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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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过程，每昼夜可进行3 —4 次。到1944年夏季超负荷运转时，每天可最多毒死16000 多人。4 个焚尸场共有46座焚尸炉，在正常条件下，每10分钟即可焚烧掉130 —140 具尸体；如果一天24小时不熄火，则可烧掉10000 具左右尸体。1944年盛夏，奥营的杀人规模达到疯狂的程度，连同原来已停止运转、现在又恢复使用的小型毒气室，最多时每天毒死2 万人以上，以至焚尸场无法胜任。
于是，焚尸场的党卫军头目莫尔、索维茨基、穆斯菲尔德等就对刚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机枪扫射，随后抛入大坑内或者架在木柴堆上烧掉；或残忍地将行走不便的老妪、儿童直接投入焚烧尸体的火坑中烧死。1944年11月回日全面停止使用毒气杀人时，刽子手至少杀害了100 万人以上，其中90O 左右是犹太人，仅 1944 年 5—8 月被毒杀的匈牙利犹太人即多达40万人。此外，第一、二号库的使命也在继续，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被党卫军用皮鞭和枪托，再加上狼狗，驱赶进毒气室。他们的身体也是送到焚尸场火化。据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和波兰调查纳粹罪行国家委员会调查统计，仅比克瑙分营，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一日内最多可以处死6 万人。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尸体遭火化后流出的人油，被无孔不人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充分利用：刚刚开始，受害者的骨灰被认为属于废物，而抛人维斯瓦河与索瓦河中。从1943年起，集中营当局发现了骨灰的潜在价值，他们把未烧尽的骨头磨碎，出售给德国的施特雷姆公司，作为制作过磷酸钙的原料；或出售给德国农场主充当肥料。
1942年夏以来，由于从毒气室里送来的尸体经常超过焚尸炉的焚烧能力，集中营当局下令，继续使用原来的土办法焚尸：囚犯们遵照命令，挖成一批长25—30米、宽4 —6 米、深2 米的大坑，并在坑底挖沟以供通风之用。受害者的尸体用传送带运送到坑里，横一层、坚一层地交叉码好，再浇上煤油，随即燃起熊熊大火，把尸体烧掉。刽子手们经过反复焚尸，还发现了一些经验，即应把脂肪较多的妇女和胖人的尸体放在下层，而把瘦弱者和儿童的尸体码在上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尸体的脂肪，加大火势，加快焚尸的速度。
比克瑙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比克瑙分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
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后者则是为对付那些觉察到纳粹的杀人阴谋、并敢于进行各种抗争的犹太人。刽子手最害怕他们揭露毒气室的真相，往往好言相劝，甚至做一些小的让步，避免他们扩大事态；再把这些人迅速带到行刑室进行“解释”，在这里用发声较小的手枪杀害，以免自己的阴谋为更多的受害者知悉，进行鱼死网破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在比克瑙的焚尸场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正一次。
三、其他杀人手段。
毒气杀人是奥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其它杀人手段还包括：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至于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则被送人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奥斯维辛主营的7 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型注射室。凡是到7 号楼就诊的病人，一人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者，则给予治疗；其他人编人另一组，送到“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疗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集中营当局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是因为这种方法简便、省钱、快速。被送人20号楼的囚犯，一进门就被护士扒光衣服；随后逐个被带进死型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CC；经过注射后，受害者需要经过20多分钟才会死亡。
集中营当局认为这种杀人的方法速度仍然较慢，不能适宜大屠杀的需要，因而医生们改进了杀人技术：他们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人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接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 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 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赛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选中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经克莱尔用长针注射方法杀害的病人多达万人，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他的两名囚犯助手特塞尔和潘辛格，也分别杀死了12000 和10000 名病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可是，凶残的克莱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在医院挑不出足够的病人，他还会深入各个国室，把不幸的中选者强行拉进注射室，—一把他们杀死。以至在很长时间内，整个医院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42年7 月到1943年2 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 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 —6 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中士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人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乐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上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敷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噢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 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记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 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2 万多。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下每天毒死16000 人的记录，是1943年同期焚尸数量的4 倍；而焚尸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8000具尸体。于是，莫尔备下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人或抛人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并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她们从主营10号楼被淘汰到比克瑙女营。因为身体受到爱克司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小姐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人火坑。在一阵脂肪被烧化的卿卿声中，少女们怀着满腔悲愤，化做缕缕清烟。第二，莫尔骨子里是一个淫虐狂。他多次命令几百个犹太妇女同时在自己面前一起把衣服脱光，待他过足了“裸体艺术”的欣赏瘾之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谁要是对他的欣赏加以拒绝，他就以皮鞭、棍棒和狼狗迫使她们屈从自己。第三，他随时会闯进毒气室的前站——妇女脱衣室，把那些年轻美貌的犹太妇女赤条条地拖出来，但不是豁免她们进毒气室的厄运，只不过是变换一下屠杀的手法。笃信纳粹种族卫生信条的莫尔，自然不会强奸被列为劣等种族的犹太妇女，尽管他承认被他挑出来的个个都是美女。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打活靶的“奇妙极了”
的游戏：他命令这些少女和少妇在场区内的草地上狂跑，欺骗她们说只要跑足里程即可免死。当她们跑得筋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时，莫尔随即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把她们一个个击倒。过一会，再穿过一片片血迹，走来猛踢她们的裸体，并向那些还在喘息的妇女补上几枪。饱受他折磨的囚犯们当然不会忘记他，战后在奥斯维辛和他曾供职的其他集中营的审判中，莫尔都被判处死刑。最后，他罪有应得地走上了绞架。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也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 —200 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 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人，内3000多个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人吉尼斯记录。
四、奴隶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
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人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人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 ／4 到1 ／3 ，有时甚至只有1 ／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人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辞”时，毫不掩饰地对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 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一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因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 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 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人营4 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
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人睡，9 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3 点半，女看守的嚎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在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
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
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
