谋，这批受难者被说成到克拉科夫购置地产并在此定居，而且只限于已经成家的犹太人，未婚男女则安排在当地强迫劳动。首批受害者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被驱赶进毒气室之前，还纷纷被哄骗，给亲友发回了明信片，上书：“我们已经抵达瓦尔德湖，而且过得很好，”5 月中旬，几乎所有余下的萨洛尼卡犹太人——42830 人，被马克斯·莫滕押进16列火车驱赶到波兰东部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不久，又有15000 犹太人被驱赶到奥斯维辛。1943年8 月7 日，来自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 1800 名犹太人从萨洛尼卡起程，前往奥斯维辛。8 月17日，来自希腊中部的1200名犹太人——最后一批希腊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年，在萨洛尼卡共有7 万名本地或外来的犹太人被押送到波兰东部的集中营或灭绝营。这样，除去数千名具有西班牙血统的希腊犹太人，被艾希曼送到贝尔森集中营，用于同盟国交换战俘外，几乎百分之百的希腊犹太人，被纳粹分子连锅端到波兰东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惨遭杀害。
荷兰。
在西欧各国之中，荷兰犹太人的命运也相当悲惨。在全部15万人中，有4 ／5 被纳粹杀害。历经劫难后，到战争结束，只有3 万人活下来。纳粹头目塞斯一因夸特担任第三帝国驻荷兰总督以来，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犹太人的任用、就业、经济来源、个人财产、迁徙、居住……，无不加以限制。第一个反犹法令于1940年8 月31日公布，它废除了以往“准许犹太人宰杀动物制作食品的法律”。1940年10月22日，纳粹占领当局颁布命令，要求犹太人将所从事的商业企业全面登记注册，完全拥有或部分拥有的金融股份也要登记。1941年1 月10日又下令，命令全体犹太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当地人口普查办公室登记，违者将被处以5 年监禁或没收全部财产。据荷兰人口普查办公室于1941年8 月27日统计，全国共有犹太人160820名，其中纯粹的犹太人 140552 人，半犹太人14549 人，1 ／4 的犹太人5719人。同年3 月12日，纳粹当局开始将犹太人的财产“雅利安化”。1942年5 月1 日，又实行将犹太人的财产完全没收的法令。1941年以来，纳粹当局还陆续出台了禁止犹太人外出经商。将犹太人从国家机关、文化部门和证卷交易所解雇、禁止犹太人到公园游玩、将犹太人的子女从公立学校和职业学校开除等歧视性法令。
1941年春，纳粹主管犹太移民的中心办公室，在党卫军驻荷兰地区负责人费迪南德·奥斯特·冯腾的指挥下，开始围捕犹太人并放逐到波兰等东方地区。1942年1 月，占领当局建立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强制集中营，将全国各地的犹太人统统集中到首都阿姆斯特丹。1942年4 月29日，荷兰纳粹统治者下令犹太人必须全部佩带“大卫之星”标志。1942年7 月至1943年初，为加快向东方转运犹太人，纳粹当局建立了两座转运营一威斯特勃克和菲赫特；各地犹太人被集中到此处，然后秘密押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或灭绝营。截止 1944 年 8月，共有 11 万多名荷兰犹太人被放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索比堡灭绝营等处，75％以上均被杀害，仅仅5000人幸免于难。
丹麦。
纳粹德国于1940年入侵丹麦后，起初仍以原来的丹麦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国王作为国家元首仍然可以行使职能。国王采取暗中抵制、拖延、以少报多等手段，坚决抵制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当德国占领当局宣布强迫所有犹太人佩带犹太人的标志——大卫之星时，国王就针锋相对地宣布，他自己和一切宫廷人员也将佩带这种标志。尽管占领当局百般污蔑犹太居民，国王照例隆重地参加在犹太教堂举行的节日礼拜。1942年11月，纳粹德国新的代表、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瓦尔纳·贝斯特抵达哥本哈根。此人虽曾在中央保安总局担任过要职，却并非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主张尽可能采取温和与和解的政策。1943年9 月，贝斯特获悉，纳粹当局决定将丹麦的6500名犹太人全部拘捕并押送出境。他两次向希特勒和希姆莱进言，反对实施这一行动，因为这样做“国王和国会将停止同占领当局合作。此外，可能出现动乱，甚至出现总罢工。”但是，希特勒不相信会引起这种后果。于是，两个营保安警察从德国抵达丹麦，“瓦尔特兰德”号轮船抵达哥本哈根港，准备押送被捕的犹太人。但是，贝斯特继续反对这项针对犹太人的行动。他一听到行动的准确日期，就暗中派人通知当地犹太人团体的领袖火速转移。经过几天的紧张行动，绝大部分丹麦犹太人成功地躲藏起来，随后又秘密地越过厄雷宗德海峡，安全转移到瑞典。及至两营保安警察于1943年10月1 日至10月2 日拂晓进行搜捕时，只抓到477 个尚未接到转移通知的犹太人，还不及应捕犹太人总数的零头。即使在这次搜捕中被运走的犹太人，经过贝斯特的多方努力，均被关押到条件较好的模范集中营——特列辛施塔特集中营，基本上均活到二战结束。
法国和比利时。
在西欧诸国（不含德国）中，法国的犹太居民最多，高达32万人；比利时的犹太居民总数达10万人以上。两国于1940年被纳粹德国占领后，当地的最高权力均属于驻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法尔肯豪森。他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德国军人，对党卫军灭绝犹太人的行为持保留态度。因此，直到他于1944年7 月因涉嫌卷入刺杀希特勒的案件而被逮捕之前，党卫军和保安警察很难像在波兰和苏联那样肆无忌惮地捕杀犹太人，虽然当地犹太居民日子也很难过：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犹太人被剥夺了全部公民权，被迫佩带“大卫之星”的黄色侮辱性标志。他们的配给品供应证上被盖上特殊的标记，他们获得配给品的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至于没有“经济用途”的犹太人往往被剥夺了全部配给品。军事占领当局还以种种借口向犹太居民勒索巨额的款项，犹太居民的宗教、文化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企业财产均被没收，甚至犹太居民家中收藏的艺术珍品、文物。珍本、孤本藏书。名画、名贵家具、珠宝、壁毯及其他工艺美术品也被洗劫一空。他们还被迫参加往往是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处处受到折磨和侮辱。
还在1941年3 月23日，纳粹德国就向被占领的法国派遣了犹太人事务专员，具体负责研究有关将法国北部犹太居民的集中和遣送波兰东部的各个集中营的逐项事宜。1942年1 月万湖会议召开后，遣送法国北部的犹太人很快付诸行动。1942年7 月，在法国北部（即德军占领区），纳粹保安警察进行了第一次对犹太居民的大规模围捕，大约有9000人被关进临时性集中拘留营。
从1942年3 月27日至1944年7 月31日，盖世太保和保安警察将法国北部（即德国占领区）的75721 名（其中10000 名儿童）犹太人关押到巴黎附近的德朗西集中营，分76批次用专用列车押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和灭绝营。这些犹太人绝大部分在那里被毒气室杀害或死于非人的生活环境，战后仅2190人返回法国，内妇女740 人；其中1942年7 月16日，遣送奥斯维辛12884 人，战后仅30人生还。
在维希法国，犹太人的光景较之在法国北部的同胞要好，在1943年德军进驻维希法国以前，土生土长的本地犹太人尤其安全。这与傀儡政权首脑贝当抵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不无关系。
1942年10月，畏于纳粹德国的高压，法国维希政府向当地盖世太保当局交出了大约四万名外籍犹太人，纳粹占领当局将他们统统押解到东方的集中营，生还率也只有3 —5 ％。
1943年6 月，维希傀儡政府首脑赖伐尔，在德国人的强令下，同意通过一项法律，剥夺1927年以后定居于法国的所有犹太人的法国国籍，然则贝当总统始终没有签署这项法律，故此事情未能成行c 总之，维希法国犹太人被捕、被遣送和被杀害的概率均低于北部占领区的犹太人。
在比利时，劫后余生的犹太居民只占战前总数的1 ／4 上下。
捷克斯洛伐克。
在纳粹德国直接控制的捷克地区，14万犹太居民中有78000 多人死于“最后解决”，他们的名字被逐个铭刻在布拉格老城区平卡斯犹太教堂内；在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10多万犹太居民中被杀害者达到8 万人左右。
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